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看中国

马振岗（前驻英国大使）

　　我在欧洲工作了多年，接触过不少欧洲官方人士，也和许多老百姓打过交道。总的感觉是，欧洲公众普遍对中国怀有一种“神秘感”，有些人甚至对中国存有不少误解。

　　历史原因造成的民族优越感

　　我在英国学习和工作时，深切感觉到，欧洲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白种人比其他种族优越的情绪。无论是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还是别的欧洲人，他们大都不会承认这种优越感的存在，但许多中国人还是在生活中隐约感受到了。例如，在英国，中国留学生即使学习成绩优异，就业时也往往处于劣势。

　　先入为主的欧洲观念一些欧洲人总想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衡量中国人，觉得中国人缺乏修养，甚至粗鲁、野蛮。比如，狗是欧洲人喜欢的宠物，人对狗感情挺深。我有一位英国议员朋友，他把自己死去的狗埋在自家的院落里，还树了个碑，并把狗的遗像挂在屋里纪念。但在中国，长期以来养狗大多是为了看家护院，有的地方还把狗肉当做美餐佳肴。前几年，英国一家销路很广的小报用一个整版刊登了中国福建某地杀狗卖狗皮的事。消息刊出后，使馆的电话就开始响个不停，我个人就收到一麻袋的抗议信件。有一位老太太给我打电话，哭着责问：你们怎么能连可爱的小狗都杀了吃呢？欧洲人普遍认为，他们对待动物的观念是正确的，不符合这种观念则是不人道的。此外还有关于中国人杀猫、取熊胆诸类报道。类似消息一多，许多欧洲人就形成了中国人野蛮的印象。因此，我们对外报道某些风俗人情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外国民众的接受心理。

　　欧洲人对祖国的观念普遍不如中国人那样强烈欧洲人也很爱国，对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的情绪也相当强烈。但我感觉到，欧洲国家一般都较小，现在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祖国的观念正逐渐淡化。对普通百姓而言，今天是一个英国人，明天成为德国人或美国人，并不是什么特别紧要的问题，跨国、跨洲婚姻习以为常。但中国是个具有几千年传统文明的古国，对国家的归属感很强。即使是在国外居住多年的华人，已经取得居住国国籍，但中国也一直是他们心目中的“祖国”，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

　　我们在国外工作时，时常会遇到某些欧洲人不理解中国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其中有的人并非完全是出于对中国的敌意。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曾刊登过一篇文章，作者认为中国那么大，分成几个国家也无所谓。后来我批评过这个作者，他辩解说他不是敌视中国，就是觉得中国太大了，并且认为不仅中国，美国、俄国、加拿大都可以分成几个国家。我曾问过一些英国人：“如果苏格兰要独立出去，你们能同意吗？”他们却回答：“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就去独立吧，我们无所谓。”话虽这么说，真正碰到这种事时，态度就不同了，北爱尔兰问题就是个实例。不过，确实有部分普通百姓不那么重视这个问题。

　　人文思想的差异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早，强调“人性解放”，个性自由已成为人们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而中国在重视个人的同时，更加看重国家利益和集体的利益。人文思想的差异，自然造成认识上的不同。我在英国时，经常有朋友赞叹中国办大事的效率，有什么事，只要是集体动员，马上一呼百应，事情能够很快办成。而在欧洲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同时又认为中国缺乏自由，总在中国人权问题上说三道四。中欧在人权问题上的一些分歧，固然主要是政治的因素，但这种观念上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欧洲和平主义思想流行二战之后，欧洲安全长期依赖美国，日子过得比较舒适，公众中逐渐滋生了浓重的和平主义思想。特别在冷战结束后，欧洲人更感到安全已不是迫切的问题，而更关心自己的福利。所以，一般欧洲老百姓一听到“战争”这个词就感到紧张，对国家增加军事开支反应强烈。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感到他们普遍对打仗很害怕，觉得不管什么理由打仗死人都不应该，对美国甚至本国政府动武的举动都很反感。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比如，有些人就觉得中国历史上打过许多仗，是个“好战”的民族。我反问：“你们欧洲人不也是打过许多仗，而且还多次打过中国？”不少人回答：那都是我们先辈干下的愚蠢事。

