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  猪

　　……8月里的一个暖和的夜晚，在罗斯托克郊区的禁伐林里，化学防护营营长普罗什金大尉邀请我去打猎。我们从卸下车门的上部，拿起了枪便向树林驶去，借着旋转着的前灯发出的强光搜寻四周。

　　沿着林间通道走的是用混凝土铺的路，汽车开起来毫无问题。我们就这样开着车寻找猎物，直至灯光在黑暗中搜捕到一大群野猪的轮廓，它们迈着主人般不慌不忙的庄重步伐穿过道路，为首的是一只公猪和一只母猪，其身材之高大是我有生以来没有看到过的。

　　开车的士兵把耀眼的灯光对准了这群野猪崽子，而大尉在汽车旁跪下，努力地用自己的“布尔”枪瞄准，这是他偷偷地从阿富汗带出来的。震耳的射击声响了。野兽们疯狂地朝密林跑去，而在混凝土路上留下了一具巨大、可怜和大声地吼叫着的怪物，血从它的头部往外大口大口地喷着。大尉又开了一枪使受伤的野猪结束了生命。

　　司机把车开到跟前并开始麻利地掀开后备箱里的防水布，那时，一个红色信号弹从远处的一个地方向空中升起，响起了刺耳的警笛声。

　　“警察！”普罗什金说，“把战利品装上车离开！”

　　我们甚至三个人都勉勉强强将野猪放进了后备箱，搞得我们从头到脚都是它的血。

　　警笛声越来越近了，发向空中的红色信号弹越来越密。

　　当在林间通道的远处尽头出现警车两只明亮的黄色眼睛时，我们的“山羊”猛地冲出了原地。德国人用不错的俄语通过喇叭要求我们停下并警告说他们将开枪……

　　我们溜掉了。

　　在那个时候，驻德苏军集群总司令米哈伊尔·扎伊采夫大将曾经在24小时之内将其所有的、德国人抓到的违法猎捕的下属赶回苏联。倘若非常想继续留在驻德苏军集群工作的话，就得立即退出追捕者的行列。

　　“再有一个半公里就将转弯，”普罗什金对我说，“稍稍刹车，你就跳下车去，并藏到林子深处。早晨我们来接你！”

　　我就这样做了。

　　车子往前开走了，我竭尽全力往林子里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粘泥在脚下扑哧扑哧地响。我像兔子一样在树林中绕着走了一阵，这才发现我走到了泥潭里。可是，后面已经响起了警犬的叫声，还有狂怒的人声，灯光在松树树干中间闪烁。

　　我走入水中，步履艰难地在里面直至水没到我的下巴。我在那里高高的青草丛中躲了起来。在我头上戴的制帽里放着苏联军官的个人证件、苏共党证和出差证明。

　　快天亮的时候，我找到了熟悉的混凝土道路，冷得全身哆嗦着向有火车头的嘈杂声走去，责骂自己鬼使神差地同意去夜间猎捕。

　　天亮时，我来到了沉睡着的德国小城，看到的只是亮着灯的啤酒店的窗子。我走到这所房子跟前，敲了敲门。来开门的主人是一位胖胖的、满脸胡须的德国人，他什么地方让我想起了我们的著名举重运动员扎博京斯基。我的样子使他感到恐怖。我对他说，我为了寻找走散了的士兵在森林里迷了路。德国人请我进屋，并用不错的俄语告诉他的被吓得要死的妻子，要她洗净并烤干我的衣服。

　　我脱去了衣服，在浴房里冲洗了一下身子，但一直没有脱掉里面藏着证件的制帽。

　　德国女人给我一件毛巾浴衣，她已洗净了我的制服并用吹风机把它吹干，带着不信任的微笑不时地看着我。主人把一大盘猪腿肉、一瓶伏特加、一只大肚酒杯和一只很小的酒杯放到了桌上。他给自己倒了一小杯酒，而给我倒了一大杯。我们为了相识干杯。

　　谈话开始了。

　　啤酒店主人承认，他在这所房子里卖啤酒已快40年了，这里天天晚上有苏联军官来。

　　“有时，他们直接坐着坦克来这里，”突然，他的妻子胆子稍微大了一点，用同样彬彬有礼的俄语参与我们的谈话，“而10年前，一枚俄国炮弹甚至落到了我们的房子上……训练场离得很近……”

　　我们俩已经喝得很醉了。他喝得越多，谈话就越是热烈，最后慢慢地唱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当我唱到第三节唱不下去、而德国人信心十足地一直往下唱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实在丢人现眼。当他用他的尖溜溜的男中音把“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首歌从第一句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已经让我完全无地自容了……

