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男 孩

　　我漫步在喀布尔，观察着阿富汗人的脸。我看见了他们各种各样的眼光。一些人的眼里闪烁着兄弟般的善良温情。另一些人的眼神令人恐怖，就像冲锋枪的枪眼一样……

　　一天，我应该从第40军司令部转往第103空降师。我在一名士兵的陪同下乘坐司令部的“乌阿斯”车去那里，他拿着带有两个用蓝色绝缘带捆着的“支架”的冲锋枪放在膝上。正面窗玻璃上的两个弹孔被用同样的绝缘带贴上了双十字。

　　在市郊我们的汽车不知有什么东西坏了。在驾驶员同保镖摆弄发电机的时候，我从像烤箱一样热的车子里钻出来歇一下，抽支烟。

　　路边不远处有座坟墓——那里杂乱无章地铺着稀疏的墓石，旁边的杆子上挂着绿、红、白等各色的碎布条，五彩夺目。在一块石头的边上，我发现了拜倒在地的孩子的黑头。一个阿富汗孩子跪在刚掩埋的坟墓前，轻轻地哭泣着。我回汽车取了一罐可乐，走向小男孩。他像一只受惊吓的麻雀一样从地上一跃而起，跑到不远的地方，又在石头后跪下了。

　　我又向他走去，将饮料罐头捧在胸前，竭力向对方表明自己的友好意愿。可是，阿富汗小孩重新从我身边跑开了，围着我走到跟前的那座坟墓转。

　　最后我受不了在墓地里玩这种不恰当的游戏，便将饮料罐头留在了刚掩埋的坟墓旁，向汽车走去。在我钻进车厢之前，我回头看到，阿富汗小孩走向罐头，拿起它便朝我这边扔了过来。然后，他又跪下，比原先更厉害地哭了起来。当汽车发动机响起的时候，小男孩朝我这边转过头来，并举起了肮脏的小拳头……

　　“可能是个小匪帮。”保镖说。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

　　后来我问驾驶员，为什么坟墓旁挂着的布条有三种颜色。他回答说，绿色意味着穆斯林顺利地进入天堂。红色——表示还没有为死者报仇。白色——复仇的象征。

　　只是当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才发现，墓地里飘得最多的是红色的带子……

　　转  折

　　当你来到军事部门的中央机关时，那么主要的是哪怕每月有一次能看看活着的士兵，并闻一闻在莫斯科已淡忘的、有点咸味的部队生活气息，不然的话，就可能会与生活脱节。为此就常颁布各种命令和指示，而部队和舰队的指挥员们则常咒骂这些命令和指示，抱怨莫斯科领导所下达的指令一点都不符合各军、师和团的实际状况……

　　我去远处和近处的一些地方出过差，我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军队来了。腐败和生活无大志的风气似乎殃及各个司令部和营房。

　　越来越多的军官染上了“耍嘴皮子”的毛病，转而又传给了他们的下属。年长的指挥员在工作会议上开始经常反复地谈论改革、军队生活民主化和军事改革。过去，在军官们的酒会上，主要谈论的话题是关于“工作和女人”，而如今这些酒会通常变为政治辩论的俱乐部。

　　苏联国防部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元帅颁布的关于部队军官会议的指令使得这些辩论更加激烈。那些受够了某些指挥员霸道行为的人开始对揭露他们的恣意妄为寄托希望。在《红星报》上开始出现关于军队中军官会议历史的文章。

　　一位总参谋部的军官不知在什么地方得到了关于沙皇俄国军队的军官会议条例，这个条例开始到处传阅。我们将它与亚佐夫的指令所确定的条例作比较。

　　在部队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在所谓军队生活民主化的朝霞姗姗来迟的日子里，我不得已处理了一件丑闻。

　　在列宁格勒军区“永远追求真理的人”——师技术部副部长奇斯佳科夫上校是部队小偷最害怕的人物和人民检查委员会主席，他让指挥员脸色发白，当时他在工作会议上大声宣布说：

　　“国防部部长的指令是胡扯。在过去的军队里，由团里最受尊敬的军官来当军官会议的主席。亚佐夫指示说，不经过任何投票他就应该成为司令员。那如果他不是最受尊敬的人呢？所以别把我们当傻瓜！”

　　脸色发白的指挥员顿时中断了会议，并把奇斯佳科夫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来洗脑：这是讨论国防部长的指示和命令，所以，公开地对它们进行批判是绝对禁止的。

　　师里和团里的军官们很快就证实奇斯佳科夫所说的是正确的。在炮兵团的军官会议上讨论了军官候选人的名单，他们要求取得通过竞争进入军事科学院的权利。在他们中间有个营长索科洛夫大尉，他是列宁格勒州委的一名书记的儿子。大尉是团里出了名的“耍嘴皮子的人”，他把自己的营整垮了。

　　但是，在装备师的桑拿浴房方面没有人能与他相比，他在那里拿着蒸浴用的桦笤帚给军区司令部派来的检查员拍打他们蒸得发红的臀部，把啤酒准确地泼在烧得滚烫的石头上并将自制的羊肉串端上桌来。

　　索科洛夫的对手是另一个营的参谋长特列古博夫大尉，他是团里的一个平民出身的人，在州委机关里没有什么亲属，上级指挥官在突击和全体紧急动员的时候对这类人总要指指戳戳。

　　在团军官会议上，大家吹着口哨大肆批评了“耍嘴皮子的人”并选定了特列古博夫。团长怕得不得了，对情况发生这样的转折很不满意（军区的一些干部工作者曾给他打过保票），他在宣布会议结束时说什么军官会议是重要的，但根据国防部的指令，最终决定还是要由一长制的首长来做。