　　政治上的偏见长期的恶意宣传和歪曲，特别是当年德国法西斯也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起家以及前苏联的一些做法，造成欧洲人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顽固偏见，至今未见根本改变。他们往往不加分析，一律把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与“独裁”、“专权”、“没有民主”画等号。许多欧洲人对中国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却深存先入为主的看法，单凭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就毫不犹豫地认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人民缺乏“自由”。

　　马振岗大使在英国同大法官、上院议长欧文勋爵交换看法。

　　美国因素及舆论的影响欧洲与美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道德价值、文化观念等诸多方面相同或相似，又长期深受强大的美国舆论影响，深深妨碍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客观认识。总的看，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正面报道少得可怜。抓住某些片面现象甚至谣传大做文章，是多数西方舆论领域的惯用手段。

　　我曾与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讨论过。他认为中西舆论理念不同，西方媒体的原则是暴露为主，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本国也是如此。我深刻地感到，这种不良的舆论宣传对我国的形象“破坏力”极大。一则歪曲报道造成的危害，往往花很大精力都难扭转过来。英国一家小报散布过北京一家小饭馆卖“人肉”包子的谣言，还真有人给使馆打电话询问：中国是不是有人吃“人肉”包子？有的英国友人问我对英国媒体关于中国报道的看法，我坦率而诙谐地说：哪一天报纸上没有中国的消息，对我来说就是“好消息”。因为点滴的所谓对华客观报道，实在难以抵消大量消极报道的恶劣影响。近些年对华的客观报道确有增加，但整体上还是坏的太多而好的太少。

　　欧洲人看中国的确像瞎子摸象以上种种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应当看到，这种情况是长期形成的，而且涉及一些深层原因。要改变这种情况，根本改变欧洲人的看法尚需时日。令人鼓舞的是，随着我国的持续健康发展，中欧关系不断加强，双方往来增多，对华舆论正在发生一些积极变化。凡是到过中国的人，除了对华怀有深刻敌意的，对中国的看法都会有些转变。

　　毫无疑问，争取对我国客观友好的舆论环境，仍是一个长期艰巨的挑战。这不仅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而且更需要每个中国人，特别是到国外工作、学习和旅游的人，把具有悠久文明素质、优良道德传统和崭新精神面貌的中华民族形象，以自己的实际言行展现在广大世人面前。希思的中国情结马振岗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去世的噩耗传来，我感到很难过。其实对他的谢世，我并不是毫无思想准备。2002年7月我离任前，他举行家宴为我们夫妇送行时，已显得虚弱。我问他准备什么时候再访问中国，我可在北京接待他。他笑了笑，无可奈何地说：“这恐怕由不得我了。”意思是要看他的身体状况。

　　关于希思，我很早就有不少听闻，对他也心仪甚久。但因工作上一直没有牵连，长期无缘得会。直到我1997年3月到英国担任大使后，才有机会与他相识。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到任不久，英国一些友好团体在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里为我举行欢迎招待会，前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杰弗理·豪主持。出席的人很多，我自然是招待会的“中心”人物，许多人围上来打招呼，气氛非常热烈。我周旋在那些名字熟悉却面孔陌生的英国朋友中间，不知不觉就到了招待会快结束时刻。主人告诉我，希思答应要来，但一直未见他的身影。时间已经挺晚，我不便再逗留，就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热心的主人把我送到博物馆楼后门。晚上九点多，初春的伦敦天色已经昏黑。影影绰绰间，我见迎面蹒跚走来一位身材高大的老者。使馆的同志悄声告诉说：“大使，那是希思。”我一听，急步迎了上去。他停住脚步，打量了我几眼问道：“你就是新到任的中国大使？”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认真地说：“有件事要向你说一下，所以会议一结束我就赶来了，幸好还不算太晚。你可能已经知道，达赖在英国影响很大，许多英国人对西藏的事毫不了解，中国在宣传上做得还很不够，你来了以后，应该更重视这项工作。有时间我再给你详谈，我先进去和他们打个招呼。”不等我表态，他已握别朝里走去。

