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  感

　　1990年夏，我作为以根纳季·亚历山德罗维奇·斯特凡诺夫斯基将军为首、由国防部将军和军官组成的大检查团的成员到过波罗的海舰队。那时，到处都可看到，海员们简直是念念不忘支持舰队和沿海部队进行战备活动。其中最优秀的是一艘由舰队司令员海军上将弗拉基米尔·叶戈罗夫的儿子指挥的巨大的导弹核舰艇。

　　当有人向斯特凡诺夫斯基将军报告这些情况时，他仍然坚持他以往的绕过“感人的事实”的习惯，为了不使海军上将陷入微妙境地，他要求给大家看一艘最出色的小舰艇。我们驶近一个码头，那里系着一艘加油船，从里面走出一名军人，他迎着我们走来并清楚地做了自我介绍：

　　“海军上尉卡西莫夫！”

　　基地指挥员补充说：

　　“舰只一直处于战备状态。已经有一年了，一次都没有松懈过。”

　　斯特凡诺夫斯基同上尉谈了谈工作和下属们的情况。他在谈话结束后问道：

　　“住房情况怎样？”

　　上尉胆怯地抬起头来，斜眼看了一下基地指挥员。他显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最后他压低声音勉强地说：

　　“我住在舰艇上。妻子与孩子在乌克兰的岳母那里。”

　　事情变得一清二楚了，为什么舰只一直处于模范的战备状态……

　　宿舍里住满了军官们的家眷，其中有的家有两三个孩子。租房子对上尉来说是件太不合算的事情，所以，才会打发妻子带着孩子去母亲那里，而母亲本来就需要有人帮助。在基地里这样的人有很多。于是，离婚的事情就发生了……

　　当检查团乘飞机回到奇卡洛夫斯基飞机场时，我与斯特凡诺夫斯基将军一起乘坐的轿车轮胎破了。旁边停着一辆“乌拉尔”带拖斗的军车，上面装满了水泥板和木料。车主跑去商亭买烟。当他回来的时候，正面碰上了将军。

　　“去哪儿，上尉同志？” 斯特凡诺夫斯基问道。

　　“去熊湖，将军同志。”

　　“是运材料去部队吗？”

　　“是！……绝不是！”

　　上尉想，撒谎是徒劳的，说出真相并不费劲。

　　水泥板和木料是为莫斯科军区司令部一位高级官员的别墅准备的。

　　“就这样我们永远也前进不了。”根纳季·亚历山德罗维奇忧郁地说。

　　我们俩似乎立即想起了已在舰只上生活了一年的卡西莫夫上尉……

　　来自部队和舰队的信件像雪片一样寄到了国防部部长的接待室、总政治部党委和人民监察委员会，信中说的是，许多高级指挥官和首长显然具有按捺不住的改革军队的热切愿望，而改革首先是从改变自己的住房、别墅、轿车和银行里的存款开始……

　　纪 念 碑

　　1990年深秋，在位于莫斯科市郊的一个部队里发生了一起非常事件：就像在调查材料里写的那样，“尚未确定的人士用不知什么型号的火枪朝列宁雕像的后脑部位开了一枪，玷污了纪念碑。”

　　我的任务是去事故现场，与部队的领导、特工处、卫戍部队检察官侦查员取得联系，并向领导报告。这个部队部署在离莫斯科不远——约有50公里的地方。

　　在去司令部之前，我决定去看看纪念碑。它竖立在靠近边防检查站、在陈旧并被遗弃的苹果园的边上。从林阴路有一条铺着沥青的小路通向纪念碑的台座，小路上满是宽大的裂痕，里面长出茂密的草来。路上铺成“倒塌的多米诺骨牌”形状的砖块还稍许能看出残留的石灰痕迹。台座上的灰泥有多处已经脱落，从灰色的水泥里露出生了锈的金属构件。

　　我感到抬头看石头的列宁是件可怕的事情。

　　我有这样的感受，这种感受也许背叛者或者犯了极大错误的人在应当面对其老师和培育者时才有的。

　　在我的面前是一个沉默的石头领袖，我多年来一直无条件地敬仰他，我带着有他的形象的党证，成为他的党的一员，钻研了数十部他的著作，几乎能背诵大量他的引语并深信他的学说。他说过，“我们的口号应当是一个——必须模范地学会军事工作”，“不准备去掌握敌人拥有的或可能拥有的各式武器以及采用的各种斗争手段和方法的军队的做法是不理智的，或甚至是犯罪的”。难道可以对他讲过的这些话有丝毫的怀疑吗？

　　但是，已经不能不看到，我们党的领导人无数次重复的这些和许多其他的引语与军队的现实生活已脱了节，军队早已耗尽了胜利所带来的信用，已不善于真正学会军事工作了……列宁的教诲已经变成自身的东西，与新生活的现实相脱节，在新的生活中，为了不陷入政治蛊惑宣传的泥潭，应当用更新的思想去充实老的真理。

　　而我们的老广场上的“思想矮子”继续意味深长地鼓起腮帮子，从陈旧的列宁引语上抖掉灰尘。我们到处自吹自夸地说，我们拥有2000万党员，我们是背朝着未来，在55卷蓝色封面的列宁全集中为正在成熟的问题寻找答案……

　　当我翻阅朝鲜杂志的时候，里面每一页都要好几次强调，一个遥远国家的全部生活——从日出到补破旧的衬衫绝对是由金日成思想的良好影响决定的，这给人的印象是颓废。但我常常避免简单地接受复杂的思想概念，我知道，对于亚洲人的信仰来说，欧洲的“思维逻辑”经常是无法理喻的。