　　“我的父亲曾经是个飞行员，战前他在你们的利佩茨克学习过。”德国人骄傲地说。

　　“而我的父亲曾经是个高射炮手。”我差点高兴地脱口而出，但保持党的警惕性的老习惯在这瞬间拯救了我。

　　有人敲门。女主人回答时用德语大声说了些什么。但是，门又被敲了一下。

　　“天亮时一般只有俄罗斯军官来我们这里喝点酒。”德国女人说了一句便走去开门。

　　“不是这样的，”她丈夫调皮地闪了一下善良的眼睛后说着，“俄罗斯人从来不喝一点酒，他们简直是在继续过节，昨天他们的精力不足……”

　　一秒钟之后，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得意地笑着的坏蛋普罗什金。

　　“整个师……部……已经在找你。”他说。他说此话时，开头很严肃，但到后来洋溢着某种奇怪的暖意——他的眼睛盯上了一瓶一公升装的伏特加酒……

　　随着普罗什金的到来，歌唱节目的内容变得花样繁多。年老的和年少的德国人蜂拥来开“音乐会”，不久，啤酒屋里便客满了。德国人高兴得满脸放光，就像一个想要怀孕得孩子，就在此时得到了喜讯的年轻妇女一样高兴。啤酒生意兴隆腾达。

　　在浓浓的烟雾中，在德国人和俄罗斯人快乐而嘈杂的、时不时被友好的俄罗斯和德国的歌曲声所掩盖的说话声中，在没完没了的两种语言的“干杯”声和不断交替着的碰杯声以及彼此承认友情之间，出现了某种难以解释的东西。这种东西比所有的成见以及把聚集在一起的人分成“主人”和“占领者”要高尚得多……

　　第二天，普罗什金把我送到军队集群司令部，我应该递交一份有关市长对驻德苏军集群总司令的意见的调查报告，其中说到苏联军官在罕见的动物保护区残杀各种小动物。当然，这种意见被认为是没有根据的……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我的制服发出一种野猪的气味。

　　* * *

　　国家尽力地将一切最好的东西首先提供给驻德苏军集群：干部、技术、武器、弹药、食物、物资、建筑材料。这大概是在苏联政权末期还可称作军队的最后一点迹象了。

　　现在我再回想那个时候仿佛是过着一种另一星球上、梦幻般的生活。那时，破坏任何战斗训练课程在部队里都被认为是国家的重大事故。因此，大部分师和团不论其是诸兵种合成的、坦克的还是空军的，都要对自己的使命负责。

　　那时，歼击机战斗员的飞行每年近200小时，他们能够在空中搞出那样的名堂来，以至于使美国和法国的王牌飞行员一想到在空中遇到俄罗斯飞行员就会倒胃口。在那个时候，我们的飞行员们几乎隔一天就上一次天。你要是对他们说，三年以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年飞行量将只会有10—15（有时是5小时）小时，他们会想，你是个神经有毛病的人……

　　在我们的军队集群生存第一个十周年的时候，指挥员们被专门“留了”职——这提高了在前线工作的热望并有可能将最有经验的干部留在第一线。军官们担任一个职务一干就是5年甚至更多。后来的俄罗斯国防部长伊戈尔·罗季奥诺夫中尉在德国当排长当了几乎7年。而当罗季奥诺夫被提升为连长时，关于在莫斯科有罗季奥诺夫的“魔掌”的消息便在团里传开了……

　　在德国驻扎着我们的第七军，在这个军的印象中，直至改革初期不存在军需财政赤字的概念。但是，对军队集群的一级供应本身，也包含着一种破坏性的作用。它使得许多指挥员蜕化变质。人们失去了主人的感觉。有一次，当我在波茨坦郊区的森林里拾蘑菇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地发现一堆废金属，这是10个未曾打开的、200公斤重的军用桶，里面装满了极新鲜的人造黄油。

　　但是，我还要在那里继续干不少时候，以便看到各种导致许多带肩章的和不带肩章的人道德败坏的可怕方式，对于这些人来说，在驻德苏军集群工作的几年已经变成了抑制不住、贪得无厌、经常超出人性的发财欲。而在这方面，驻德苏军集群不仅是战斗训练的最好大学，而且也是发展巨大的偷盗潜力的最好大学。经常是竭尽全力将一切能出卖的东西卖给德国人：汽油、武器、技术和甚至秘密文件。一名团长和那个团的团委书记偕同他们的夫人逃跑到西德去了，随身带去了秘密炮弹。我们的一家军事杂志的一名记者也去了那里。很难解释清楚，他们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特工部门掌握着自己的关于边界另一面的信息来源，他们向我们的指挥部门报告说，跑过去的人解释说，他们作出这样的行为，是因为他们想居住在条件更好的国家里……

