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国山情

　　跨过宽仅丈余、深不盈尺的基卢乌马河，自然景观骤变。适才那些丛生的灌木、无垠的野草都从眼前消失；一座座高达千仞的山峰从前方压顶而来。原来，我们已从“高原水乡”乌干达进入“千丘之国”卢旺达。

　　卢旺达是非洲的一个腹地小国。总面积不到30,000平方公里，大小山丘却有几千个，因此有“千丘之国”的称号。全国平均海拔1,600米，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边境上的卡里辛比火山，高达4,500米，终年冰雪封顶，奇特俏丽。其他地区，虽然没有这样的高山，却也无处不是山岭绵延，曲折回环。

　　我们穿过卡图纳隘口，沿着盘山公路，直奔首都基加利。车子一会儿攀上山巅，一会儿钻入谷底，看不尽的自然美景。从谷底仰望，峭石chan（馋字食旁改山旁）岩，云天阻隔，长空被剪成一条蓝带。偶尔有飞瀑流泻，夕阳斜照，山涧平添一座虹桥。从山巅俯视，秀林佳木，郁郁苍苍，山坡上翻腾着碧波绿涛。波涛尽处，是大壑幽谷，但云蒸霞蔚，深浅难断。山光水色，雄险神奇，惊心动魄。

　　车到基加利，又是盘山绕谷。原来基加利建在几座小山上，山山相接，谷谷相通。它是卢旺达第一大城，但人口不过15万。崎岖的道路尘土飞扬，低矮的楼宇遮不住破旧的茅屋，山乡风味十足。我们在这里没有久留，径直折向东南，到卢旺达同坦桑尼亚交界的卡格拉河中洗尘。这里的景色与北路迥然不同。山丘平缓，翠绿照眼，香蕉、木薯、玉米和豆子间相生长。谷地宽阔，宛如青毯，那是水草丰美的牧场。山坡田地里，身穿宽大长裙的妇女，背负婴儿，挥锄劳作。谷地草场上，光着臂膀的少年，驱赶着大角牛，引吭欢歌。好一幅妙趣天成的山乡风俗画，柔媚而恬静。

　　山，山，到处是山。山不但把卢旺达装点得异常美丽，而且也决定着它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格局。我们走遍近半个卢旺达，只在公路旁看到几个有三、四十户人家聚居的村落。一经询问，却发现那并不是村落，而是省府或县城。真正的村落，在卢旺达可以说还没有。据当地朋友说，卢旺达全国480多万人，百分之九十四以上从事农牧业，约计85万户。这些农户，零零落落，散居在成千上万个大小不等的山头上。一个或几个家族住一山头。同一山头的人不但亲近，交往也多。年深日久，山头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细胞，成为一种政治、经济和宗教活动的单位，成为一种团结、互助和友爱意识的象征。现在，在全国的行政管理系统中，山头已被正式确定为县以下的基层单位。

　　我们沿路访问了一个山头。山头婉蜒约两公里，散居着七、八户人家。每家都是圆顶茅屋，一、二座，或三、四座，掩映在硕果倒挂的香蕉林中。妇女们在房前屋后的木薯和豆子间作的田地里锄草，使用的是锄头和砍刀。当日，附近有集市。男人们赤裸着汗水淋淋的上身，头顶上呈十字形放着两大串香蕉，正运往市场出售。我们应邀到一户农家小坐。男主人像不少卢旺达人一样，不知自己的年庚。但他看上去不过四十岁，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显得精明强干。比他年轻得多的妻子，已给他生下六个儿女。他家有两座茅屋，小的是仓库，大的是住室。住室一分为二，里为卧室，外为客厅。卧室中有木床一张，由男主人独享。妻子和儿女就只有席地而寝了。客厅中，有两个半新的塑料桶，那是从山下提水用的器具；三把用树枝编制的小凳，那是招待来客的雅座。墙壁上，挂着一个两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看来这是家中唯一的奢侈品。这个农户，据说是本山头的殷实之家。其他农户没有去拜访，但他们的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山头养育了卢旺达人，也给他们的生活和发展带来许多不便。用水困难，交通阻隔。人口增殖很快，而耕地有限，山头难以容纳。居住太分散，给教育、医疗、水电都带来很大困难。因此，从1973年开始，卢旺达在全国推行一项村庄化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国家出钱在山麓地带建立居民点，将山上居民逐步迁下来。这样，人口相对集中，不但有利于人民生活，也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农业、手工业、矿业、运输业和各种服务性行业。从根本上说，削平山头，把人们从传统的个体生产和小农意识的桎桔中解放出来，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卢旺达有胡图、图西和特瓦等三个民族。它们基本上是杂居，保存着许多共同的生活习俗。其中，最突出的是“乌姆冈达”活动。“乌姆冈达”在卢旺达语中是街坊邻里互相帮助的意思。一家建房、迁居或有红白喜事，同一山头或邻近几个山头的人都自动前来相助，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人出人。帮忙者不要酬谢，只要有几葫芦用香蕉酿制的“卢瓜瓜”酒，痛饮一场，也就够了。这种传统的邻里间无私互助的活动，现由政府倡导，在全国推广，发展成为一种为集体、为国家建设出力而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制度。每个星期六上午，上至总统、部长、军队司令，下至工人、农民和士兵，病残者除外，举国出动，筑路、修桥、建房、开荒、植树。十几年来，全国就这样完成大小项目上千个，促进了国家建设。由邻舍间互助发展到全国性公益劳动，“乌姆冈达”精神得到发扬和光大。

　　卢旺达同中国相隔万水千山，但其纯朴、勤劳的人民，却对中国怀有真挚、友好的感情。在中国援建的基加利—鲁苏莫公路旁的一家农舍中，我们看到主人同中国筑路工人的一张合影高挂堂中。六、七年过去了，他还记得每个中国朋友的名字。其中一个回国前脚踝受伤，他至今仍然挂记在怀。他也许以为我们同他那位朋友像在卢旺达一样，在同一个山头上比邻而居，因而极为认真地打听他的伤情。在鲁奔迪附近，从浓密的香蕉林中钻出六、七个青年人，用中文喊着“你好，你好”，将我们的车子拦住。他们每人腰间都挎着一个大葫芦，一定要我们尝尝他们自制的土酒。他们说，原来用香蕉酿制的“卢瓜瓜”酒，虽然浓烈醇香，但有点酸涩。中国朋友帮他们学会种水稻之后，他们做酒时掺上大米，酒味不但醇香，而且甘甜了。盛情难却，我们仿效着他们的样子，举葫芦畅饮。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高喊：“中国—乌姆冈达！”我们放下酒葫芦，也高喊：“卢旺达—乌姆冈达！”

　　（198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