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  谍

　　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地区，国家边界沿着黑河通过这里，我不止一次地透过望远镜看到中国人朝我们这边挥拳头。我们的官兵们长时间地用毫不逊色的明确的国际手势对此做出回答。如果莫斯科和北京找不到能够驱赶苏中边界乌云的英明政策的话，可能会这样一直继续到今天。

　　有一次，在一个新年的夜里，在边界上发现了一个不明国籍的长着长耳朵的间谍，它不停地沿着黑河的冰忽而向中国，忽而向苏联乱串。苏联和中国的边防军人，年轻的男孩子们和刹那间忘却了显出傲慢样子的军官们，把武器扔在一边，快乐地吆喝着，开始围捕兔子。

　　天上的月亮发出耀眼的光，兔子很难悄悄溜掉。它在国家边界守卫队员们友好的笑声下急得团团转。

　　在这中间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的和压根儿不是军事的东西：人们如此沉醉，以至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与兔子一起开始不断地和不知不觉地破坏了国家边界。

　　中国人的运气要更好些。他们抓住了灰兔，以可能只有他们才有的麻利劲儿点燃了篝火，烤熟了扎在自动枪的枪刺上被剥了皮的兔子。然后，他们沿着冰层走到河的主航道上，用烤熟的兔肉招待我们的边防军人，还让我们品尝了军用壶里装的粮食酿造的烧酒。

　　大家成了很好的伙伴。

　　我从我的记忆中的发黄了的影片库的胶片上吹掉了那层灰尘……

　　一次，我在部队理发室排队等候时，由于寂寞翻阅着撕烂了的杂志《苏联摄影》。在杂志最后一页上刊登了哈尔科夫大学新闻系一位女生的系列摄影作品以及她的本人照片。姑娘有着清秀美丽的外貌，她那聪明的、充满特有神采和纯洁的眼睛使她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令人迷醉，这种神情通常是那些笃信上帝的处女才有的。

　　那时，我是个年轻的单身军人，警觉地关心着不使自己成为某个乡巴佬或者更低级的——部队的荡妇的财产。随着我去乌克兰的假期越来越临近，我越来越多地开始偷偷地翻看从杂志上剪下的哈尔科夫美女的照片。

　　有一次，我突然冒出了一个解释不清的怪念头：我在录音机上录下了一封写给这位不认识的姑娘的感人肺腑的信，并将它从自己所在的远东穷乡僻壤寄往曾经呆过的乌克兰首都。一段时间之后，来了一封这样的复信：在严酷的寒夜里，年青、悦耳的悄悄声充满了我那“用构件装配起来的带有缝隙的”小屋。

　　难以忍受的寂寞燃烧着我那孤寂的心。透过结了一层厚冰的窗玻璃，我可揣摩到挂在空旷的柴斯科—布列斯克平原上空的蛋白色的明月。我感到孤独，寒冷。室内缭绕着抽着的第20支香烟的烟雾。我盖着上面压了一条蒙上一层白霜的中尉大衣的毯子，听着那温柔的姑娘的甚至会使纪念像的心脏都加快跳动的细语声……

　　我甚至把自己这台破旧的小录音机连同她的录音带都带到了训练场，在那里我钻进司令部机房作战部，接上电源收听新的来信。

　　……春天里她在一个乌克兰的小城的小车站接我。因为我在照片上只看到她的半身，那天我最担心的是她可别是一个胖胖的或者歪鼻子的人。但是，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要比自己想象的好得多。

　　勉强克制住一个在战事中丧失文雅姿态的作战军官在与妇女交往中的复杂心理，我体会到了人的一种梦寐以求的感觉，命运给她带来了一份从未有过的幸福。我顿时沉醉在她的怀抱中，并被她渴望已久的热情烧得浑身发烫。我的未婚妻所表现的那种惊人的奔放是“被真正的爱情唤醒了的一个姑娘的心”的流露，它驱散了我头脑中曾隐隐约约地闪过的一些怀疑。

　　清晨，疲倦的和充满夜间狂欢幸福的我在丰富的餐桌边坐下。未来的岳父岳母对我无微不至地体贴照顾，这种感觉只有在强烈希望结亲的人之间才会有。我还没来得及在吃完奶酪馅饼后尝一块“沾满了麦秸碎末”的腌猪油，我的未婚妻已经在桌下伸出一只温暖的小脚硬在我那军人的脚上来回抚摩……

