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雄才伟略魅力震万隆

刘新生（前驻文莱大使）

　　2005年4月18日是第一次“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召开50周年纪念日。50年来，世事历尽沧桑，不论是在亚非大陆还是世界其他地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亚非会议所倡导的万隆精神，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当前与今后的国际局势，继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同其他国家代表团紧密合作，共同努力，为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做出了卓越贡献。会议期间，周总理以决策人、指挥家和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殚精竭虑，日夜操劳。他以非凡的智慧和才华、豁达的外交风度和高超的外交艺术，使新中国的外交大放异彩，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推崇和普遍赞誉。

　　身负重任赴万隆

　　召开亚非会议是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于1953年8月首先提出的。1954年4月，印度、印尼、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5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时，根据印尼总理的建议也讨论了召开亚非会议问题。1954年12月底印尼总理邀请印度、缅甸、锡兰、巴基斯坦4国总理在印尼的茂物举行会议，具体落实召开亚非会议事宜，一致同意亚非会议由他们联合发起召开。

　　根据5国总理茂物会议决定，印尼总理于1955年1月15日代表亚非会议发起国致电周总理，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定于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2月10日，周总理正式复函印尼总理，通知他中国政府同意亚非会议的宗旨，决定派遣代表团出席会议。2月21日，印尼驻华大使莫诺努图前来中国外交部会见章汉夫副部长，递交了印尼总理对周总理2月10日信函的复电。复电对中国政府接受邀请深表谢意，并希望周总理兼外长亲自率团去印尼出席会议，而且恳切地说：“您的出席必将有助于会议的成功。”

　　中国接受邀请后，就开始积极准备参加亚非会议的各项工作。

　　就在亚非会议召开前夕，美国竟指使蒋介石集团派遣特务，阴谋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妄图暗害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破坏亚非会议。中国代表团原定乘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取道香港前往印尼，后因周总理应邀参加印度总理和缅甸总理在仰光的约会，临时更改了航班，得以幸免。而按原计划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中国代表团3名工作人员、5名记者及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等11人及机组人员7人全部罹难。

　　面对这样一种十分错综复杂的形势，要完成好如此艰巨的使命，真是如履薄冰，没有外交家纵横捭阖、巧于周旋的伟大才干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英雄气概，是绝对担当不起这一重任的。周总理就是集这些雄才伟略于一身的革命家、战略家、政治家和外交家。但正当紧张地筹备参加亚非会议之时，周总理却于1955年3月12日突发阑尾炎住进了北京医院，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决定要及时动手术。周总理突发急病住院，无疑给会议的准备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万一周总理手术后需要休养而不能如期率团赴会，那么中国代表团团长和首席代表一职由谁来接替就成了一大难题。对此，中共中央经慎重研究后做了两手准备，并由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于3月15日通知陈毅副总理说：因周总理刚刚动了手术，如4月中旬不能率团出席亚非会议，由你率团出席。陈老总当时深感“替人最难”，加上时间紧迫，“难于接手”。但他认为“中枢负责人的健康关系甚大”，虽感到有些勉为其难，还是服从中央的决定，十分认真地做了一番准备。后来，由于手术十分顺利，周总理于3月28日出院，陈老总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出院后，周总理在身体还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于4月1日召开了外交部领导人会议，讨论了出席亚非会议的方案和代表团名单，并于4月4日分送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4月5日，在毛主席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和代表团组成人员名单。上呈方案对会议形势进行了客观、深入、全面和实事求是的分析，认为亚非各国虽然在社会制度方面存在着差异，但他们在历史上都有遭受帝国主义压迫和殖民统治的共同遭遇，都有维护国家主权、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共同愿望和反帝、反殖、捍卫亚非与世界和平的共同基础。因此，中国代表团与会的总方针确定为：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亚非国家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力求会议取得成功。为此，提出了最高和最低两个纲领。最高纲领是争取缔结亚非国家和平公约或和平宣言，主要内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最低纲领是争取发表一个带公约性的公报，作为亚非会议的具体成果之一。在具体操作上，中国代表团确定，在会议上多提亚非国家的共性问题，而不突出中国的特殊问题；在向会议提出要求时，要从大多数亚非国家的共同要求出发，再联系到中国的要求；中国支持其他与会国的合理要求，而不要求他们支持中国的要求；中国代表团不向会议提任何不可能达成协议的议题，对某些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了解和疑惧而可能进行攻击、污蔑时，中国则应采取正面申述立场和说明情况、不为所动的方针，避免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此外，估计到会议期间可能会有人提出台湾问题，因此确定如下方针：中国主张通过国际协商，缓和并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内。经过一系列的紧张准备之后，毛主席于4月13日根据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宣布了代表团的组成名单，任命周总理兼外长为首席代表，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为代表；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第一亚洲司司长陈家康、外交部欧非司司长黄华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席达埔生为顾问；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王倬如为秘书长。