　　不过三分钟的第一次会面，却长久留在我的记忆中。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对我到任讲任何欢迎或祝贺的话，却率直地提出工作建议，实在不同凡响。他关心的是中国的事，虽是初识，却没把我当成外人，一见面就坦诚而恳切地谈出自己的意见。只有中国真正的朋友，才能这样做。

　　马振岗大使与布莱尔首相交谈

　　希思先生不仅这么说，而且也身体力行。听英国朋友说，希思曾多次在西藏问题上替中国讲话，揭露达赖散布“谈判”的假象。后来，我还真亲身经历了一次。那次是曼彻斯特工商界请我去介绍中国发展的情况，同时被邀的还有希思先生。他先讲，我后讲。他站在讲台上，生动地回顾着与我国几代领导人交往的情况。我坐在台下第一排，和二百多人一起恭听。讲者津津有味，听者全神贯注。突然，从礼堂左门风风火火地闯进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女人，手里拿着一张画像，嘴里喊叫着：“西藏！西藏怎么办？”她冲到我面前，一下子把那张画像塞给我。我瞥了一眼，见是被达赖“封”为所谓“班禅”的那个男孩像，愤怒地高声说了句“无耻”，顺手抛了回去。画像落到地上，她匆忙中在上面踹了一脚，在一片不屑的嘘声中惶惶地从右门窜了出去。

　　经过这阵骚乱，礼堂又恢复了平静。希思清了下嗓子说：“这个女人太没礼貌，也太无知。她根本不了解西藏的真相。”接着，他离开讲稿，谈起了他的一件经历。他说，达赖曾多次找他，希望能在西藏问题上给予支持。我告诉他，西藏很早就属于中国，西藏“独立”是绝对不行的。达赖说他不谋求西藏独立，而只是要求就西藏问题与中国政府谈判，一再要求我向中国领导人传话。我信以为真，专门向邓小平谈了。邓说只要达赖放弃“藏独”图谋，不再继续搞分裂祖国的活动，中央政府愿意和他谈判。我听了很高兴，特地到纽约向达赖讲了。不料他听后毫无反应，只是要我支持他。我这才明白，他说要谈判是假，实际还是要搞西藏独立。我当然不会同意。以后他再也不和我见面了。所谓西藏问题，就是达赖闹独立造成的。希思刚讲完，台下立即响起一阵掌声。

　　希思继续做完报告，轮到我讲话。我自然要对那女人的行为做出反应。我扼要讲述了西藏成为中国一部分的历史，并详细介绍了“金瓶挚签”的传统做法和新班禅的遴选过程。会后，许多人称赞我的介绍，并对藏独分子的无理取闹表示愤慨。希思握着我的手说：“讲得很好，我也了解到不少东西。你应该多向英国人讲讲，他们对西藏太无知。”

　　1974年5月25日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及其随行人员，在北京参观工艺美术展览。希思先生的中国情结，西藏问题不过是一例。从1974年5月起，希思到中国访问了26次，基本上是一年一次。他对我说，第一次访华后他内心就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产生了感情，特别钦佩中国领导人的才能和机智。“每次同他们交谈，都感到他们有智慧，有远见，看问题深刻，受益匪浅。中国是一个变化中的伟大国家，我要争取每年都到中国一趟，亲身体验中国的进展。”对他的中国情结，我1997年6月底应邀到他家做客后更有了深刻了解。