　　而当苏联军队最终必须从德国撤出的情况已经变得清楚时，我们驻国外部队的偷盗“大学”就以十倍的努力设法弄钱了。也许在世界上哪儿都看不到像驻德集群部队在撤回俄罗斯时期所做过的各种形式的舞弊行为、肮脏交易、罪恶贸易、犯罪合同、投机倒把、敲诈偷盗。曾任驻德苏军集群政治部副主任并兼任集群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的瓦西里·格卢谢茨将军曾给我讲过一件奇怪的事情：那时，我们部署在德国的一个部队反间组织揭出了一些将士兵“出租”给德国糖厂厂长的指挥员。这些士兵住在潮湿和黑暗的地下室里。为了不让他们逃跑，给他们穿上了德国囚犯的衣服。

　　“妈妈，德国人是善良的，不像我们的畜生，”一名士兵往外写信说，“妇女们给我们拿来食品，而不久前还送来了收音机。在地下室里有音乐听就能开心些……”

　　士兵们干着最沉重的活。德国人付给他们很好的酬金……

　　* * *

　　在德国天堂般的工作只有一点不好，那就是当工作任务结束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但是，每一名自重的军官或准尉极力使自己不听天由命，而是使出全身解数去争取早就向往的卫戍部队的任命。可是，由于他的愿望能否实现在不小程度上取决于他所管辖的分队状况，莫斯科的检察员一年两次要对其做出评定，因此，为了接待好这些人，一般不能吝惜一切，除了妻子和孩子以外。

　　哄骗检查员的手腕是多种多样的，可没有一种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因为他们自己当年也使用过这些手段。一些人装出认真参加考试的样子，另一些人装出认真监考的样子。有经验的冒名顶替的战士代替顽固的二分生接受检查，而倘若坦克炮弹在训练场上未中目标的话，那么，埋伏在掩体里的士兵或军官用轻武器射中靶子……

　　为得到一个好的评价就要纳不少贡。一段时间，检察员的最大愿望是得到“玫瑰”牌地毯。我就受命把一块外面包着东西的这种地毯从司令部的库房送到招待所的房间里，那里住着一位莫斯科的上校。为了完成这个重要任务，从岗哨人员中抽出了两名睡眼惺忪的士兵跟着我。不值班的两个仪表堂堂的哨兵走进库房，扛上一卷沉重的地毯，迅速地将其塞入事先停在那里的“拉非克”牌汽车的车厢里。他们很快地又用同样的办法将地毯取出，并送到招待所的房间里。

　　到了第二天早晨，一个惊人的消息在部队里传开了：发生了盗窃案——一块“玫瑰”牌地毯不见了。我被叫到指挥员那里去接受审问。一贯对我十分尊敬的上校用一个男人的眼光看着我，他刚刚得知他是个“戴绿帽子的人”。我的报告很简短：开了门，拿了，装上车，运走了，卸了下来。完了。

　　“那第二块地毯上哪儿去了？”

　　“什么第二块？”

　　“在卷里放着的那块。”

　　“在哪个卷里？”

　　“别装傻了。‘玫瑰’在哪儿？”

　　电话铃响了。上校拿起了听筒。在他威严的脸上顿时浮现出温和的微笑。突然，他哈哈大笑起来，并用原先尊敬的眼光看着我。

　　“现在我们提供紧急援助！”

　　他放下听筒，说道：

　　“对不起，你的地毯找到了。这些狗娘养的哨兵一下子给他送去了两块。夜里你再行动一次，要做得干净利落。而现在快跑去拿瓶酒——我们开车去救检查员。”

　　为了表彰我所表现的忠诚，我很快被任命为销售委员会主席的高职，这个委员会按照票证分配地毯、水晶用品等其他货物（所有这些东西可以购买，价格比商店便宜）。

　　有各种各样的检查员：有像铲子柄那样朴实的，也有爱耍威风的。这些人有时随心所欲地耍性子使得指挥员内心到了血管梗塞前的状态。将军或上校若不了解一位元帅的习惯和爱好，那等待他们的只有痛苦，这位元帅威严得像宙斯，傲慢得像好不容易成为贵族的村妇。在他抵达一周前，专门为他的到来彻底修缮过的宾馆房间里添置了多台冰箱，根据要求放满了香槟酒（仅半甜的那种）和矿泉水（仅第17号埃森图基矿泉水）。还有一件东西一定要准备的——一张“萨拉托夫二团炮兵进行曲”的唱片或者一盘录音带。有一个卫戍部队找不到这个曲子的录音，为了不挨上“两分”，集团军司令员不得不请求军队集群总司令派出飞机甚至去了一趟伏尔加沿岸……

　　谁要是哪怕一次从维斯多尔夫火车站或者从位于不远的飞机场陪同过莫斯科的检查员的话，都知道在这种日子里车厢或者飞机舱里有点像货物基地的分支机构：知恩图报的驻德苏军集群战斗和政治训练的优等生们从来都不是吝啬的……