　　4月7日，周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专机离京飞昆明，并按预定行程于4月14日换乘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包机离开昆明南飞，在仰光停留和参加小型会议后，途经新加坡于4月16日抵达“千岛之国”印尼首都雅加达。走下飞机，炽热的空气扑面而来。这里既有来自赤道的高温，也有发自当地人民内心的热情。为了迎接亚非会议的召开，整个雅加达用热带的花木装扮一新，色彩斑斓的与会国国旗迎风飘扬，象征“亚非”的“AA”图案标记到处可见，大街两旁聚集着笑脸迎接贵宾的人群。挂着五星红旗的中国代表团的汽车，常常在人墙和掌声中穿行。4月17日，中国代表团如期抵达避暑胜地万隆。会议东道主、印尼总理到机场迎接。周总理在万隆机场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指出亚非会议的召开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一起讨论共同的有关问题；尽管有人正在力图破坏这个会议，但是和平友好的正义事业是破坏不了的；这次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为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与合作，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和平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周总理简短的谈话既指出了亚非会议的重要意义，也预示了会议将会遇到的困难，但对会议的成功表达了充分的信心。

　　中国代表团前往万隆会议会场，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

　　求同存异拨航向

　　1955年4月18日，是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开幕的日子。

　　会议开幕时，乐队奏起印尼国歌。随后，由印尼总理以会议主席身份邀请苏加诺总统致开幕词。苏加诺总统以《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为题，发表了50分钟热情洋溢的讲话。

　　4月18日下午和19日全天举行全体大会。在这两天里，除了印度等几个代表团外，报名要在大会上发言的23个代表团团长都在会上发表了意见。绝大多数发言者都谴责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表示了促进亚非团结的良好愿望。会议充满了友好与和睦的气氛。但是，和声中也冒出了很不协调的杂音。4月19日上午，周总理没有发言，他知道还会有人出来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辩护，攻击共产主义。他要掌握最好的时机，做最有针对性、最有说服力的发言。他沉着、耐心地听着，不时在纸上记着什么。果然，19日上午的发言中又有人对美国大唱赞歌，攻击中国搞“渗透”、“颠覆”。当会议主席以洪亮的声音宣布：“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发言”时，话音刚落，会场中突然响起了一阵少有的暴风雨般的掌声，离开了会议室的人们迅速地回到了他们的座位上。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人，没有座位的地方也站满了人。这时，周总理同随从的翻译浦寿昌一起，健步走上了讲台。霎时间，会议大厅里的水银灯一齐亮了起来，人们手中的照相机一齐咔嚓咔嚓地响起来，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意识到这一时刻对会议的成败和全世界和平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周总理在讲台上站定之后向会议主席点了点头，用他炯炯有神的目光看了看全场，便开始发言。他首先声明，他的主要发言已经印发给大家了，不再重读。但表示，在听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一些发言后，他愿意补充几句话。这时，不仅是记者们、代表们和会议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们，连来宾席上的一些外交使节们也掏出笔记本并拿起了笔，准备记下周总理的即席讲话。

　　周总理一开头就宣布：“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此言一出，会场上的气氛顿时起了变化。周总理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周总理不卑不亢、合情合理的讲话像一块大的磁铁，吸引了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宽敞的会议厅里一片寂静，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着、记着。接着，周总理阐述了被称为“万隆精神”主要内容之一的著名的“求同存异”的命题。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的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对立。”“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确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代表们听到这里感到似乎雨过天晴，立刻心宽气畅，好像找到了使会议团结、成功的金钥匙。这就是著名的“求同存异”的方针。

　　根据当时会内外的情况，周总理估计到今后几天的会议中会有人提出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因此，在这篇讲话中，他使用了高超的外交技巧，阐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及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的立场。他说：“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如同苏联所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要求是正义的，这完全是内政和行使自己的主权，并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我们也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去年，科伦坡5国总理会议，还有亚非其他国家，都曾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而且，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周总理这番话，既说明了中国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立场和要求是完全正当的和合理的，又体现了中国从大局出发，不使会议陷入争论和对立。许多人边听边点头，对中国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表示赞许。

