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苏里斯克

　　那一年，我同萨夫丘克大尉一起进了军事学院。

　　在乌苏里斯克考试的时候，萨夫丘克用了“勃列日涅夫的‘外甥’”的称谓。在该得三分的地方他得了“五分”。我羡慕他，我可没有这样的大人物的舅舅。然而我有20罐红鱼子酱罐头、10尾风干的银鳟鱼和3公里长的供考试时用的小抄。尽管已经得了两个四分和一个五分，前面还有最可怕的诸兵种合同战术这门课的考试。遗憾的是，我最害怕的这门课程的莫斯科监考员感兴趣的不是鱼和鱼子酱，而是他喜欢收藏的仙人掌。

　　“想想吧，”萨夫丘克对我说，“布尔什维克不应该有这样的攻克不了的堡垒！”

　　我想出办法来了。

　　我穿上运动装、旅游鞋、牛仔裤，戴上太阳镜，装成饥饿的植物暗探的样子开始在乌苏里斯克的街上徘徊，把目光集中在每一根竖在窗里的绿色树枝。有的人卖花，有的人就赠送。

　　就这样我收集到了五盆带刺的植物，高兴地转手给了监考人。但是，等待我的是致命的打击：原来，有人已送了40盆非洲的仙人掌作物，把上校下榻的招待所的房间装饰好了……

　　于是我不得不再次去尝试。

　　在乌苏里斯克的郊区一个乌克兰女人卖给我一盆长着从未见过的带刺的草人般的仙人掌，在草人的后脑勺上还长有一个鲜红的花结。

　　战术这门课，我不用参加考试就通过了，尽管我甚至把美国坦克营和德国坦克营都搞错了。

　　我们这两个有着“勃列日涅夫的‘外甥’”和“仙人掌”的外号的远东军官就这样成了军事学院的学员。

　　后来，举行了同卫戍部队的告别仪式。当团的乐队最后一次奏起“告别斯拉夫人”的乐曲时，当落满灰尘的和陈旧的大轿车离开苏军军官之家的大门奔驰起来，而看到车窗外卫戍部队战友们、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们的亲切的脸时，我们的心激烈地颤动起来，眼睛被刺得发疼。我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大哭起来，就像在葬礼上一样。

　　别了，远东，别了，念念不忘的和亲爱的卫戍部队，在那里，冬天耳朵冻得卷成了筒;在那里，上厕所“要带着斧子”;在那里，每天早晨在练兵场上响起著名的团作曲家和指挥列夫·别列夫佐夫中尉领导下的团乐队演奏的曲子;在那里，从水龙头里流出铁锈色的水;在那里，军官们家庭式的酒宴直至天亮;在那里，在射击场上自动枪哒哒地响，坦克炮声隆隆;在那里，你留下了你生命中那样的一段时光，后来你会觉得你一生中没有比这更好的时光了……

　　这一点，只有服过役的人，才能理解。

　　前面就是莫斯科了……

　　莫 斯 科

　　当你第一次从偏僻的地方来到首都时，你会感到自己就像一只野兔，在足球赛期间被放进了一个有十万人在呐喊的体育场。莫斯科使土生土长的乡巴佬感到茫然和入迷。儿子在地铁的自动电梯上怕得要死。他最终还是闭着眼睛爬出地下的。

　　莫斯科，同一二百年前一样，是个赌棍的城市，小人的城市，在那里精明的小机灵鬼靠赚蠢人的钱发财。在多莫杰德沃机场已经有人向我的妻子兜售了两瓶“博尔若米”矿泉水，可里面装的是自来水。

　　军事学院里的学习在很多方面非常像军事学校里的学习：院长催人入睡的嘟囔、没完没了地抄提纲、悄悄地玩傻瓜游戏、在战略地图上爬行和背字条，最后是为了得到优异的分数而同监考员较量。还有系领导不断的提醒：

　　“倘若装傻，就再回到偏僻的地方去。”

　　而且一年还有两次阅兵练习。我们脚上铬鞣革皮靴的鞋掌在霍登卡阅兵广场灰色的硬面柏油路上或者夜间在红场的长方石块路上发出了响亮的敲击声。一列横队走着的军官们疯狂地喊着：

　　“把鼻子挺直，鼻子！！！”

