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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沉沦之师－－俄军总参谋部上校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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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俄］维克托•尼•布兰涅茨 相关图书:《沉沦之师》 2007-06-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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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通向总参谋部之路－－从驻外军人到任职总参谋部 一群古怪的人 1992年夏季的一个清晨，北方舰队参谋弗拉基米尔·潘久拉海军少校用一条生了锈的链子将自己锁在俄罗斯总参谋部的金属围栏上。 在第四入口处（朝向阿尔巴特广场那一面）站岗的值勤准尉正在打盹，被奇怪的辚辚声吵醒了。他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到一个手里拿着一块鹅卵石的军官，便立即通过内线向值勤首长报告这一情况。一个身着武装带、一侧挂着套在皮套中的手枪的上尉，在两名手持冲锋枪的士兵陪同下，火速奔向出事地点。 他们在好奇的、爱看热闹的人们的目光关注下，把那个并不打算反抗的家伙从围栏上解了下来，并把他带到了值勤办公室。那里的人检查了他的证件，向总参谋部警卫队长作了报告。 在等候警卫队长来办公室的时候，那个阴沉着脸的海军军官要东西吃。两块又干又硬的白面包和一杯不大甜的茶——这就是哨兵所能向他提供的东西。然而，却有足够的不带过滤嘴的、气味难闻的廉价香烟供他吸，这种烟是向士兵们免费供应的。被拘留的人贪婪地和津津有味地吸着烟，蔫了的烟丝沾满了这个少校的舌头。这位被拘留的人不时地往地上吐唾沫，并暴躁地向惊得目瞪口呆的官兵们讲述自己漫长的苦难史…… 他在向舰队军事检察长书面揭发几个偷卖公家财产的卫戍司令的盗窃伎俩后，就再也没有正常地生活过。他背上了各种处分，各种委员会对他盘问不休，以至于使他住进了医院。在他治病期间，他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就被开除了。 但是，在这之后，全面的报复并未停止：因为严重警告的处分没有撤销，所以退休金被有意削减，复员费也不发。当他开始对这种惩罚的不合理性提出异议时，事后又给他加上了更加严厉的处分——“不称职”。已下令叫他腾出在军营里的住宅。他踏破了司令部和检察院的门槛。但毫无用处。妻子不工作——是个病号。却还要负担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于是，他决定寻找更为有效的办法为伸张正义而战：在港口卫戍部队的中心广场上进行一次抗议活动。他画了一张表述自己苦难的招贴牌，坐在折叠小椅子上拿着牌子以示抗议。当下雨和气候变冷时，他架起了单人用的帐篷。心地善良的北方人的卢布开始“流入”他放在门边的硬纸盒里。 偶尔来到广场上的外国轮船的水手们，甚至扔进了外币。 少校按时与值勤警察分享进款，维持治安的人不再要求潘久拉卷起帐篷离开广场。甚至对他的安全表现出感人的关心，为他赶走地方上敲诈勒索的匪徒…… 在挪威某位重要的王室成员前来访问的前夕，地方行政当局的头头把弗拉基米尔请了去，使这个海军少校在头脑中重新燃起了爱国主义、军官和舰队、城市和国家的荣誉的概念，并给他钱让他去莫斯科寻找真理。 少校听取了这位行政当局头头的合理建议，来到海军部的金圆顶大厦，用了三周的时间在那里向海军总部的官员们诉说自己的痛苦。当钱花完以后，潘久拉明白自己这次努力是白费了，于是决心在总参谋部大门口图谋取得成功…… 值勤的总参谋部警卫长看了一下岗哨指挥员的报告，皱起了眉头，带着巨大的好奇心看了看少校，命令把他交给卫戍部队司令部。