　　于是，炮兵团的军人民主就此告终。去莫斯科学习的是索科洛夫。团里的奴隶特列古博夫大尉落了空。

　　在军内和国内关于民主的议论越多，人们能感觉到的民主就变得越少。在真正需要同群众商量，指望群众发表意见，甚至只需要一种健康的理性的时候，国家、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就擅自做出了任意的决定。

　　在20世纪80年代末，作为四次红旗勋章获得者、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奖章获得者、培养出过20多位苏联英雄、从未在战场上退却并攻占过柏林的近卫军师，被军队的最高统帅大笔一挥就击溃了。它陷入了裁减的境地。师长给亚佐夫元帅写了一封愤慨的信件。部长责令总参谋长给将军回信。总参谋部给师长的信大致是这样写的：我们所有的师都有它的光荣历史，但应该做出某种牺牲。

　　对于任何一个师长来说，也许除了投降以外没有比下命令将师的战斗红旗以及它所获得的所有战斗勋章交给苏联武装力量中央博物馆更为有损尊严和可耻的使命了。

　　我看到了这个过程。

　　1990年一个炎热的夏天，将军在两名有冲锋枪武装的战士和一名准尉的陪同下，带着一只磨得发光、装有记载着全师战斗荣誉的秘密文件的箱子抵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一条由于命运的嘲弄用苏联军队命名的街上，在博物馆的昏暗的地下室里，他凭收条交出了战旗，那里已经塞满了各个具有光荣历史的师和团的旗帜，它们被蛾子咬得满是窟窿……

　　储藏室的女保管员向师长抱怨“工作空间有限”，抱怨地下室潮湿，甚至还抱怨夜间在博物馆珍贵的纪念品中串来串去的老鼠……那时，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能在博物馆的展品里找到位置。

　　然而，却有足够的地方来收藏希特勒的各种制服和戈培尔的各种手枪。

　　可能这是我们国家的通病——常常根据“革命的合理性”的原则或少有的轻率态度来对待本国的历史。难道不是因此我们在几个世纪的政治狂热中这么轻易地丧失了对军队来说最早的和最神圣的伊斯梅洛夫团和谢苗诺夫团的称号？

　　我至今不能明白，为什么如此容易地解散不平凡的分队和有着丰富战斗经历的部队，而一些连存在不到5年的、通常只有番号的师和团却过得好好的。有时，事情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一些新出现的、甚至没有战旗的部队却留着……

　　延续下来的制度中断了，崩溃了，瓦解了，军队的传统被移交给了档案馆，成千上万封来自各级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参加过战争的老战士们的疑惑不解和愤怒的信件成堆地被寄到了克里姆林宫、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克里姆林宫和部里的办事员们在给人们的答复中满篇写的是同情的谎言，并提出各种伪造的理由，把“客观情况”这一常用的官僚主义谎言作为依据。

　　我那聪明的朋友和精神上的指导员——退休上校彼得罗维奇顺便又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

　　“也许只有在俄罗斯才会将玻璃和钻石混为一谈……”

　　上  课

　　德米特里·亚佐夫从位于别戈夫大街的国防部干部总局局长办公室转到阿尔巴特大街后不久，发生了一起事件，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办公室的人对这事件议论了好长时间。我的朋友和同事萨夫丘克上校模糊地和神秘地说到了这件事：

　　“并非每个总参谋部的军官有幸充当阿富汗猎犬的角色。”

　　……在五层楼区域的楼梯台阶处响起了疯狂的喊声，并可听到无数沉重的脚步声。原来是一组将军和上校表现出围猎人的狩猎狂热，正在捕捉一个头发未剪短的准尉，他映入了亚佐夫的眼帘，而当后者大声发出命令“到我这里来！”时，他又从亚佐夫的眼前消失了。

　　有个少将命令萨夫丘克上校也立即加入搜捕者的队伍，把“头发蓬乱的”准尉特征详细地描写了一番。

　　准尉最终也没有被找到。领导搜捕小组的、长着一头浅发的将军为此非常震惊——他极不愿意向部长报告行动的失败……

　　* * *

　　当我向自己在总参谋部的新上司做自我介绍后，有人领我看了工作的地方，它在一个窄小和闷热的办公室里，只有一扇窗户开向阿尔巴特广场的一角和兹纳缅卡街。然后，我必须完成一件严肃的事情——去总参谋部政治部办理登记手续。

　　那天，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的心情看来很好，因此，他亲自邀请我同他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并非每个初来乍到总参谋部的人都能获得这个荣幸。将军带着某种令我喜欢的好奇心询问了军人们的情绪。这有点像列宁同红军战士的谈话。

　　政治部主任问我，军人们最不满意的是什么。我谈到了部长发出关于军官和准尉们奉命甚至在30摄氏度的热天要穿长袖衬衫和戴令人窒息的领带这样愚蠢的命令。将军在小本子上记下了一些东西。在分手的时候，他说：

　　“感谢您的坦率。但您说话要谨慎些。关于衬衫的命令总归是部长签署的。而您说这个命令是……”

　　“我明白了，将军同志。”

　　“可能您是对的。在这幢楼里不能把您所想的都说出来。但是，应该考虑好您要说的。”

　　那就是总参谋部给我上的最初几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