　　接着，周总理就两天来会议所谈到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宗教信仰自由和所谓颠覆活动等问题，根据求同存异的精神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为此不应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他强调，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和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关于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700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数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中国代表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阿訇（指中国代表团顾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席达埔生）。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的内部团结，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关于所谓颠覆活动问题，他说：“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有人说，中国在国外有1000多万华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活动。但是，华侨的双重国籍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权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又有人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威胁别人。中国境内有几十个少数民族共4000多万人，其中傣族和相同系统的壮族将近千万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就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威胁邻邦呢？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周总理又引用一句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周总理以洪亮的声音讲了最后一段话：“16万万的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发言结束时，会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当周总理步下讲坛回他的座位坐定后，许多代表纷纷走过来与周总理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周总理这短短18分钟的发言如同一阵清风，驱散了两天来笼罩在亚非会议上的阴霾，为会议成功指出了方向，从而使会议有可能绕过前途中的风浪和暗礁，沿着既定的航向朝着预定的目的地前进。同时，这个发言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巨大反响。印度总理尼赫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说。”缅甸总理吴努说，这个演说是“对攻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埃及总统纳赛尔说：“我喜欢他的演说。”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说：“这是很和解的演说。”甚至菲律宾代表罗慕洛也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西方通讯社也不得不承认周总理获得了极大成功。

　　1955年4月18日—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首届亚非会议。这是出席会议的埃及总理纳赛尔（左）乘飞机抵达万隆。

　　趋利避害显奇才

　　4月19日周总理发言后，亚非会议出现了宽松和乐观的气氛。万隆人民的注意重点开始从“独立大厦”转到了“红白大厦”。从20日起，亚非会议下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委员会分别在这里开会。然而，人们最关心的是政治委员会，因为这个委员会由各代表团团长参加，而且讨论的是人们最关心的人权、自决、附属地、促进和平与合作等主要问题。20日全天政治委员会会议进行得比较顺利，讨论和通过了人权和自决问题决议、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支持印尼对西伊里安主权的决议、支持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和突尼斯3国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的决议，坚决反对一切种族歧视、深切同情和支持种族歧视受害者的决议。

　　到21日，会议又出现了麻烦。在散会前出现激烈争论时，周总理仅表示：不能同意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所发表的一些言论，要求保留第二天就此发表意见的权利。周总理以弯弓不发的策略，采取了在会下进行说服和摸清科特拉瓦拉真实意图的方法。周总理不仅在政治委员会散会后留在会议室与科特拉瓦拉当场个别交换意见，而且还趁热打铁，在当天晚上又与会议主席、印尼总理联袂拜访他，以耐心说服的方式向科特拉瓦拉系统阐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周总理严肃地问科特拉瓦拉：“你是发起国之一，把我们请来，又来破坏会议，什么意思？”科特拉瓦拉连忙解释说：“我就是说说而已。”22日政治委员会会议一开始，科特拉瓦拉就声明，他的讲话无其他意思，只是想说出他的“心里话”，既无意引起争论，也不提什么动议和决议。根据这一情况，周总理在会上只做了一个简短发言。他说，中国不能同意科特拉瓦拉总理昨天关于新殖民主义的提法，东欧国家的人民已经按照自己的愿望选择了自己的国家制度，人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这是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提出一种新的定义或者进行新的辩论，都将无助于这个会议，最好的办法是互相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不是进行辩论，因为那样做不可能对此问题有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愿望。周总理说，中国希望这次会议和谐地达成协议，昨天科特拉瓦拉总理发言以后，我们宁愿在会后阐明自己的意图，而不在会上进行争论和答复。接着周总理提出了几点意见：（1）我们不应该在这里争论各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2）对殖民主义的解释，那是各人的见解问题；（3）我们是以合作的态度来寻求解决的办法。周总理发言后，科特拉瓦拉接着表示，他昨天的发言只不过是表示他自己的不同见解，并没有意思要引起一场争论，更没有意思要把这个会议引向失败。