　　在团里大鼓单调的敲击声下和老指挥官们的轻声号令下，军官们迈着准确和统一的正步。我们知道，整个世界将看着我们。对我们所参与的事业的特殊责任感的理解，使我们的力量倍增。对红场阅兵式的准备工作是艰难的，但这是个光荣的男子汉的工作。那不仅仅是将军们来军队检阅。就对军人和国民的教育作用来说，那是最声势浩大的一堂爱国自豪感的课。

　　在无数次令人疲惫不堪的练习之后——这样的练习甚至连那些有着壮得如牛一般身体的军官有时都承受不了——神圣和庄严的时刻来临了……用细绳系在下巴下面的制帽，崭新的、阅兵式时穿的、用印有神秘名称“В”的蓝色呢料制成的大衣，肩上的黄色丝织穗带，金色的肩章和一侧佩带的军官短剑。200人在学院的“方阵”里迈着强健、响亮和步调一致的步伐。指挥官们发出威严的和拖长了的低声：

　　“下—巴—朝陵墓！微笑！”

　　在用长条石制成的、刻着“列宁”字眼的检阅台上带着幸福的神情观望着的是些个头矮胖的领导人，他们眼中闪烁着无限的兴奋，张着的嘴巴上流露装出来的微笑。

　　在我们后面跟着的仍然是军官们的“方阵”，有米哈伊洛夫少将指挥下的上千支小号组成的军乐队的狂奏，走在最后的是包括洲际战略火箭在内的战斗技术队伍，当看到他们时，观礼台上资本家们脸上酸溜溜的傲慢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早晨他们喝了杯白兰地酒后出现的轻度头晕。

　　没有比在人人尊敬的军队里服役的军官更幸福的了……但是，部队工作的天性就是这样的，即崇高的和卑贱的、聪明的和愚蠢的经常在其中亲密无间。也许在世界上没有一种愚蠢行为能比得上军队中的愚蠢行为的了。我逐年地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概念，即认为这是军队约定俗成的传统中的一种。你所遇到的军队中最令人反感的一种愚蠢行为是当它同侮辱人的行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在军队中是常有的现象。

　　还从当兵时起，我就记住：如果全师列队宣布是在早晨9点的话，那么，全连在训练场上的列队就要在7点。而且这条规律经常不取决于季节和天气的变化。

　　我在军事学院学习期间，莫斯科卫戍部队在一年一度的红场阅兵式前曾经在霍登卡广场上操练过。那天，部队在苏联元帅安德烈·格列奇科抵达前两小时就摆好了“方阵”。雨下得如此大，以至大家的军装很快就湿透了。冰冷的雨水慢慢地浸透了整个背脊，冻得牙齿上下咔嚓直响。三天后，我们方阵的200人中几乎有50人因患肺炎住进了医院。后备兵被派去取代他们站到队列里……

　　库 宾 卡

　　当学院里的学习年限接近尾声时，学员们的念头全同命运将把他们重新抛向何方这个问题连在一起了。未来的工作岗位首先是要严格地取决于学习和纪律的好坏。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一个人的行为能改变整个他所在的一个班的同学的计划。我愉快地回忆起一件特别的事情，那件事突然使我的军官荣誉遭遇到了风险……

　　我们在莫斯科近郊库宾卡夏令营里准备参加国家考试。一天傍晚，通过了一天紧张的劳动之后，我们照例“要喝上一通”。好几箱“日古列夫斯基”被悄悄地从乡村小店送到了我们的军官宿舍，并被我们藏到了床下。

　　当宣布“解散”后，在昏暗的房间里便开始出现鲤鱼和啤酒的气味。在一个和睦的军官圈子里，浓浓的烟雾在明亮的月光下一圈圈地腾升，开着玩笑，说着笑话，慢慢地品味着有点苦涩的饮料，这是多么神妙的享受呀。

　　在办公的地方“共饮啤酒”在那时尽管被认为有点叛逆的意思，但还不像喝伏特加这么严重。可我们已习以为常，并喝得过量了。还有一瓶半公升装的白酒在窗台上等候着处决。突然，门被打开了，值勤的军官通知说，年级主任戈列利科夫将军眼看着就要到宿舍来。在这种场合下从未惊慌过的老练的水手——海军大尉谢尔盖·马利霍夫发出命令道：

　　“伏特加——藏起来，瓶子——扔！”