　　于是白天变成了夜晚……

　　后来，勉强重新调整了两只受累了的脚，极力不使自己马上睡着，我听从岳父的建议跟在他的后面溜达，当他给我看车库里的汽车、棚子里的摩托车、猪圈里的猪、鹅舍里的鹅、鸡笼里的鸡……的时候，我装出一副欣喜的样子来。在他的地窖里存着一桶桶酿造的葡萄酒、苹果酒、李子酒以及其他什么酒。而装有腌制食品的小桶之多有点像我们的摩托化步兵团的菜窖。手工酿造用的、容量为十桶酒的装置是岳父特别的骄傲。抚摸着它那粗短的两侧，岳父带着深沉的暗示忧郁地对我说：

　　“万一我有什么事的话，所有这些都将留给谁呀？……”

　　同未婚妻一起游览了可爱的哈尔科夫市之后，我对她在显然是廉价小酒馆和青年人聚会地方的常客中间特别受欢迎感到吃惊。模糊的怀疑重新在我的心底里浮现。但是，我对她的爱情是如此之强烈，以至我自己成了她的秘密辩护人，坚信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的作品广受欢迎和她的天生丽质，从而驱散了那些不该有的想法……

　　一天清晨，我决定在很快成为我岳父那看不到边的花园里遛一遛，在那里我遇到了正在挥舞锄头的胖邻居。她用灼热的眼光看了我一眼，同我打了招呼，便用鬼鬼祟祟的调子说：

　　“我像母亲一样地给你一个忠告，新郎。赶快离开这儿。只有我的公猪伊诺坎基没有同你的未婚妻睡过觉！”

　　又过了一个小时我收到了我婶婶寄来的电报，她告诉说我妈妈病重，我应该立即回家。

　　我的家在不远的地方——坐车三个小时即到。我赶到时，看到妈妈十分健康。

　　我坐在母亲的炉子边，就同不久前的童年时代一样，炉里烧着柴，我好奇地问：是什么原因促使妈妈给我发假电报？是农妇的告密还是席卷整个哈尔科夫地区的间谍网的情报，或者别的什么？

　　“是心里感觉要这么做的。”妈妈说道。

　　我感到更加暖和起来……

　　穷乡僻壤

　　当我在穷乡僻壤服役的时候，任何一个州的小城你都会觉得好像是个小型的莫斯科，在那里会特别热忱地幻想着对祖国尽职。而关于你调往新岗位的问题，领导总是将它与你的分队的军事和政治培训以及纪律状况联系在一起。一条古老的和一成不变的军队法则在起作用：上级的官运亨通靠的是下级，而下级的官运亨通靠的是上级。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迈“向一定的级别”的……

　　当总结检查的时刻来临的时候，就要抓住成功的幸运瞬间。

　　总结检查是这样开始的：为检查员收拾好干净的休息室，周密地考虑好为他们准备的“文艺节目”，团炊事班照例要宰头猪，修缮好浴室，大家要泡在数不清的伏特加、白兰地和小吃之中。

　　对于梦想调往新的工作岗位的省团级或者师一级的军官来说，检查员（特别是如果他还是个莫斯科的小干部的话）是上帝和沙皇。也许还要更大些。

　　老奸巨猾的指挥员清楚地知道，洗浴、打猎或垂钓还远非是任何一位莫斯科客人想要品尝的全部“菜肴”，如果他不是胃溃疡病人和阳痿患者的话。因此，还悄悄地准备一份甜点—— 一位久经考验的未嫁少妇。

　　在检查员到达的日子里，整个卫戍部队从小到大都变成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战斗团队，目的只有一个——为团或师争取高的评价。幼儿园的孩子们吱扭吱扭地拉着小提琴，少先队员们在体育馆放飞自己的航模，共青团员们报告新的运动成绩，共产党员们总是首先进入战斗的前沿，军官们的妻子夸耀自家烤制的食物和在妇女委员会中的积极工作。

　　在寂静的小河湾里，士兵们一大清早就用大麦米去喂鲫鱼和鲤鱼;在食品仓库的冷藏室里，冰着成箱的伏特加酒;副团长在后方准备给浴室点火烧水，就像加加林准备飞向宇宙一样;被喂养的野猪或鹿在远处的牧地保护区里吃食;被指定承担夜间性服务的靓女们从部队首长那里得到了补休，为与检查人员的私通做着准备……

