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力的同志

　　1991年8月初我还不知道，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秘密建筑中已经举行了高层人士的首次秘密会议，讨论挽救苏联的办法。我也不知道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和国防部长亚佐夫在那里商量成立一个分析局势和拟订紧急状态议案的“有能力的同志”的班子。这个班子于1991年8月7日开始工作，不知是什么原因，在这个班子里，代表国防部的是空降兵司令帕维尔·格拉乔夫中将。

　　我至今仍坚信，将格拉乔夫纳入“有能力的同志”的班子只有一个原因—— 一旦事态按最坏的方案发展，早在阿富汗时就以自己的果敢而著称的空降兵指挥官应当成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突击力量。因为如把格拉乔夫当作政治问题分析家和顾问，未必能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有用……

　　早在1991年8月初格拉乔夫就了解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智囊库”的战略图谋，不能排除，从那时起对阴谋者的所有秘密图谋叶利钦就已经知道了。空降兵司令部的一些将军和军官后来不止一次地回忆说，司令员经常给叶利钦打电话。俄罗斯总统本人也经常给他打电话。格拉乔夫没有隐瞒这些接触。

　　有一个极为奇怪的事实:即在8月19日早上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拥护者们就已经根据认真制定好的《第十号计划》行动了，而《第十号计划》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在3—4个小时内就制定出来的。这个事实使我坚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计划叶利钦的司令部是知道的。

　　序  幕

　　1991年8月18日，我在坎捷米罗卡坦克师的射击场采蘑菇，同这个御前兵团的军官一起喝伏特加。这些军官我早就认识了。夜里就要把坦克开进首都这件事谁也没有泄露一个字。

　　其中的一个人后来承认，那次很多人都把我当成了国防部的间谍，是来刺探坎捷米罗卡坦克师的军人如何守口如瓶的。卫戍部队的长官把军官们故意令人注意的采蘑菇的举动看成是针对叶利钦的情报机关的耳目而采取的伪装行动。

　　那天深夜，我给自己部里的值班员打电话了解新消息。他厌烦地告诉我说，从早上开始就在召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中午，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内务部长普戈来了，而晚上，亚佐夫与自己的副手阿恰洛夫一起去了克里姆林宫——到现在还没回来。

　　当时，在阿尔巴特人们谈论的只是准备于8月20日签署的联盟条约，预测这一行动极有可能失败的后果。因此，可以大胆地认为，克里姆林宫中的所有这些会见都是与试图不让国家分裂相关联的。

　　只是在后来我才知道，8月18日大约23点30分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签署了由自己行使国家总统的全权的命令。

　　只是在后来我才知道，在那天夜里炮制出了苏联领导人关于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实行紧急状态的声明。

　　只是后来我才知道，在签署这一文件之前，亚佐夫坚持实行紧急状态，因为在紧急状态下军队开进莫斯科才具有某种合法性……

　　错误的认识

　　……我被坦克发动机的轰鸣声惊醒。我跑到阳台上，在我的下面坦克纵队像条装甲裹身的毒蛇，正驶入莫斯科。在战车的炮塔上，有着两片成交叉十字状的黄色的橡树叶——这是坎捷米罗卡坦克师的标志。邻居穿着白背心、黑裤衩站在自己的阳台上，不时地从啤酒瓶中喝一口啤酒，以难懂的醉话向军队喊道:

　　“加快行进!保持距离!”

　　电话响了起来，是部里的值班员:

　　“赶快来上班!您要错过历史了!”

　　那天，我去上班情绪很好。乘地铁（大概是最近几年的第一次）时，自己的肩章不止一次地引来了普通人尊敬的目光。我理解这些目光，并以自己是位军人而自豪。我觉得现在全体人民都在以这种充满期望和尊敬的目光看着我们，看着军人。但那是完全错误的认识。

　　在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走廊和办公室里很嘈杂，也很忙碌。很多人都面带喜色，像什么节日将来临一样。一些军官和将军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情，互相拥抱。另一些人皱起了眉头，预言说这可能“不会有好结果”。而窗外坦克在轰鸣。

　　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一清早就召开国防部部务委员会会议，向其成员介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这些文件在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各个部门的会议上都宣读了。