　　在中学、团、军事学校和学院里，我所接受的教育是对列宁主义的盲目信奉。我还记得儿时的一段话：“我坐在樱桃旁，老也吃不够;列宁叔叔说——要听妈妈的话” ……

　　人们没有怀疑列宁号召要做的一切。所有他所说过的话被看作是圣经中的教诲。要在所有的文章、报告、讲话中，还有更多的是在研究工作和演讲中引用列宁的话。甚至当研究论文和演讲的题目是有关全军作战的战略或者战略导弹部队发射井装置的问题时也是如此……这被称为“军事科学的党性”。

　　一次在学院上课的时候，我那爱吹毛求疵、刨根问底的朋友彼佳·雅科夫列夫明显挖苦地给战略课老师提了一个伤脑筋的问题：

　　“如何运用军事科学的党性原则，去解决坦克师在夜间敌人猛烈的火力控制的条件下加紧实施水障碍的问题？”

　　马祖尔上校看来早已习惯这类刨根问底的学生，做了有其特有风格的回答：

　　“雅科夫列夫，您大概又没解好酒……”

　　我怎么也无法明白，“任何革命只有在它倘若能得到捍卫的时候才会有某种价值”这句话的天才性到底在何处。一次，在某本关于罗马帝国历史的书里，我读到了那个时候一位执政者说的话，他说，在取得政权之后，应当将一切力量集中在它的捍卫上。这是古老的真理。列宁的真理同它的差别仅在于前者是以有点不一样的方式提出来的。尽管这样，也不会影响它成为真理。

　　我坦白地承认：不仅是写，就是想起这一切来也是可怕的。当我听到或读到某人批判列宁的话时，我很长一段时间把这看作是可怕的亵渎行为，并敦促自己不受这种感染。

　　我始终没敢瞧一眼列宁石雕像的脸部，我低头绕过纪念碑并看了一下领袖的后脑。在它上面露出了一个窟窿。从里面不时地飞出麻雀来，它们又很快飞回去，嘴里叼着草。小鸟们看中了领袖的脑袋便把它作为自己的窝。麻雀的这一可怕的亵渎行为使我产生了一种恐惧与有点善意和可笑的东西相混合的感觉。

　　在我的后面响起了艰难的喘气声。沿着高高的枯萎的草丛向我走来一位胖胖的军官，他穿着大衣，围着武装带。他脸上微笑的样子已被痛苦的表情所取代。

　　“请允许我做自我介绍，我是中校戈列洛夫。部队负责政治工作的副手！”稍作喘息后，他又补充说：“上校同志，您怎么不提前通知……”

　　“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我说道，“我们还可再谈谈。还没有搞清楚是谁开的枪吗？”

　　“还没有，”中校抑郁地回答说，用痛苦的神情打量着领袖后脑上的窟窿。当他发现麻雀钻进列宁的头部时，他脸上流露出的恐惧与痛苦的表情变得更加明显。一只麻雀直接停在领袖的头顶上，那里早已布满了鸟粪。

　　这位部队政治副手从地上拣起一只放熟的苹果，便将它向麻雀扔去。可勇敢的鸟窝主人只是稍微动了动翅膀——中校射得很不准。小小的红果子被扔到了纪念碑的背部便开了花。于是，中校扔出了第二个——比较准一点的果子。

　　鸟飞走了。中校抱歉地看了我一下说道：

　　“请原谅，我们不能在搞清未遂罪的一切情况前修补好伤痕。也不能安上断手。今天就将把纪念碑盖上防水布。”

　　他到底说了“未遂罪”和“伤痕” ……

　　在部队司令部里，一位特别处人员向我做了自我介绍。他建议我去办公室，暗示那里“有点什么东西”。他在办公室悄悄地说：

　　“有情报说，有个军官几次表示愤怒是由于，据他说，列宁‘把臀部转向莫斯科，而把手指向西方’。表现很不好。喝酒。说反党笑话等。”

　　“而事实上，”我响亮地答道，“列宁真的看着西方。可是他到底应该朝哪儿看呢？”

　　“我已经了解过，”特别处人员回答说，“在这方面中央和政府没有任何指示和决议。”

　　有人敲门。进来的是政治部副主任，他腋下夹着连着白色带子的红色文件夹。军队干部部门通常在这样的文件夹里保存军官们的个人档案。少校向他陈述了自己对这个被怀疑军官的看法。

　　然后，这位部队政治副手开始向莫斯科军区政治部打电话。

　　“将军同志！”他往电话听筒里喊着，“从阿尔巴特来的同志们在我们这儿为纪念碑事件工作着。是根据部长的指示。有些东西已经抓住了。但是需要问清楚，上面命令将纪念碑的脸朝哪个方向安放……什么？在我们这里？在我们这里纪念碑的脸部是朝着西方的！什么？抱歉，将军同志！是，将军同志！绝对没有，将军同志！把它转向该朝的那一面，将军同志！”

　　部队政治副手那惊慌失措的脸明显地证明，他在电话中遭到了无情的批评。

　　他带着一付吃了败仗的表情放下了听筒并垂头丧气地说：

　　“命令在清晨之前修复并转换方向安置。可是朝哪一面转呢？”

　　……就这样，什么具体情况我都没调查清楚，就回到了莫斯科，向领导汇报了一切。听完我的汇报后，他非常严肃地说：

　　“你说，列宁到底应当朝哪儿看？在这方面有些什么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