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代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工作日经常是这样开始的：将军和上校们、各级首长们的副官和办事员们从清早起就带着呆板的眼神在走廊和办公室走来走去，寻找刚刊出的批评军队及其领导的报纸文章的原件或复印件。

　　当时的风气是：在阿尔巴特大街上许多人把每一篇批判武装力量的文章看成是个人的耻辱。有点惊慌的心情一次又一次地在总参谋部人员的团结的队伍中传播，并引起了大家很大的气愤。

　　没有一天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将军和军官们不把账务、报表、出差、计划、报告和调查等事搁到一边，去抓“对反映的情况进行核查”的工作。“具有民主倾向的”报界相信公开性的治疗作用，无耻地咒骂军队，把真理与谎言、尖酸刻薄和恬不知耻的成见与客观态度混淆起来了。

　　另有一些报纸使我觉得它们颇像饿狼，在长时间徒劳无益的搜捕之后最终扑向了无人保护的羊圈。

　　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许多人都知道，亚佐夫元帅越来越多地向戈尔巴乔夫抱怨这种没完没了的事情，可是总书记只是说句笑话敷衍而过，他说，批评是苦的，但是良药。列宁也曾这样说过。勃列日涅夫也是这样强调的。

　　一次，当德米特里·亚佐夫多次请求会见军队最高领导成员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最终出现在那时举行的军事领导人的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讲了一篇话，一开头就老生常谈地讲了当前时期的困难、改革进程和新思维这些话，讲到他作为总统看到和理解武装力量面临的复杂局面。讲完这些话之后，他对大家说，可以给他提任何问题。

　　大厅内立即静了下来。

　　军队高级将领们那时还不习惯在未经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领导人商量便给总统公开“提问题”。而如果早些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提的问题一般也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且用的也是军人们所惯用的有分寸的方式。

　　大厅里毫无声息。出现了窘迫的停顿。

　　于是，亚佐夫向大家发表了简短的即兴讲话，显然是为了让所有在座的人明白，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既然已有同总统本人推心置腹地说说话的可能，那就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

　　有人为了做样子问戈尔巴乔夫，他是如何评价国际军事和政治局势的。戈尔巴乔夫同往常一样作了冗长的和不具体的回答。看来，他不太愿意这样做，而且他开始不时地看表。

　　那时，后排有个少将举起了手。

　　“请吧，”亚佐夫说道，“问题提得简短些，要知道许多人都想向总统提十分迫切的问题。”

　　数百人将头转向了少将这一边。场内出现了教堂里有的那种寂静。

　　“最高统帅——总统同志，”将军大声地对戈尔巴乔夫说，“我请您就主要问题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您是要军队，还是不要？”

　　戈尔巴乔夫皱起了眉头。亚佐夫紧张地注视着他的脸部表情。总统重新就当前时期的困难和特点高谈阔论起来，并要大家相信，对于他来说，军队问题是属于第一位的。大厅里悄然出现了不满的嘟囔声。戈尔巴乔夫说得越多，这种声音就越响。总统很快结束了讲话并离开了大厅……亚佐夫走去送他。当他回到自己在主席团的座位时，大家等着，以为部长为少将的这一不得体的行为，现在就要厉声斥责那个少将和大厅里所有的人了。但是，部长只俯身向着自己的一位副部长，十分意味深长地挥了挥手。大厅内响起了掌声……

　　那时候，我开始在阿尔巴特办公室和走廊里越来越多地听到将军们气愤的谈话，说“谁也不保护军队”，说一些在克里姆林宫通过的有关国家防御的战略文件是冒险和不成熟的。这样的事在过去是不曾有过的。

　　从很早的时候起，在制定有关国内和对外军事政策以及国家军事安全最重要的决议时，克里姆林宫对总参谋部的看法总是尊重的。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这个传统被破坏了。

　　当戈尔巴乔夫在削减常规和核武器领域准备自己第一个“历史性突破”的时候，总参谋部和战略导弹部队总参谋部的一些将军和军官们一连几昼夜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工作间，他们承认“已经喝了成桶的伐力多了”。

　　那时已经开始了克里姆林宫、外交部和军事部门领导人之间的暗中争斗，在这场争斗过程中各方推行的都是自己的政策。戈尔巴乔夫在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和外交部的一些其他人士的支持下极力将“新思维”强加给将军们，迫使他们在裁军领域迈出越来越大的步子。将军们并不反对，但是始终坚持一条，即所有这一切要逐步、慎重、均等地进行，反对平民主义的冒险主义与明显的让步。