　　他家住英国南部的索尔兹伯里，是在一所由两个不同时期建筑合并在一起的三层老楼里。我在这所古老建筑门前深喘了口气，才谨慎地按了下门铃。第一次到一位前首相家里做客，我多少有点紧张。他开门慈祥地迎上来，问我路上是否顺利，接着问我要不要先去“休息室”（Rest room，另一意思是盥洗室）。我一愣，他又问了一遍，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老人是怕我坐车跑了两个多小时，路上没地方方便。他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架子，而真正是体贴入微。我心头一热，原有的拘谨也彻底消除了。我随他走进客厅，迎门是一架钢琴，钢琴上面摆着十几张照片，都是他和各国知名领袖的合影。我发现他把同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合影放在最醒目的位置。希思感到最兴奋的是，他与中国三代领导人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自豪地说：“和中国三代领导人都有交往的，在英国只有我一个，在世界上也不多。中国人把我叫做老朋友，我为此称呼感到骄傲。”席间，他津津乐道地回顾起几次访问中国的情况，言词中充满对中国的浓厚感情。

　　饭后，他带我上楼看收藏的礼品。楼梯周围的壁纸上，全是关于孙悟空的画图。他颇为得意地说：“我很喜欢中国猴王这个形象，这是专门请人设计的。”摆出的礼品中，相当一部分是中国的，他一一讲述哪件是谁送的，记得很清楚。书橱里，我看到不少是关于中国的书。他告诉我，他一直很重视中国，从理性上认为和中国发展关系符合英国的利益，所以在担任首相时推动英中关系从代办级升格到大使级。后来到中国访问，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感到他们都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同他们交谈很有收获，也很轻松。访华次数越多，对中国的了解越深刻，就越有感情，越愿为英中关系做些事。希思在许多场合都为增进英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做出努力，并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包括推动香港问题的解决。我想除了理性的认识外，他的中国情节是一个重要因素。

　　1989年春夏那场风波发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纷纷对华采取“制裁”行动。不少人对华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变化，甚至有些过去对中国“友好”的人此时也加入“谴责”的行列。希思作为一个西方政治家，自难对中国发生的事完全理解。但他觉得自己是中国的朋友，无法为中国讲好话，可也不能公开讲中国的坏话。于是他选择了沉默，不再公开讲话，并拒绝接受任何采访。在当时西方反华言论甚嚣尘上的情况下，这实属难能可贵。

　　1999年，我们按他的要求做好了访华安排，他却主动推迟了。他见到我时表示了歉意，解释说，科索沃打仗了，他觉得作为前首相离开国内不妥，“也许政府需要我的咨询”。这就是希思。英国的利益始终在他心里占主导地位。他1950年进入议会，一连当了50年下院议员，为此他放弃了受封勋爵（LORD）的机会。因为成了勋爵，就只能进入几乎无任何实际作用的上院（贵族院），无法继续发挥政治作用，结果到临终他也只是个爵士（SIR）。他后来虽年迈体衰，却仍积极参与议会的活动，受到人们的尊敬，被称做“议员之父”。2000年大选时他退下来，却仍关心世界和英国政坛上的事，经常参加政治活动。2001年，撒切尔夫人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出，英国应退出欧盟。不久在议会里举办的一次讨论会上，我恰好坐在希思旁边，就问他的看法。他气愤地说：“英国加入欧盟是她当首相时实现的，她现在这样说，大概是疯了。她早就应该闭上嘴！”

　　马振岗大使与希思一起接受采访

　　我在英国当大使期间，他已经八十多岁，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但有关中国的重大活动，他都要不辞辛苦地参加。我国领导人访问英国，他总要求会见，并认真而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有关见解。1999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问英国，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英国女王、政府和各界都特别重视，希思自不例外，参加了好几场活动。结束访问的头一天晚上，江主席在使馆举行答谢宴会，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应邀出席。这是女王第一次到中国大使馆，英方戒备森严，离使馆很远就不让汽车靠近，许多政要和名人都不得不步行很长的距离。宴会即将开始，就剩下下院女议长和希思两个人未到。我正有点着急，女议长匆匆赶来了，告诉我她和希思同时到达的：“我和希思都挺着急，我一气小跑赶来了，他跑不动，恐怕要费些力气。”不料刚过了几分钟，希思却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来了。他虽然晚到，我内心却对他油然产生出一种难以述说的敬意。他年岁很老，身体又胖大，这段路是他克服多大困难才如此快走完的！那晚的宴会气氛非常热烈，宾主都很愉快。江主席高兴地唱了两支歌和一段京剧，特别是与女议长合唱的英文歌更把宴会带入欢乐的高潮，连一向表情端庄的女王也乐得前俯后仰。还是希思有心机，他提议与会的英国客人集体唱首歌，以表达对江主席的谢意。这一建议立即得到热烈响应，一齐高唱了英国的传统民歌《因他是个好小伙》。宴会就这样在歌声中圆满结束。

