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国足协一直在不断加强裁判教育和管理。很多人都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足协像中国足协这样管理和处罚裁判的。当然,这也与目前中国足球联赛的现状有关。近几年,足协曾根据举报线索,不惜花巨资,多次派人对此类问题进行调查,但仍没有一个俱乐部真正站出来据实举报,也没有一个裁判承认,使调查工作半途而废、无功而返。这次调查要想有所突破,一是要有政策,没有政策,受贿裁判的心理防线很难解除。二是要力争司法尽快介入。
腐败问题的调查工作是件非常严肃、严谨、政策性很强、难度很大的工作。调查组经过研究提出三条政策建议:凡是主动坦白交待的裁判员,第一中国足协将保密,不对外公布裁判员的名字;第二,不移交司法机关;第三,不影响裁判员的使用。如果不主动交待的裁判员,一旦被别人揭发检举出来,中国足协将取消裁判资格,也不适用上述三条政策。
调查组展开调查。为了不在社会上引起过大的反响,调查组请中国足协裁委会以年终总结的名义召集四十八名裁判来京开会。会前,调查组研究认为,在这两天半的会议期间,只要有一个裁判讲出自己的问题就是重大突破。
会议在大宝饭店进行。中国足协裁委会秘书长李冬升介绍了近期裁判风波情况。南勇阐述了中国足协的三条政策。
会后,调查组分别找裁判一个一个地谈话。一个下午过去了,没有一个裁判讲自己的问题。直到晚上十点调查组再次碰头的时候,冬升说,现在已经有两个裁判承认自己的问题了。当晚,调查组又召开裁判全体会议,把今天取得的成果在会上做了一个原则通报,再一次讲明政策,希望有问题的人能够主动交待自己的问题。
第二天上午的谈话取得了重大进展,先后有七名裁判讲了自己的问题。这个结果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得多。根据这一突破,我们又列出了一些俱乐部提供的有问题裁判的名单,进行重点谈话。越来越多的裁判在经过几次谈话后开始承认自己的问题。
一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突然,听见几声轻轻的敲门声,随后我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一个人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又轻轻地关上房门,然后站在离我两米远的地方,表情局促地看着我。
这个人似曾见过,但一时想不起究竟是谁?来人或许是看出了我迟疑的神情,便向我的办公桌前快走了几步,主动自我介绍说:"主席,我是龚建平。我想耽误您一点时间,和您聊一聊?"
我一边示意他坐下,一边打量着眼前的龚建平。看上去,龚建平四十多岁,一米七五上下的个头,身体匀称而结实,文静的脸庞透着一股知识分子特有的斯文气质。在过去的足球电视转播中,经常能看到这个人,但裁判开会时,很少听到他发言。在此之前,我还没有和龚建平说过话。
龚建平坐下后,神情依然局促,并且有些激动,对我说:"最近,许多媒体都说是我给浙江绿城俱乐部写了忏悔信,并寄去几万块钱。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我是一名教师,这件事在我们学校,在我的同事、学生、朋友和亲戚中,造成了很大、很坏的影响。我和我爱人以及孩子的精神压力都很大。……我以我的人格甚至性命担保,我从来没有收过俱乐部的钱,也没有给浙江绿城俱乐部写过什么忏悔信。请您一定要相信我。我准备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法律的手段,维护我的名誉和权益。"
龚建平说到这里,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双手递给我:"这是我给您写的一封信。"我接过信封后,随即便打开。这是一封龚建平手写的信。信中的内容和他刚才讲过的话差不多。我看完信后,又将它装回到信封里,收了起来。
我说:"建平,我们是第一次面对面的聊天。但我更希望是心对心的聊天。中国足协相信每一位裁判,也相信你,更相信事实证据。但任何有问题的裁判也不要有侥幸心理,或对中国足协的政策持怀疑态度。中国足协在裁判问题上的三条政策是认真的、负责的。其目的不是保护有问题的裁判,而是要划一条线,坦白的就属于教育的范畴,这个范畴属于中国足协的管辖范畴。有问题不坦白的,就可能进入另外一个范畴,另外一个范畴就不属于中国足协的管辖范畴,很有可能会进入司法程序。现在的社会形势,你也很清楚,多少人整天在关注研究、追踪报道这次事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足协决不听风就是雨,也决不搞逼供信那一套。一切看每个裁判自己的态度,米卢不是有句话叫做'态度决定一切'吗?我们俩都是教师出身,都是为人师表的人,都是为人夫、为人父的人。如果你没有什么问题,也不要有什么思想压力。事实终归是事实。如果有问题,不论大小还是主动找调查组谈一谈。这是明智的选择。"龚建平仍然坚持自己是没有问题的,也没有写过那封信。
在整个这次裁判风波中,我没有单独与裁判谈过话,也没有裁判找过我。龚建平是惟一的例外,他的信也是我收到惟一的一封裁判写给我的信。
从那以后,我没有再见过龚建平。没过多久,忽然传来他被海淀刑警队拘留的消息,后来又听说他因受贿而被检查机关提起公诉,被法院判刑十年。
龚建平曾经是一位好老师,也是中国足坛的一位老裁判。但他以这样的悲剧结局,是人生的不幸,也是中国足球的不幸。他是当事人,也是受害者。那些使他走上这条路的人是否也应该受到良心的问责。
选自《忠诚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