　　总参谋长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大将往往在一天里就要同克里姆林宫和外交部进行几次不甚愉快的谈话，此后他心情总是十分忧郁。他没有对下属们说，戈尔巴乔夫“要求裁掉更多的导弹”，更何况要对美国人做出让步，但是，从他对“核”文件进一步加工的解释和指示的特点来看，便能轻而易举地明白这些情况。人们同情身上背着沉重十字架的莫伊谢耶夫……

　　戈尔巴乔夫疯狂地推行裁军政策，迫使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人遵循他的政策轨道——甚至经常要违反常理和损害国家的国防能力。戈尔巴乔夫同美国签署了自己的“核”条约以后，当我们得知已向美国人做了巨大让步的时候，位于阿尔巴特大街上我们的整座楼顿时开了锅。那个时候，“为此应该枪毙他”这句话看来是总参谋部工作人员最轻的评论了……大家拿着数十份提纲、图表、计划、分析报告在办公室间走来走去，坚决地向自己的领导证明：“光天化日之下的欺诈行为”正在出现。

　　越来越清楚的是，“上层”不想听到这些人的声音。

　　总参谋部作战总局“核”管理处的一些将军和上校们显然不知所措起来，他们强烈地指责国防部部长和总参谋长丧失原则和没有骨气。要是德米特里·亚佐夫元帅和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大将知道下属们那时对他们说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恭维话”就好了！同时挨骂的还有成为总统军事顾问的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

　　遗憾的是，那时，白宫派驻在阿尔巴特大街上的许多人，并不了解我们的最高军事领导人是怎样评价戈尔巴乔夫的核导弹创议的全部真实情况的。只是到了后来，他们才知道，所有这些人都不满意戈尔巴乔夫所提出的仓促、有时是冒险的决定，他疯狂地催促军人们走向“新的历史性突破”。同我们一样，神圣的阿尔巴特的 “别说你所想的，但要想你要说的……” 这条金科玉律也感染了他们。

　　我们的最高级将军们只有两条出路：要不用拳头敲打克里姆林宫总统的桌子并走人，要不装孙子袖手旁观。然而，离开是很简单的事情。离开意味着屈服。要开辟一条有诚意和可以协商的道路。还有希望得以扭转局势，阻止对外政策轻率的激进主义和国内问题中刚刚抬头的冲动。还有同克里姆林宫在允许的范围内争论的可能，并对戈尔巴乔夫就国防政策问题提出的冒险和草率的建议哪怕表示某种公开的和隐蔽的抵抗。

　　最高级将军们继续留下工作，只是偶尔敢针对克里姆林宫轻微和公开地唠叨几句，间接地责备几句。那是危险的唠叨。我们在阿尔巴特有一些烈性子的人，他们非常希望亚佐夫元帅更强硬地“压”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但是，部长对从他的副手们嘴里听到的这些挑衅性建议置若罔闻。

　　那时，总参谋部各局处的一些将军和职位较高的军官是这样说亚佐夫的：“老爷子变坏了。可他原先是多好的人呀！”他作孽，我也是这样想的，当时我并不知道部长的真实心情以及元帅用来嘉奖他的多话上司的那些外号……

　　晚些时候，我从那时任国防部总务局局长、经常去部长办公室的列昂尼德·伊瓦绍夫将军那里得知，例如确定我军撤离匈牙利的日期时，克里姆林宫与外交部公开地无视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意见，亚佐夫对此极其愤怒。这更加剧了有关我军在国内的部署问题。

　　那是这样一个时代，数十年来一直是社会的“禁区”、中央的宠儿、从来不受批评的军队，越来越变得像一个大权在握的女皇不予理睬的灰姑娘。

　　曾经在《真理报》上刊登过一篇批判文章，说在堪察加地区卫戍部队的营房里管子冻坏了，当时总参谋部认为这是一起非常事件，使自己的名声受到了打击。那时，位于阿尔巴特大街上的整座楼都紧张起来，上面给大家分摊了相应的工作，堪察加地区的军区司令员及其后勤工作副手得到了示范性的处理，而部长拿起“通向克里姆林宫的热线电话”的听筒，得意地向中央军事部报告说，这是“误会”，并报告已经做出的“最严肃的结论”。