　　但是，从国防部或者总参谋部派往驻德苏军集群“捕捉”缺点的检查员则完全是另一种人。更多的是为了除掉莫斯科感到没用的军事领导人，以便在他的位置上安排有部长或中央的某个“要人”作为靠山的人。

　　在那时候（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军队集群总司令是叶夫根尼·伊万诺夫斯基大将，他是一个经验丰富和老练的军方人士，他了解自己的长处。

　　叶夫根尼·菲利波维奇有一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不善于对领导卑躬屈膝，也极不喜欢授受礼物。有一次，总司令对一位莫斯科高层官吏的太太和女儿未给予重视（没有带她们去商店附设的、一般能买到价格非常低廉的商品的地方）。

　　一个月之后，一个莫斯科高级委员会突然来到了维斯多尔夫，他们跑遍了驻德苏军集群的所有坑坑洼洼的道路。于是，这个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战略集团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两分”。伊万诺夫斯基在议论纷纷声中被撤了职。

　　但是，此剧演得如此之明显，后来“倒台了的”伊万诺夫斯基很快就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

　　阿 富 汗

　　当1979年12月几个苏联师开进阿富汗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怀疑，所有这一切是由苏联共产党政策的某种最高目的注定的。当你的头脑中数十年来一直被灌输着国际主义的义务，而且天天受着帝国主义的野兽般的狰狞面目的恐吓，你就会成为一个具有特定体制的世界观的人。这种体制驯服地为来自克里姆林宫的任何一个指示工作，于是你便不用特别去考虑当局所下达的命令“是对还是不对”。任何一名军人都变成了一架宏伟机器中的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其职责是为达到预定的目标而转动。

　　有人对我们说，在阿富汗的“黑河那边”人民在搞革命，他们极其渴望自由。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进逼他们，所以他们要求我们援助。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就是不允许阿富汗民主的嫩芽被践踏……

　　当我第一次在喀布尔机场看到我们被击毁了的坦克和装甲汽车、飞机和直升机的巨大坟墓时，那时我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想法，认为只有非常强大的力量才会使我们受到如此大的损失。而每天不断增长的死伤人数使人深思：如果说得到拥有2万人的阿富汗军队支持、数以12万计的全副武装的苏联军队，甚至那么多年都不能对付山里的土匪的话，这到底算是什么革命？

　　战争是洞察一切的最好手段。它使你越来越近和越来越快地面对死亡的可能，越来越多地开始考虑的不仅是如何活下去，而且还有你听从谁的意愿、为了什么目的呆在别人的土地上——处在一种每分钟你都可能只留下一个钢质号牌的边缘，那号牌上写着你个人的代号和“苏联武装力量”这个标志（而且那还要看同志们是否能够找得到它）。

　　在阵阵吉他声的伴奏下，戴着军官和士兵肩章的快乐人们乘军用飞机抵达了这个国家，这里的太阳就像电焊发出的光一样耀眼，这里的山高而险峻，伤痛和死亡在它们中间等待着许多人。

　　在那次战争中，我突然发现，我们的人的高度勇敢与人类可耻行为最恶劣的表现可怕地结合在了一起。有人在战斗中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指挥员，而有人在夜间偷了战友的冲锋枪，其目的就是为了用好价钱把它卖给当地的小饭馆老板，并去购买梦寐以求的“真维斯”牌服装。整排人在峡谷里中了敌人的埋伏而陷入了困境，可是卡布卢科夫大尉却在村子里同小店老板为卖掉从自己的士兵那里偷来的一袋砂糖长时间地讨价还价。一些人在装甲运输车里触雷被烧死，而另一些人却在同一辆受重创、将被运回苏联修理的车的隐秘处藏了一包包毒品……

　　最走运的是能平平安安回家的人。最不走运的是躺在镀锌的棺材里或撑着拐杖的人……

　　当你看到被敌人砍下的军官脑袋，而就在昨天，你还同他一起喝了灼热的、像硫酸一般的酒精棉液，还听他温馨地讲述了关于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的事情，他已经准备好了给他们的礼物;当你还穿着他在出发去山里前送你的运动鞋，此时此刻，好像有人在用大颗粒的金刚砂使劲地搓洗你的脑筋，于是你就会真正感悟到生的价值与死的代价……到了那个时候，头脑里想的不是对祖国承担的义务和职责，而是一大堆恶狠狠的话，你会在心底里咒骂那些派你参加这场糊涂和无用的战争的人……

　　不明不白的战争是所有战争中最糟糕的一种战争。因为它给那些遵循谬误目标上战场的人所带来的牺牲是毫无意义的。将自己的军队抛向一场可以避免的战争，这是政治家们犯下的最大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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