　　本来，周总理在会下的工作和会上发表的既坚持原则、又十分和解的简短发言以及科特拉瓦拉总理的表态，可以缓和会议的紧张气氛，避免在会上再次发生争论，但树欲静而风不息。4月22日下午和23日讨论起草关于世界和平和合作决议的过程中，又一次出现了严重分歧。缅甸总理吴努建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来指导各国之间的关系。印度总理尼赫鲁对此表示支持，并谴责“巴格达条约组织”和“马尼拉条约组织”。埃及总统纳赛尔提出了7点建议，强调和平取决于大国共处，呼吁全面裁军和销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巴基斯坦总理则提出和平的7个支柱，除五项原则外，增加了“所有国际争端用和平方法即谈判或仲裁解决”及“各国有单独或集体进行自卫的权利”。伊拉克、菲律宾、土耳其等国也强调集体自卫，说它们是小国，必须依靠大国保护，极力为参加军事集团辩护。黎巴嫩代表则反对用“和平共处”一词，说它是“共产党的名词”。会上两种意见尖锐对立，相持不下，会议气氛又显紧张。

　　两天来，周总理耐心地听取各种意见，冷静思考着解决分歧的途径。23日上午，他综合了大家的共同意见，发表了重要讲话。周总理明确指出：“29个亚非国家在这里开会，一致呼吁和平，就证明我们所代表的、超过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人是要和平和团结的。这种表示，证明和平愿望是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支持的，也证明战争是可以推迟甚至制止的。我们在这次会议中讨论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问题，就应该根据这样的立场。我们彼此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过去、现在由于参加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而承担的国际义务。我们应该以要求和平合作为共同基础来解决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接着，周总理根据上述精神，就几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关于“和平共处”这个名词问题，他说，在座的有些代表认为，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黎巴嫩代表把对这一点的讨论引到思想意识的讨论上去，那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能够同意的。我们应该能够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来谋求和平和合作。关于军事集团问题，周总理说：“我们基本上是反对对立性的军事集团的，但是今天我们共聚一堂，讨论集体和平问题，可以把军事集团问题撇开不谈，因为那是已经存在的事实。我们应该在我们中间先团结起来。”关于五项原则问题，周总理首先指出：他访问印度和缅甸以后，就同印度和缅甸的总理共同提出并承认五项原则，彼此受此约束。这就消除了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怀疑。接着他又说：“在座的所有国家的代表不会都同意五项原则的措辞和数目。我们认为，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和平。”随后，周总理综合了各国代表的意见，提出了和平宣言的7条建议：（1）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2）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3）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4）承认种族的平等；（5）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6）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7）互不损害。周总理对以上7点都做了详细解释。

　　除了上述7点，周总理在发言中还提出了3个问题：第一，中国在提案中还加上了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第二，关于中美关系，他说：“中国人民是不愿意同美国作战的，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如果都愿意推动中美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中美之间的争端，那就会大大有利于缓和远东紧张局势，大大有利于推迟和阻止世界大战。”第三，关于裁减军备问题，他说：“中国同意许多代表团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和禁止原子武器问题，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对于这些问题所最后通过的决议应该放在《和平宣言》之内，使宣言成为一个完整的宣言。”周总理最后表示：“我们希望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这个文件能够为我们这次会议的各国代表团所接受，因为它是从各代表团的提案中抽出可以达成协议的东西拟成的，不伤害任何方面的立场。”

　　在周总理发言之后，印度总理尼赫鲁接着指出，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该受到大家最大的重视。他说，中国总理说的话是有权威的。果然，在23日下午举行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顺利批准了经济委员会提出的经济合作报告和文化委员会提出的文化合作报告，通过了支持也门在亚丁和也门南部地区问题上立场的决议，还通过了主张联合国成员应该具有普遍性、安理会代表应该以公平的地理分配原则为根据的决议。

　　4月24日，是亚非会议预定闭幕的日子。闭幕时间定在下午3时，但由于发生了争论，闭幕式会议推迟了3个半小时。6时35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时刻来到了，亚非会议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终于在独立大厦隆重开始。会议主席、印尼总理首先请秘书长宣读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全体代表以长时间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一致通过了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文件。接着，各国代表团团长按国家英文名称字母的排列顺序一一发言。人们还记得，当这些代表团团长几天前在会上发言时，大家听到的是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而今天则异口同声地强调会议的成就，指出会议通过的决议的意义，欢呼会议取得的成就与加强亚非人民的友谊和维护世界和平所做的重要贡献。周总理在闭幕式发言中指出：会议的成就是开始了、或者增进了亚非各国之间的了解，并在某些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对于我们在反对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彼此了解的友好合作的共同任务上将有很大的帮助。这个会议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亚非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愿望。