　　有个时候，中央报刊的主编们拿着批评军队的文章到老广场去征求意见，而听说此事的国防部长或者总参谋长一个电话打到克里姆林宫，就使自己排除了这些不愉快事情的干扰。

　　另一个时期开始了……

　　一次，在阿尔巴特大街的那幢楼里发生了将军们的一次可怕的骚乱。原来事情是这样的：《真理报》编辑部正在准备一篇有关一位领导加里宁格勒高等军事学院的著名将军的毁灭性材料。这位军事领导人同国防部的一位副部长有某种亲戚关系，因此他的职位上升得很快。已经在为他准备总参谋部管理总局局长的办公室了。这样的人在我们阿尔巴特“有几个”，这在大家心里都是清楚的。于是，有了消息：我们在老广场的情报人员告诉说，关于有人将正在准备的这篇文章向戈尔巴乔夫做了报告，后者对此开了绿灯。甚至建议多提供这样的材料。

　　阿尔巴特与老广场之间进行了一整天艰难的电话谈判。军人们的逻辑归结为：在苏共中央的机关报上发表文章，会被看作是报刊“对将军们捕风捉影的开始”，从而沉重地打击军队的声誉。中央意识形态和行政部门领导人的逻辑是：“决定已做出，不需要再讨论”。另一种论据是：这样的材料会使许多军事领导人得出相应的结论……

　　我得到了一项须十分慎重对待的任务，即同文章的作者——《真理报》军事评论员瓦西里·伊兹加尔舍夫谈判，请他“自愿”退回材料。我从瓦西里·菲利波维奇在《红星报》工作的时候起就认识他了，而且我们之间的关系不错。上校是个聪慧、敏锐的人。当我出于为完成“特别重要的任务”的高度责任感，像愚蠢的狐狸围着鸡笼转一样开始巴结他时，伊兹加尔舍夫对我说道：

　　“如果你想让我继续尊重你的话，就停止无谓的操心……”

　　文章于次日被登了出来。利用职务之便行窃的院长被撤了职。

　　报刊愈加猛烈地辱骂我们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骗子，而在不久前，这些人还感觉自己是完全不可侵犯的。

　　在这里不能不承认，戈尔巴乔夫起了重要的净化作用，他允许报刊在关于高层将军中的许多代表的道德面貌问题上说真话。国内根据姓、名和父称了解到什么人辛苦地从德国把盗来的家具运往莫斯科。一些穿着红色镶条将军裤的搞阴谋诡计的人被曝光，他们用公款给自己盖富丽堂皇的郊外别墅，走邪门歪道为自己的子女搞房子。那些在屈指可数的日子里变戏法似的从上校升到了中将的人露出了原形。

　　诚然，这样的公开性使许多阿尔巴特的人感到不合心意。许多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高级官员埋怨报刊并常常指责记者们，说他们伪造事实，添油加醋，胡说八道，甚至还撒谎。

　　我看到并相信，那是一些没有根据的、试图拯救“军人荣誉”的说法，但荣誉早就被严重玷污了。

　　在奇卡洛夫斯基飞机场我本人曾接过来自德国的军用飞机，将驻西方军队集群指定给我的上司们的“微薄”礼物塞满了整个轿车。

　　在直属国防部的军事学院里，报名投考该校翻译系学生的名单中，几乎全是那些在苏共中央、外交部、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电话名录里容易找到的姓氏。

　　当苏联陆军和海军的某些高级军事领导人满腔热血地教导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必须坚决反对任人唯亲并要谦虚谨慎的时候，他们的儿辈们却正在德国的“偏僻地方”服役，不清楚为什么提前获得了军衔，或者不用排队就得到位于鲁布廖夫卡或首都西南区高级将军楼的住宅——所有这一切给我们军队最高领导层许多代表的道德风貌蒙上了一层阴暗的印象。

　　从阿尔巴特的钟楼上我开始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管理军队的主要核心中已布满了“军事资产阶级”，他们热衷于为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打算，而越来越少考虑时代所要求的武装力量的面貌问题。

　　曾经有过“阿尔巴特军区”，也曾经有过军队中平民出身的人——他们是一群精疲力竭、整天挨整的卫戍部队和舰队的军官，他们是受尽“父辈”折磨、耐心地计算复员前日子的士兵群体。指挥员们使出浑身解数为了使他们的下属和分队不给军队丢脸，他们作出了非凡的努力，在许多方面他们还是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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