那里的人们伤了好久脑筋，考虑他到底违反了武装力量纪律章程中哪一条款，结果没有找到合适的条款，便发善心把这个北方舰队的军官给放了…… 回到阿尔巴特广场之后，军官手里拿着要钱的军帽站在“艺术”电影院门口，《真理报》记者在那里把他这种姿态用照相机抢拍了下来。 总参谋长维克托·彼得罗维奇·多贝宁上将看到报纸上刊登的那张照片后大发雷霆。他下令立刻传军官到部长接待室，并命令军事总检察院立即作出反应。在进行调查的时候，少校开始接受莫斯科各家报纸长时间的采访。这进一步激怒了我们的阿尔巴特领导人。 那时，我在苏联国防部新闻处工作，也领导《真理报》的军事部，我受到了领导的严厉申斥，说我未能制止报纸刊出“怪照片”。我受令接见潘久拉，同他推心置腹地聊了一聊，请他“不要使军队丢脸”。我同时还受权向军官保证，他的所有问题都将在近期内得到解决。 我在事先约好的地方同少校见了面，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个疲惫不堪的人，但为了自己准备一直斗争下去。我还按照给我的命令，转告他，我们阿尔巴特的领导已打电话给卫戍部队，现在那边已忙开了…… 事情的这种转折使这个军官受到了鼓舞，在我们这次见面后他马上回了家。不久后阿尔巴特收到了来自北方舰队的密电，说是潘久拉的全部问题已得到解决。又过了大约一个月，我们驻美国的武官给阿尔巴特寄来了一本美国杂志，上面说到那个顽强的北方舰队成员仍在他所在的卫戍区继续进行他的抗议行动，甚至宣布绝食。在照片上可看到：沮丧的少校站在他的帐篷边，他的鞋底下依然放着那只里面放有皱皱囊囊的纸币的盒子…… 我往舰队司令部打电话，那边的人向我证实：“密电与事实相符”。 “那为什么少校仍然在抗议？”我问道。 “因为他有点古怪……也就是说，他是个有心理障碍的人，”有人答复我说，“但这已经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他的问题了……” 医院的医生在电话里同我谈话时带着某种带有害怕心情的不自信的口气证实：军官有某些“不正常的”症状。 “那为什么军队医务委员会没有诊断出这些不正常的症状？”我问道，“他在此前做了20来次检查，而在他的病历里只有精神病医师们的一致结论：健康。” 对方低声地嘟囔着…… 当我随俄罗斯国防部部长伊戈尔·罗季昂诺夫大将数年后飞抵北方时，卫戍部队的老人们告诉我，某个外国驳船的老板对在帐篷里挨饿的俄罗斯军官起了怜悯之心，便将他带到自己船上当炊事员…… “但你们的领导说他是个古怪的人。”我说。 “我们的领导才古怪呢。”他们对我说…… 在经过总参谋部的围栏去上班的时候，我经常想起潘久拉和他为了不使家人挨饿，不得不把孩子送到农村的亲戚那里去请他们赡养的经历。而且为了使他们不致负担太重，他把自己的孩子们分送到不同的农村，孩子们分别从那里给父母来信抱怨彼此牵挂……而军官自己此时在港口干搬运工的活，以便挣钱度日并给妻子买药…… 1992年那个时候，我还不能理解：三个月没有工资，军官怎么生活。1996年年底，我同阿尔巴特的同事们一起也被迫亲自感受了这种经历，只是在那时候我特别理解了陆军和海军军官的那种无声的，然而是猛烈的怨恨情绪，对于这些人来说，无钱的日子早已习以为常…… 1991年8月，我在红色普列斯尼亚滨河大街，在总参谋部的走廊和办公室里，曾看到过许多露出了凶狠的兴奋眼神的将军和军官，他们感到兴奋是由于他们以为，现在由以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的名字和父名-译者）为首的新政权执政，我们将推掉大山，建立起俄罗斯将为之感到骄傲的军队。 一年一年过去了，希望破灭了。人们继续要我们长久地忍耐下去。他们继续用改革和美好生活的允诺来“喂养”我们。我没有马上明白，他们作出这些允诺和灌输这些虚假的希望，是用来安定军队的一种隐蔽方式，也是当局进行自我拯救的一种狡猾手段…… 克里姆林宫越是继续使用新的空头的军事计划来“摆布”阿尔巴特，俄罗斯失去军队的事实将越加变得明显…… 阿尔巴特 在阿尔巴特大街上有一幢非常醒目的楼房，那是一栋巨大的、外表有白色大理石贴面的18层大楼。