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91年8月军界在苏联解体前后的反应

　　预  兆

　　1991年8月中旬，几乎每天都将莫斯科近郊的“御前”师和“御前”旅的指挥官们召到阿尔巴特。总参谋部细心的人立即注意到了这一点。知道这种令人生疑的高频率来访目的的将军和军官们，对此事闭口不谈。

　　塔曼摩托化步兵师师长瓦列里·马尔琴科夫将军和坎捷米罗卡坦克师师长弗拉基米尔·丘日科夫将军曾几次到总参作战部，此后，又几次到总参谋长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大将那里。

　　等待总参谋长接见的将军们不满地说:

　　“什么事要瞎扯这么长时间呀？”

　　“收土豆收砸了。”会客室的值班军官狡黠地、不动声色地答道。

　　当总参作战部的几名上校拿着莫斯科详图一起跑上五楼时，连总参谋部的清洁工根据这一重要征兆也已大致能够作出比较接近真相的结论……

　　在那些日子的某一天，我办公室里保密的通信设备（内线电话）铃声大作，在电话的另一端，一个不认识的军官稍稍作了一下自我介绍后就开始有条不紊地、慢条斯理地、一字一顿、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慢慢进行汇报（要不用保密的通信设备你什么都听不清）:

　　“这是‘伊斯特拉’给您打电话。我根据第4加油站的情况进行汇报……”

　　开始列举发动机用燃料的吨数。

　　“上校同志，您给谁打电话？”我问。

　　“什么给谁？我往燃料——润滑油处打电话。”

　　“您打错了，请重拨……”

　　这也是一个明显的“侦察征兆”，根据所说的燃料数量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坎捷米罗卡师的坦克已加足油，这意味着，它们在准备长途行军。

　　然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差不多就已经公开谈论:“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但是，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什么时候……

　　常有一些历史事件是以阴暗的、昙花一现的预感形式进入我们生活的，而它们在破坏了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生活方式之后，却又带着一个永恒的印记离去。

　　预  感

　　……苏联国防部长会客厅的值班人员对我说，从星期天到星期一的夜里，首长办公室从未熄过灯。

　　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亚佐夫元帅是位前线锻炼出来的经验丰富的军人。他在自己的军事生涯里组织和进行了无数次的大小演习。部长多次一句话或大笔一挥就使有能力解决所有想到的和未想到的任务的师团、集团军、军区和舰队行动起来。但是，在八月的那个夜晚，他要进行的是一场在军校和总参军事学院都没有教过的战役。

　　在苏联军事学术的理论和实践中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在军事集团的支持下，在楼群密集的大城市里守住政权，不对手无寸铁的反对者进行火力攻击……

　　当总参作战部的军官们在几天的时间里把部队向首都进军的路线精确计算时，他们已经很清楚，这么做都是为了什么。很多人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坦克出现在莫斯科街头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后来，亚佐夫元帅也承认，他也不止一次地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仿佛是预感到了这一点，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在克格勃的秘密工程里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说，对国家崩溃的政策愤怒到极点的人民是会兴高采烈地迎接出现在首都街头的军队的。

　　他们设想，武装部队出现在莫斯科会令苏共和新联盟条约的反对者沮丧，接下来的情况将是:形形色色的民主派都将找空溜掉，在人民、党和共青团积极分子以及军队的热烈支持下，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为首的力量将把执政的权柄紧紧抓在手中，将整顿好国内的秩序。苏联将得救……

　　我们的“五角大楼”中的很多“灰马”已经知道了这些想法，他们在私下里议论，认为从本质上讲在首都进行的是一场有军队参与的政治较量——这是极其愚蠢的，就像用手榴弹来砸核桃一样。

　　坚决禁止将这一消息告诉那些自始至终都不应当知道这次行动的人。

　　就连从不对我隐瞒什么的老朋友、老同事萨夫丘克上校，这次都闭口不言。他两次到我这儿要咖啡喝，一脸睡眠不足的样子，眼睛里布满了红红的血丝，两腮满是脏乎乎的银白色胡须。他说，在最近一周喝的咖啡有过去一个月的量。

　　向他探问任务的性质根本没用。这在总参谋部是不允许的。将军和军官都非常鄙视那些不应该对“小圈子里秘密”感兴趣、却试图探听“小圈子秘密”的人。在阿尔巴特好寻根问底的人和好散布流言飞语的人比无能的人更受鄙视。

　　8月16日，星期五，看来，一点儿都不透气，萨夫丘克已经坚持不住了。我知道:如果萨夫丘克坐到你对面的椅子上，点上一支香烟开始抽，津津有味地吸上一口烟并问:“老伙计，你怎么想？”——这就意味着有极为令人困惑的事情在折磨着他。

　　阿尔巴特的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习惯——借助同事的大脑来“讨论”自己的结论。越经常这么做，就越能使自己在草拟文件时少出错。几个头脑总比一个要聪明些。

　　萨夫丘克坐到椅子上，开始抽烟，他用疲惫、郁闷的眼睛看了我一眼说:

　　“老伙计，你怎么想……如果……我们准许我们的军队进入莫斯科，人民会支持吗？”

　　我确信人民会支持。当然了，人民是各色各样的。可能有人会躺到坦克下面，有人会向他们扔燃烧瓶。至少也是扔烂西红柿。但主要的是，成千上万的人已对没有秩序的状况感到极度苦恼!

　　我斟酌着说出的每一个新的词。

　　萨夫丘克用极度疲惫的眼睛怀疑地看了我一眼，拘谨地不停打着哈欠。

　　“同你在一起坐班房都不会寂寞，”上校忧郁地说，“你说话甜蜜就像唱歌。你最近一次在莫斯科大街上行走时，是不是就像一个踩在气垫上的人？”

　　在我们那次深夜谈话中，他匆匆地扔下了一句话，这句话我日后常常想起:

　　“动不动就向什么地方派兵——这是我们的一种民族病……”

　　有一些话，你会常把它们作为惯用语挂在嘴边。 

　　雾气腾腾的早晨

　　8月19日清晨，明斯克公路上大雾弥漫，坦克前灯的光线勉强能够穿透雾气。这种场面很像是驾着军车在牛奶中穿行。坎捷米罗卡师的坦克急切地奔向莫斯科。塔曼师的队伍也沿着自己的路线急切地奔向首都。最先奔向指定目标的是来自乔普雷斯坦的第27特殊使命旅。

　　空降兵司令员帕维尔·格拉乔夫将军给图拉的空降兵下了一道奇怪的命令——“要从容不迫地快些去做。”

　　在总参中央指挥所，人们正疯狂般地进行着工作:值班人员忙得几乎来不及接收并转发信息。很多习惯于摆着与其职位相适应的架子，不慌不忙地沿着总参铺着红色地毯的过道踱步的将军们，也快速地奔跑着，就像是听候差遣的士兵一样。总参谋部这部庞大的机器开始开足马力进行工作。

　　国防部长听下属的汇报，下达命令，并给亚纳耶夫、克留奇科夫、普戈打电话。还给妻子打了好几个电话。

　　中午，我在五楼碰上了萨夫丘克，他忧郁地说:

　　“我刚刚同一位认识的情报人员谈过，民主的鼓动者正在瓦解军队。不单单是靠谈话。他们还给官兵带来吃的和喝的。很多士兵和军官已经喝得大醉了。”

　　“大概，我们也得去让他们做一番说服工作？”我试着开个玩笑。

　　“你最好给妻子打个电话，——让她烘点儿面包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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