　　希思与中国直接交往三十多年，对华友好的事例不胜枚举。我写下这几件亲身经历的事，算是对他逝世的悼念。我常想，一个外国政要，一时一事对中国友好并不难，一贯地对中国友好却不容易。希思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对华友好，这在英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上也不多见。

　　希思走了，英国丧失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真诚的老朋友。美国人看中国于非外交部办公厅参赞亲历与想象的中国差异大

　　1984年7月3日，美国希德威尔友谊学校中文班师生在四川重庆参观著名的大足石刻。几年前，作者陪同美国议员团访华。第二天吃早饭时，一位成员就感慨道：“我在美国听到的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戒备森严，百姓没有自由。可昨天我一下飞机，立即知道不是这样的。从机场到北京饭店，除了维持交通的警察，我没有看到一个武装警察。街道上老百姓人来人往，毫无恐惧的神色，他们都自由自在，只是稍微显得有些匆忙。”我说：“可惜，好多美国人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以前，作者陪同一个美国代表团到重庆访问。星期六上午出发参观时，两个成员左等右等就是不出来。大约二十分钟后，一男一女才气喘吁吁地赶到。一问，才知道他们偷偷去教堂了。因为相处得比较好，我略带嗔怪地跟他们说：“想去教堂早点告诉我，可以安排。干吗要偷偷摸摸的？”两位说：“我们在美国听说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做礼拜的人都受到警察的监视。我就想搞个突然袭击，看看你们的教堂是不是摆设。”我问道：“怎么样？碰上警察啦？”“没有呀，到教堂做礼拜的人很多，和美国没有两样，警察没找我，倒是我刚才找警察帮忙问路了。”说完，哈哈大笑：“警察问我是不是OK，我连说了三声OK。”

　　现在，由于双方往来人员大量增加，美国人如此不了解中国的人越来越少了。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受美国媒体长期负面报道的影响，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仍以负面为主。我在美国坐出租车时，曾有意识地了解出租车司机对中国的看法。结果大多数司机对中国的印象首先是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不允许生育二胎。看来，要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前面的路还很长。

　　中国功夫“吓”坏美国小伙

　　曾几何时，中国对众多美国人来说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不少美国人是从成龙、李连杰的武打片中了解中国的。过去好莱坞电影当中的动作片只有手上功夫，没有脚上功夫。成龙的电影引发了中国“功夫热”，中国人的脚上功夫如今已被美国人所接受和模仿。

　　在纽约华人当中，流传着一个经典故事。纽约市中心的中央公园是散步和锻炼的好地方，但治安不太好，抢劫时有发生。一个刚到美国的中国青年人也喜欢到中央公园锻炼身体。一次，他在跑步时突然有个黑人小伙从旁边擦身而过。他怀疑这是美国强盗的伎俩，赶紧伸手摸口袋，发现手表不见了。照理说他应该认了，路遇强盗，自认倒霉吧。可他就是不信这个邪，一个箭步追了上去，拦住对方的去路，伸出手大喊：手表！手表！见对方没反应，他急中生智，想起美国人怕中国功夫的说法，便摆出马步，做“少林武功”状。美国小伙见状，赶紧从手上摘下手表，扔了过来，然后拔腿就跑。中国青年捡起手表一看，不是自己的，再摸自己的另一只口袋，发现手表在里面呢。这下他明白了，自己的功夫把美国小伙吓坏了。