　　在总检查中，我们师获得了高度的评价。

　　莫斯科的检查员在分析检查结果时特别指出了“随时准备完成任何任务的军官们的忘我精神”。

　　酒  窖

　　……我还经常高兴地回忆起另一位检查员。他是从哈巴罗夫斯克来我们别洛戈尔斯克师的。有一次，我把他引进他下榻的屋子。屋子是原木造的，并且很宽敞。房屋的老主人盖好它后不久便去世了。他的老伴罗曼诺夫娜害怕孤独，于是让房客住了进来，其中特别欢迎的是军官们。在城里她是出了名的，因为她不声不响地手工酿造惊人力度的白酒，而且还掌握无数盐腌蔬菜的配方。在她家的地下室，有一个很大的地窖，里边总是存放着一大堆纯天然的食品罐头以及装有“烈性饮料”的瓶子。

　　罗曼诺夫娜很像样地为我和检查员的到来做了准备：桌子上摆满了丰盛可口的食物。在请日哈林中校在桌边坐下之前，我先带他参观了地窖。走进地窖后，检查员顿时惊讶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拿起一瓶一公升容量的、谢苗诺夫首领时期的酒，注意到罗曼诺夫娜亲手在自制的标签上写下的楔形文字：“С.бр.св.55.анг.”。

　　“手工酿造、‘穿甲’级、55度、对咽炎更有治疗作用。”我翻译道。

　　中校艰难地咽下了吐沫。他就像被击倒的拳击手，眼睛模糊了起来。

　　“我的喉咙可从早晨就开始发痒了。”他若有所思地和狡猾而得意地笑着说，很不情愿地将瓶子放回了原处。

　　在那个夜晚，我和他一起只品尝了小部分“秘密品种”的酒，可这就已足够让我们躺下就睡，甚至连衣服都没有脱。清早，我发现他在地窖里搂着瓶子吃力地打着鼾。他甚至没有足够的力气去打开它。我费了好大的劲把他抬上来并将他安置在床上。派来接检查员的师长的汽车就空着开走了：中校患有咽炎……

　　一周之后，他给我的工作打了“5+”，便返回哈巴罗夫斯克。关于别洛戈尔斯克的罗曼诺夫娜“酒窖”的传奇故事，很快在远东军区司令部传开了。过了不久，师里突然来了整整十位司令部的检查员，其中就有我已经非常熟识的日哈林中校。师长紧急召见了我，并带着慈父般的和激动的心情说道：

　　“孩子，情况就这样了，现在我们师的命运就托付给你和你的罗曼诺夫娜了。去同老太太准备接待这些高贵的客人吧。”

　　那天晚上，这十位校级检查员美美地饱饮了一番。他们中的一半人被“穿甲”击倒了，他们就像夏伯扬的哨兵一样酣睡在罗曼诺夫娜的床上做着美梦。我和师长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其余的人送到招待所。

　　天亮后，罗曼诺夫娜叫醒了我并惊恐地小声说：

　　“糟了！缺了一只鞋！而且右脚的要比左脚的多！”

　　原来，罗曼诺夫娜的杂工整理了贵客们的鞋子，缺了一只上校的皮鞋。我再次仔细清点了检查员们的鞋子，确信女主人说得对。当时模糊地猜测，被送去招待所的检查员中有人竟穿上了两只左脚的，有人穿上了两只右脚的鞋。可其余的六只中显然还少一只。这一丢失可能会发展成重大事故。而我们师的命运已经托付给我了……

　　在那个不祥的清晨，罗曼诺夫娜的脑子要比我清醒得多。当我艰难地动着发昏的脑子、给皮鞋配对和对它们进行重新计算的时候，老太太抓起了手电筒便跑到街上去了。她很快高兴地喊着跑进了屋子：

　　“找到了！”

　　她手里拿着一只湿漉漉的脏皮鞋说：

　　“我用手电筒照亮了水洼，它就在那里藏着，就像一只潜水艇！瞧，有人在去厕所的路上把它弄丢了……”

　　我们师的命运获得了拯救……

　　从那时起的一年中，差不多每周日哈林中校都要来敲我的窗户，并甜甜地微笑着说：

　　“这是我……检查团。是否可以再来点？”

　　他慢慢地变成了酒鬼。

　　一次，在训练场的帐篷里训练的时候，我看到：醉得连舌头都变短了的中校从装有酒精的杯子里抠出了有人把它当作烟灰缸扔进的两个烟头，马上喝干了红色的、带有臭味的液体，此时，我开始觉得可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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