　　机器转动了起来。

　　卢卡申尼亚上校被派往老广场，并从那里带回来了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命令的复印件。命令宣布:“由于健康原因，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不能履行自己的苏联总统职务了。根据苏联宪法第127条（附注第7条）规定，从1991年8月19日起我代行苏联总统之职。苏联副总统Г.И.亚纳耶夫。莫斯科。1991年8月18日。”

　　上校和将军们怀着极大的好奇审视着联盟新总统的亲笔签名。有人注意到，“副”字前面有个小连字符号——军队中就是这样来标明行使高级指挥官职务的长官们的……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拿到这种文件，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他们接触到的是真正的历史还是某种不太严肃的便条。所以要求卢卡申尼亚防备万一:

　　“把复印件拍下来留给后代……”

　　很快在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楼层里就出现了来自武装力量各军种总司令部的信使，他们显然是来“暗中探听”局势的。

　　国防部部务委员会对实行紧急状态作出了肯定的评价。此后，正如我所看到的，亚佐夫甚至脸都放光。他以极好的精神状态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那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克里姆林宫的内部电话一直响个不停。

　　各军种司令和国防部的其他高级将官回到了各自的司令部。当时，还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头脑中想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与部务委员会一致表决通过的计划完全不同的计划。

　　将军们离开了阿尔巴特，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呼吁书放在了自己的公文夹中，呼吁书上有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亲笔签名。呼吁书是这样开头的:

　　“同胞们!苏联的公民们!

　　在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处于艰难、危急的时刻，我们向你们发出呼吁!我们的伟大祖国面临着致命的威胁!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倡议而开始的、本来是要作为保证国家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生活民主化手段的改革政策，由于一系列的原因而走进了死胡同……”

　　这些话是崇高的、正确的。任何人都不会反对，也不会气愤。

　　但将领们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态度是不同的。比如，当时曾任空军总司令的空军上将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呼吁书的反应是:

　　“从这一声明发表时开始，我就感觉不舒服。但对谁去说呢？……想谈谈，也同部务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谈了。从这些交谈中我更清楚了，一般来讲我很难找到盟友。”

　　我们就把沙波什尼科夫这番话的真诚性留给他的良心来审判吧。是的，这些话是在八月事件以后说的。在这里可以补想和瞎编出想编的一切。对这一切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以相信——即假如沙波什尼科夫在国防部部务委员会会议上站起来宣布自己不接受紧急状态。如那样，那么一切就都清楚了。就像空军总司令公开支持军队非党化那样……

　　民主派的一些报纸很快就把支持俄罗斯总统的很多将军们堂而皇之地称为“八月英雄”。在我们的军队中每天都涌现出更多这样的英雄。在很多将军和上校中间正进行一场不公开的竞争，看谁能更好地对新当局卑躬屈膝。

　　“民主英雄”有点儿使我想起那些假冒者，他们反复强调他们曾在星期六义务劳动日同列宁一起抬过木头。有人做过统计，如果把他们都列入队伍，那么这根木头就得有1000米长。

　　我在想，“当1991年8月19日国防部长发出的将军队开进莫斯科的命令下达时，勇敢的民主派将军们，你们到哪去了？你们都顺从地跑过去开动了发动机，唤醒了人们。只有在清楚图谋破产了，军队被拉进了一场政治冒险，也许，不得不去照正面和侧面像并按指纹的时候，很多人转眼间就穿上了爱好和平的民主衫，大声地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转到了胜利者一方去了。”

　　8月19日晚上，鲍里斯·叶利钦签署了致武装力量、克格勃和苏联内务部官兵的呼吁书。呼吁书是这样写的: 

　　“俄罗斯的士兵和军官们!

　　在俄罗斯和整个国家的这一悲剧性时刻，我向你们发出呼吁。你们不要被欺骗、允诺和服兵役义务的蛊惑性言论之网俘获!

　　不要成为一批修正苏联宪法和法律的冒险分子的犯罪意志的盲从工具。”

　　两年后，读这两行字的时候，我认为，如果把呼吁书中的“苏联”一词换成“俄罗斯”，那么1993年10月每一位被炮轰的议会的捍卫者都能勇敢地在叶利钦的这份呼吁书上签名。

　　这是谎言，说明“用理智是无法理解俄罗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