　　现在，中国功夫仍是美国民众津津乐道的“特产”，但许多神秘感却已消失。比如，“紫禁城”（故宫）、长城、兵马俑、敦煌莫高窟等对美国人来说，仍是中国最令人着迷的地方，来中国的美国人没有不想看一看的。但这种愿望更多的是旅游者的渴望，而不是过去那种带着神秘莫测的心态去向往。因为对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说，随着接触的增多和了解的增加，中国已日益成为一个普通国家。

　　担心中国发展抢了美国风头

　　掀开神秘的面纱之后，许多美国人又对中国担心起来：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抢了美国风头，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产生浓厚兴趣，从而使美国的吸引力下降。中国的产品，从初加工的棉布到高科技的电脑，都很有竞争力，让这些领域的美国工人面临饭碗丢失的问题。中国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一些美国人担心中国为了争能源和原材料而与之对着干。在国际社会普遍重视环保的背景下，美国许多人指责中国“不负责任”地大量排放污染。当然，还有一些人担心中国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对外扩张。

　　正如一位研究中美贸易关系的美国权威人士近来在国会作证时所说的，中美之间已经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地步，美国既担心中国强大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形成挑战，又担心中国衰弱连累美国经济。他的话代表了美国政界许多人的共同心理。

　　美国的理念是美式民主与自由，并自认为肩负着将其推向世界并“惠泽”全人类的使命。在一些美国人，特别是从政的人看来，中国并非一个民主国家，至多在民主的方向上迈出了一小步；中国在强大过程中，必然会重走世界上所有强国所走过的道路：对外扩张。其实这也是美国所走过的路。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是以小心之心度君子之腹。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一条非常明显的思路，那就是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让中国成为与美国配合的建设性合作伙伴。

　　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

　　作者长期从事美国国会的研究工作，美国人总是推销三权分立政体。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中国为什么不实行议会民主、不实行直选。我反问他们，不到40％的参选率能说明美国的民主制度完善吗？“胜者得全州”的总统选举制度，导致支持当选总统的选民人数还少于落选总统的选民人数，这公平、民主吗？国会与白宫相互制衡，导致政府关门，这是负责任的行为吗？对方无法回答，却从未放弃让中国学美国的冲动。

　　于是，美国人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中国，戴上自己的眼镜观察中国，对自己看不惯和不接受的，不管中国国情如何，一概加以反对。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对地广人稀、劳动力相对不足的美国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于是，这一政策常常成为美国政客和媒体攻击的话题。

　　尽管许多美国人对中国这也不满、那也不满，但他们毕竟是世界上最现实的人。他们知道，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他们必须面对一个迅速发展的中国，必须与中国打交道；没有中国的参与，不仅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难以实现，人类面临的其他许多难题都无法解决，如反恐、跨国犯罪、缉毒、防控疾病、不扩散、环境等问题。

　　美国各界对中国看法各异

　　在美国，我们总能在中国问题上听到不同的声音、不同的主张。比如，工商界是中美友好最大的、最直接的受益者，对中国的看法积极面多于消极面，更多的是把中国视为现实的且潜力巨大的合作伙伴，支持中美友好的声音就大。而在国会，因为受各种非政府组织影响较大，加之意识形态色彩较浓，党派斗争激烈，对中国的消极面看得更多，对中国的发展担心更大，甚至经常听到污蔑中国的言论。学术界则两面都有，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时而这派占上风，时而另一派占上风。对此，我们不必看得太重。你只要到美国百姓当中与他们聊聊，就可以理解这一现象了。其实他们对美国自身的看法也类似。

　　就像谁都爱照镜子一样，哪个国家的民众都想知道别国怎么看自己的国家。但正如镜子有凹镜、凸镜、哈哈镜和普通化妆镜一样，同一个人照出来的样子并不一样，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眼中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也不必太当回事，还是先把自己的事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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