在国际关系论的研究领域，我基本上是一个外行，但是就在我从京都大学退休之际，恰好立命馆大学新设立国际关系学部，并邀请我去任教，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在日本的大学里讲授国际关系论，虽然主要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进行的，但是日本社会对国外的动向非常敏感，不得不涉及有关问题。在中国，有“杞人忧天”的成语，在日本也有类似的谚语，这些谚语反映了日本社会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的特性。
    我在讲课的时候，尽可能地向学生介绍日本人所不知道的外国文化，努力去说明各种现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通过这种讲授，我认为在国际关系论的领域内带来了一股新的风气。最初的一年时间，对我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年，因为我以一些实际的事例来讲授国际关系论，并亲身接触了这一领域。
    然而也就在那一年，苏联解体，国际关系论也发生巨大变化，学者们过去长期以来以冷战对峙来解释国际关系的说法已经不再适用。我过去非常喜欢看美国好莱坞007系列的电影，但是从那时开始，也渐渐地对此失去了兴趣。描写苏联核潜艇舰长叛逃美国的长篇小说《猎杀红色十月》被翻译成日文版时，我曾经非常入迷地阅读，但是当该小说被拍成电影时，苏联已经解体，这部电影对我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从此之后，美国的好莱坞开始改变创作主题，多以施瓦辛格为主角的惊险超人影片为主题，而渐渐地失去了固定的反对苏联的主题。
    苏联的解体，使我再一次对毛泽东充满了敬意，中国就是应该走自己的路的。尤其是最近，我更加能够理解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深刻意义。正是由于中国放弃了同苏联的同盟关系，所以才没有同苏联一起走向解体。对此，也许虽然不是毛泽东预见苏联解体，但他有神秘的预见能力，来在全世界面前同苏联展开论战，最终脱离了苏联集团。
    在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际关系论研究领域中，还不可能有对冷战结构解体以后的国际框架来有所论述和评价。因此，对首脑外交为当时一个重要的、新鲜的外交活动显现出来了。通过基辛格秘密访华而实现的尼克松和毛泽东的会见，就是这一外交的一个典型事例。在积极推进首脑外交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心目中，也可能始终存在着苏联的阴影，所以他们的思考中还残留冷战结构的思考方式，但是却可以说他们在外交上演出了一部宏伟的剧目。
    由此，国际关系论不再是被一些复杂理论所左右的冷战结构或框架（即思考方式），而是已经进入了戏剧化的时代。对此如何加以说明，我们不得不说，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其理由之一，是因为首脑外交反映着首脑本人的全面性格特点，所以一般学者不可能完整地解释或说明。而且某一个人的性格中往往有意外之处，所以学者更不敢随意加以说明。另外，其全面性格特点，还包括（无意识中）带着民族特点的思考，即“民族思考”。学者必须站在一个前提，就是应该从大局把握和判断一个民族。但从大局了解一个民族、了解其“民族思考”，又是难以做到的。
    在国际关系论的领域，第一个着手这么巨大的、未知的题目的学者，就是本书的作者林振江博士。这确实值得关注。
    (作者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