可能是由于这一原因，在不久以前接受过爱国主义教育的“《国际旅行社》”的共青团员女导游们再三地提示外国游客说，这个建筑物非常像一个身披雪白婚纱的新娘，“凝立在与其相邻的一群具有后古典主义和斯大林时期巴洛克式风格的风尘仆仆的旧式石头建筑物之中”。 今天，还是那些、只不过已经成熟多了的导游们，积极地借用讽刺性的挖苦话，告诉游客们说，我们的白色大理石大楼是“阿尔巴特的大众化房屋”。 我在1990年陪同一位德国将军游览莫斯科时，他找到了自己的比喻： “像一张穿了孔的石头卡片……” 在阿尔巴特这儿，常可遇见一些古老的旧房子，它们带着对莫斯科心酸的怀旧心情还记得那些黑色的日子，那时好几吨重的铁“婆娘”和掘土机的挖斗以突击的速度摧毁了古老住宅楼上的雕塑装饰和它们“还能记得祖辈们和库图佐夫”的墙壁，并就地使它们变成一堆垃圾。 那些早就不在俄罗斯军事部门工作的将军们还清楚地记得，那些受到克里姆林宫政权恩准的建筑师们是怎样付出巨大的努力争取将他们的设计方案挤进阿尔巴特的“珍似黄金的”窄小空间中去的。新建筑物在地段上所处的优先位置，应该是突出表明了克里姆林宫当时给予军队的特殊荣誉…… 当我在许多年前生平第一次走到这座宏伟和古老的大楼的门口时，我心中感到浮现在眼前的好像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一座雄伟庄严的万神庙……我好久不敢去抓那带棱角的、像二百克重的玻璃杯子那么厚的大门把手，把手上的灰漆已被磨得露出了木头，把手的青铜色镶头则被刚向我要烟抽的值班士兵用牙膏擦得锃亮。 几扇黑橡树木大门上的玻璃后面，在过堂风中飘动着褪了色的黄色窗帘，那里挂着写了“岗哨界线”和“请出示许入证件”字样的蒙了一层尘土的白色牌子。 那是我第一次需要进入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尽管我服役的时间已经不短，但这一庄严的词汇组合使我几乎产生了狗崽子和乡巴佬才有的那种战战兢兢的心理：我惊愕于这个词汇组合的众多的含意。那天，我有这样的感觉：似乎我跨过了一个神秘的和有传奇色彩的国家的国界，那里的居民是按照特殊的选种方法被挑选出来的，如同被展出的马群中的精良种马，它们是绝对被禁止同非名门望族的杂种杂交的…… 礼 仪 在遇到特别隆重和庄严的活动时，我常穿上呢子铠甲——那套刚缝制的新的阅兵大衣。 自从任中尉时起，我经常为这一军事缝纫艺术的奇迹感到惊奇，它使我这个普通人的胸脯变成了壮士般的胸脯。 呢制服的硬领圈把我的下巴磨得直疼，把我的脖子勒得紧紧的。这使我不得不将脑袋挺得特别直。穿着这样的大衣几乎就不可能举起手来敬礼。 坐落在波列扎耶夫卡街上的军衣缝纫店的老裁缝，浑身散发着卫生球的气味，他一直看着我在镜子前徒劳无益地尝试给自己敬礼，他显得异常满意，对我说： “您可知道为什么俄国军官从来不当俘虏？这是因为穿着这样的大衣是无法举起双手的！” 老头显然是过高地夸大了裁缝在俄国军队所向无敌的事业中所起的作用…… 在去拜见新首长之前，我完成了此时必须完成的礼节——到位于旁边一幢楼的总参谋部理发室去理发。新剃的头应该向新首长不仅表明我的整齐利落，适合于在总参谋部工作，而且还显出，我对我调入这个单位所抱的谨慎崇敬态度。 我在一位上了年纪的女理发师的椅子上坐下后说： “请给我……” “我自己都看到了！”女理发师威严地大声说，一边将已经磨得只有老鼠尾巴那样宽的胜家牌剃刀的危险的刀刃在一条旧的军官用的皮带上磨着。“理发的活我已经干了40年！我曾经给马林诺夫斯基理过发！格列奇科也只认可我的发式。乌斯季诺夫谢过我4次！您是新来的吗？” 女理发师给我裹上一条旧的黄色的罩单，这条罩单使我立即想起了兵营，想起了中尉时期的单身汉生活，那时我总是把自己房间的钥匙借给多情的同事们，自己就躺在这样的留有被称为“小象”的精液痕迹的被单里睡觉，而部队洗衣房的任何洗衣粉都无法把那些痕迹洗掉…… 哒哒作响的推子爬上了我的后脑勺，并以疯狂的速度开始拽下头发。我简直疼得眯缝起眼睛来。这样剪发好像是开颅术的第一阶段。我那似乎是圆圆的脑袋一转眼变成了方形的了。而那位威风凛凛的妇女的声音一直在我的耳边回荡： “我记得叶皮谢夫是怎样最后一次在我这里剃头的（大将A.