　　我抓起了空瓶，抡起胳膊使劲地将它朝窗外扔去。在最后一刻，当啷一声，面前瞄准的玻璃碎了，空酒瓶随着响声打破了窗玻璃之后在月夜里飞了出去……

　　戈列利科夫将军就在那一秒走进了房间，开亮了灯，简短地宣布：

　　“十分钟后我在指挥部等班长！透透新鲜空气，晚安。”

　　随后便关上了灯。

　　班长维克托·奥夫相尼科夫少校垂头丧气地穿上制服，嚼了《红星报》的一角以便盖过酒味，蹒跚地去受刑。

　　“由于你手榴弹投掷无能，吃的东西在莫斯科上空飞过，就像胶合板在巴黎上空飞过一样。”彼得连科大尉指责我说。

　　奥夫相尼科夫有个生病的妻子，只能在莫斯科给她医治。维克托盼望能分配到首都。在分配前夕他班上所发生的特别事件，会使这些计划成为泡影。

　　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他默默地脱掉外衣并躺了下来，把头蒙在被子里。我想了解他同戈列利科夫谈话的结果。他让我见鬼去……

　　被派去教学中心侦察情况的涅克雷洛夫大尉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奥夫相尼科夫将全部责任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

　　此后，我啃了所有剩下的《红星报》的三个角，给自己从头到脚洒了香水，便走到了戈列利科夫将军跟前。我对他说出了真情……

　　“我总算没有白为你们忙碌，”尼古拉·叶戈罗维奇说，“不过最好还是从你身上闻到伏特加的气味，而不是油墨味……”

　　我飞也似地回到了宿舍。对于一个军官来说，没有比带着未被玷污的尊严活着更幸福的了。奥夫相尼科夫少校留在了莫斯科……

　　列  哈

　　在学院三年的学习以“分配”这个有魔力的词告终。

　　还在干部科的文书给毕业生仔细抄写新的文凭之前好久，走后门和找关系的机制就全力启动了。每个毕业生尽一切可能使自己摆脱孤身一人去边远的地方：有人到系主任的别墅去劈柴，有人为年级主任的汽车弄来配件，有人每天给国防部干部总局或者陆军总司令部的某个伊万·伊万诺维奇打电话，此人早已被喂饱喂足了。

　　只有党和国家的高官们以及我们的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大人物们的儿子和孙子们不用为此操心——他们已经早就“被裁定”去阿尔巴特军区，他们可能去的最可怕的地方是莫斯科的北部。

　　带着注定要去受罪的表情等待着干部工作者裁决的只有工人和农民的儿子们。来自布良斯克的少校列哈·希什金是司机和洗衣女工的儿子，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他在极圈内的一个卫戍部队里干了7年，正像他所说的，那个地方“冬天得沿着电线爬着去上班”。对无产阶级的儿子希什金来说，在最最靠近中国边境的、外贝加尔的博尔贾工作就已经是最好的了。

　　侦察到的情报是这样的：干部工作者们需要从那儿弄走中央某个大官走后门的儿子，此人钻到外贝加尔草原呆了三个月，以便在他的个人档案里能写上曾在边远地区服过役的评语，同时在那里打猎。

　　……那天，列哈帮学院值勤员站岗，而干部科主任办公室门上的锁坏了。清扫卫生的老婆子叫一名仪表堂堂的少校来帮忙，他不仅像地道的撬保险柜的贼那样在眨眼间打开了门和修好了锁，而且以极其高超的戏剧性技巧向诚恳的老婆婆谈了自己低微的出身和分配的暗淡前景。

　　列哈唉声叹气地谈到了自己的两个馋嘴同事，有一次他们差一点吃掉了白熊，谈到他们只是在莫斯科才知道什么是西瓜。他倾诉了干部政策中存在的社会不公现象，以此结束了自己的独白，正是这种不公的政策使他深爱的妻子离开了他。

　　几乎要落泪的老婆子要列哈把他的名字写在纸条上，答应替他说情。

　　一个月后，希什金少校乘坐“莫斯科—柏林”的火车奔赴苏联驻德国军队集群，我和他在那里很快相遇，我们夸奖了那些干部工作者，他们漠视对那些已经在北方、西伯利亚—外贝加尔或者远东的偏僻地方啃够了黑面包的人所表示的社会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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