　　北京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40周年

　　广交朋友结硕果

　　亚非会议期间，周总理在会外与各国代表团进行了广泛交往，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对会议成功起了积极作用。其中，与印尼签订关于华侨双重国籍条约和关于台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声明两件事特别重要。这两件事虽与亚非会议没有直接关系，但对亚非会议成功乃至对当时国际形势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历史遗留的一个十分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亚非会议前以及会议期间，常有人利用这个问题对中国进行攻击，挑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与会的东南亚国家也对此表示某种担心和疑虑。1955年4月23日上午，周总理以外长身份与印尼外长苏纳约在万隆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同时具有两国国籍的人都应根据本人自愿的原则，就中国国籍和印尼国籍选择一种国籍。条约还规定：双方同意勉励本国侨民尊重侨居国政府的法律和社会习惯，不参加侨居国的政治活动；双方愿意各自依照本国政府的法律互相保护对方侨民的正当权益。这个条约的签订证明中国毫无利用侨民来颠覆他国政府的意图，消除了东南亚国家在华侨问题上的担心，粉碎了别有用心之人的挑拨。印尼外长在条约签字后说：“虽然这个条约是个别国家签订的，跟亚非会议无关，但是它是一个良好的迹象，并且在亚非会议与会各国之间激发了互相信任的精神。”

　　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一手制造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何才能既争取使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了解真相，又达到孤立与打击美国挑拨中国与亚非国家间关系的目的。

　　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不仅在会上重申了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这一严正立场，而且在会下先后对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团做工作，反复阐明了台湾问题的由来、性质和中国的立场，得到了许多国家代表团的理解、同情与支持。4月23日中午，周总理应邀出席由印尼总理举行的，有印度、缅甸、锡兰、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代表团团长参加的午宴。席间，周总理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宴会后，应八国代表团团长的要求，周总理发表了69个字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周总理这个简短声明不仅在亚非会议广大与会国代表团中和世界上赢得了广泛支持和强烈反应，而且使美国十分被动和孤立。亚非会议后不久，美国在各方的压力下，终于被迫通过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于1955年7月13日向中国传话，表示希望中美各派一名大使级代表举行会谈。这是周总理通过巧妙的斗争艺术争取尽可能多的朋友和打击美国阴谋的又一成功范例。

　　在万隆期间，周总理除参加安排得很紧张的会议外，还以超乎常人的精力开展了大量的会晤和宴请活动。他的这些活动早的在清晨7时半就已开始，晚的竟至凌晨一两点钟还未结束。有人曾计算过，在7天亚非会议的168个小时中，周总理只睡过13个小时，平均每天睡眠不超过两小时。

　　在与各国代表们的交往和接触中，周总理结交了一大批朋友，在国际上树立了平等待人、自尊自信而又谦虚自处的崇高形象，并使人乐于与他交往。周总理的这种外交风格，不仅对推动亚非会议的圆满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消除了某些国家对新中国的误解和疑虑。会议期间，周总理辛勤播下的友谊种子，终于结下了累累硕果。在亚非会议之后不久，我国同亚非会议与会国之间的关系有了迅速发展。中国先后与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也门、锡兰、柬埔寨、伊拉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几内亚、加纳、马里、索马里和老挝等亚非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至此，中国与参加亚非会议国家的正式建交国已由亚非会议时的六个发展到二十多个。中国与亚非其他一些与会国家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到当年举行万隆会议的会址（现为“亚非会议博物馆”）参观，是外交官们的必修课。图为作者在当年的会议大厅留影。

　　亚非会议的巨大成就，是亚非各国代表团排除美国的干扰、破坏，克服重重障碍，共同努力所取得的。但谁也不能否认，周总理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发挥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黎巴嫩代表团团长查尔斯·马立克1955年4月25日拜会周总理时曾当面赞誉说：“我想可以说，在每一场你要参加或者你允许自己参加的重要战斗中，你都获得了胜利。”应该说，黎巴嫩代表团团长对周总理的这番赞誉，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的确，周总理在亚非会议期间那种实事求是的作风、灵活机动的策略、善于解决难题的卓越才能以及顾全大局、平等待人的态度，不仅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赢得了尊敬，而且对推动亚非会议的成功，对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对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对发展新中国同亚非国家的正常关系和友好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总理为亚非会议成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永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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