叶皮谢夫在苏联时期任苏共中央委员、苏军和海军总政治部部长）。就是他对我说：‘我快要死了，瓦利娅。’而我对他说：‘瞧你怎么说的，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啐，啐，啐！您还该去女人那里串串门呢！’”“不，他说道，瓦连京娜，我快要死了。不再到女人那里串门了。我的情况不好。”确实是这样——不久他便下葬了…… 我的情况也不好。我睁开了眼睛，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那剃成像克伦斯基的革命“平头”与叶赛宁的浪漫卷发的怪诞混合发型的脑袋。然后，瓦连京娜开始扑刺扑刺地按着喷雾器的橡皮球，把令人窒息的“三倍浓度的”香水撒在我的“总参谋部的半博克式头”上，而由于喷头已坏，气味难闻的液体如同从消防水龙带的嘴子里一样喷了出来…… 真想哀号起来，但想到这位可怕的巫师的手曾经碰过马林诺夫斯基和格列奇科、乌斯季诺夫和叶皮谢夫的脑袋，这一强烈的愿望顿时冷了下来，甚至相反，还令我产生一种隐约的骄傲感。 我带着被强烈的“三倍浓度”香水洒过的、如同搅得蓬松的鲜奶油一样的脑袋来到总参谋部的二号入口处，为了使头上的气味消散，我手拿着卷烟久久地站在灰色的多小孔的花岗石台阶上，挑剔地看着大门玻璃上黑色镜子里自己的模样。 比总参谋部高的只有太阳 我在总参谋部门口遇到了军事学院的同班同学尤里·索尔达坚科中校，他早在学生时期开始，就像是我的十足的头号思想导师那样对待我，虽然他比我还小三岁（为失去的童年他在苏沃洛夫军校里获得了受人尊敬的外号“立宪民主党人”）。 与他相识15年来，每次同他相见时，我总是扮演着一个温顺和幼稚的听话的人，即使是在我不得不忍着听他那变了味的陈词滥调的时候也一样。而当他埋头在总参谋部以后，我站在他身旁时就感觉自己像是躺在奥斯坦金诺电视塔塔底下的一头石雕的西伯利亚幼熊一样。 “记住，我的儿，”这个立宪民主党人用导师的口气对我说着话，并像一个聪明过头的长老那样做着手势，将他的上校手指指向阿尔巴特的天空说，“比总参谋部高的只有太阳！” “那什么比太阳高，父亲？”我问道。 “比太阳高的只有总参谋部！” 当立宪民主党人说到我应该对一位非常严厉的领导人将与我谈话这一点做好足够的准备时，他的话使我强烈地感到害怕起来。 “会提什么样的问题？”我胆怯地问，盼望着使自己对这场精神上的判决有所准备。 “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应该迅速给予回答，”内行的总参谋部的人用阴谋家的口气说道，“比如，在总参谋部里有多少门把？喂，快想想看！” 我那受了惊的脑袋紧张得快要爆裂了，但我却不能说出任何合适的回答。 “总参谋部里的门把比门多一倍，你这个乡巴佬！再问你，最短的月份是哪个月？” “2月！”我高兴地叫了起来。 “又是两分，是5月。只有三个字母。现在听我提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会给你提出：一块砖重3公斤，半块砖重1.5公斤。那整块砖重多少？” 答案立马就出来了：“4.5公斤！” “你简直是个大笨蛋，”立宪民主党人兴奋地说着，“既然一块砖重3公斤，那整块砖就仍然还是一样……但这只是小菜一碟。还会有更加复杂的问题。比如，1978年3月17日美军第348团第一与第二航空大队之间在越南举行的那场排球赛是以什么样的比分结束的？喂，快说！” “2∶1，第一大队获胜！”我未加思索地说。 “你到总参谋部工作的条件显然还不成熟，”立宪民主党人难过地对测试得出了结论，“首先，这样的团压根儿就没有。第二，1978年，那时越南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你要坚持住，也许，你还是会过关的……” 我真的相信这次摸底，所以在同立宪民主党人谈话之后，我心中原有的那种神圣庄严的情绪因意识到自己专业上的不行而遭破坏。 可是退路已经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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