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 计 图

　　值班准尉显露出一个傲慢和严肃的侦探那样的神情，翻看了我的军官证，检查了我的出入证，并用铅笔头在岗哨报告表上做了记号。

　　往里走便是一个大厅，厅内吊着方形的吊灯，厅的两边有一人高的大镜子：值班准尉和士兵们在接岗前常站在大镜子面前仔细检查与自己面貌完全相同的镜中人的外表。

　　大厅的墙是用发灰的表面光滑的花岗岩石板砌成的（后来当我被任命为参加为勃列日涅夫狩猎提供“值日野猪”的国防部“扎维多沃”自然保护区负责工作人员的葬礼的上校大队队长的崇高职务时，我在中央临床医院的追悼厅里看到过同样是发灰的表面光滑的花岗岩石板，多年来我每次走过这个大厅时，一想起这两处石板的相似之处，这种记忆常递给我一种阴森的信号，使我不禁感到一阵透心的凉意）。

　　两部电梯一直吞吐着与穿着便服、脸上露出神秘色彩的一些人混杂在一起的将军和上校们。

　　在两个存衣室的空衣架下端坐着两位聚精会神的老妇人。一位死盯着报纸，另一位拿着织针和线团在编织。从那时起我将在10多年的时间中看到这种情景。老妇人们算是存衣室的管衣员，但大概每年只有一次是在存衣室的所有衣架上挂满了有大将和上将肩章的大衣或风衣的——这是在最高领导成员开会的日子里。

　　当商业潮传进总参谋部的时候，老妇人们便开始做起了有趣的生意——她们偶尔搞报纸买卖，在这些报纸中有一段时间最受欢迎的是色情的《艾滋新闻》和《还要！》。

　　有人后来向总参谋部管理主任告发了她们，于是他禁止了低级色情印刷品的销售。但是，甚至连最严厉的命令均已不能制止老管衣员们做有进账的生意的愿望。当某个军官或将军来这里挂风衣或大衣时，她们带着挑逗的眼光低声地问：“对这个感兴趣吗？”顷刻间便在手中拿出一份《红星报》，报中夹着的是一份封面上印有赤裸裸的乳房的《还要！》。货供不应求。而且买主为了不使自己陷入窘境，还经常不得不再添上一张《红星报》。令人惬意的和对人有利的事就这样结合在了一起。

　　但这是以后发生的事情了。

　　……我瞧了瞧电梯里的镜子，便看到了一张被太阳晒黑了的脸，鼻子红得像脱了皮似的，还有一双警觉的乡巴佬眼睛。我觉得这张脸并不像属于部队精英的那些人的累得苍白或者醉得疲惫不堪的（但仍不失其聪明才智气的）那种脸。

　　我透过四层楼的楼梯平台的窗子，往一个很大的内院瞅了一下，便被一栋用泥灰塑的花边和别致的金属百叶窗装饰起来的石头建筑物给迷住了。我的老朋友、同事叶夫根尼·布尔孔，是土生土长的莫斯科人，一个精通首都历史的人，他提醒过我说，这一质朴的杰作——“阿尔巴特”地铁站的老建筑，已永远被装在总参谋部的白色大理石锦盒里让旁人看不到了……

　　在叶尼亚的帮助之下，我注意到了另外一件非常惊人的蠢事：从加里宁大街进入地铁的入口处直接建到了总参谋部的大楼里。虽然十分明显，这一建筑构思是与“军队智囊团”下面存在一条秘密的地铁支线结合在一起的，我的脑子还是无法理解，怎么能出于军事上的即使是最独特的实用主义考虑，而去破坏古老的阿尔巴特建筑群的心脏呢……

　　想到当局对祖国历史和文化的无知而产生的激动心情，将使我在阿尔巴特工作的所有这些岁月里一直感到难过。还有另外的事……

　　还是实行民主和野蛮市场的初期，总参谋部的窗下，就在它的大院内，举办了一次外国生活日用品展览。从那时起，每天早晨都能看到“货物如潮”——满地都是土耳其的和其他的进口家什：从廉价的家用便鞋到短皮袄;倒爷们几乎拥到了总参谋部的窗台上。

　　军官和将军们在阿尔巴特的生活充满了各种突然事件：坐在办公室里研究“核”形势或例行的空洞军事改革计划时，就能仔细地欣赏《花花公子》封面上裸露的女人臀部、“卡尔文·克莱恩”牌妇女内裤的花边或者浪漫地想象一下妇女从法国加固避孕套防护层的行状所能得到的舒适感，这些东西的明亮广告都“反射”到了总参谋部的窗户上……

　　一次， 某个发情的倒爷为了向顾客们极力炫耀隆凸起来的橡皮产品的坚固性，往避孕套里灌了一桶水，并把它连同接水的托盘挂在了总参谋部的大院里。而为了更有说服力起见，他用红字在白色的小球上写着：“托得住30公升。可多次使用。” ……

　　我不止一次到过其他强力机关的总司令部，在他们的窗户下我没有见到过有这样低级和粗俗的买卖。没有人把各色避孕套小球或进口胸罩挂在位于红色普列斯涅亚滨河大街的政府大楼上……

　　垃  圾

　　在阿尔巴特那边，总参谋部里的人还一直对一些生了锈的铁制的集装箱熟视无睹，箱子上面用歪歪扭扭的白字写着——“垃圾”。一天，我觉得非常难过，这些写有潦草白字的、装满了硬纸箱和空瓶子的集装箱，水淋淋的就像太阳下的冰淇淋一样，公然凸露在神圣的大墙旁。

　　这些离总参谋部正门只有几十米远的垃圾箱，在以后许多年中将使我一直像斗牛场上一头被用红布挑逗的公牛一样感到愤怒。有时候，我原本带着很好的心情钻出地铁来上班，但一看到那些垃圾装得快满出来的集装箱，上面冒着被某个懒痞扔进的烟头烧起来的烟时，我的心情顿时就会变得阴沉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那蓝色的烟会一直熏到总参谋部的大门口，而且难闻的燃烧着的垃圾的臭味经常会渗入大楼里面。

　　也许真正的艺术家甚至善于在一堆废料中发现玫瑰：有一次，在一个清澈的早晨，我遇到了一位站在好些垃圾箱旁的记者，他在摆弄着他的“柯达”照相机镜头，为的是拍下在冒着烟的阿尔巴特秽土背后的总参谋部。外国人显然是想给我们苏联的生活方式抹黑。

　　“喂，停！”我对他喊道，“这是军事目标！！！”

　　“是，”记者用英文回答说，一边把“柯达”藏到提箱里，“我现在就离开！”

　　他对我说他就走。可是，他已经干完了他的狡猾的勾当。他拍摄的照片成了奇货。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在一本装潢精致的西方杂志上看到了这张照片，它就在恨得直骂娘的总参谋部人的手里传来传去。这就更增强了我同污秽垃圾箱作斗争的爱国热情。

　　当我从穿着油渍斑斑的蓝色大褂的肥胖清扫员大婶那里得知她首长的电话号码后，我多次给他打电话，要求从总参谋部神圣的墙下搬走垃圾箱。阿尔巴特站垃圾箱的领导人用有充分表达力的俄语建议我去警惕地捍卫祖国，以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而不要去干预城市公共事业劳动者的模范工作。

　　那时我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国家级别上。我给市政府打电话，说每天让经过阿尔巴特去克里姆林宫的最高统帅——总统看到背后有垃圾箱在冒烟的总参谋部是不合适的，用这些话使他们坐不住……

　　随即出现了效果：垃圾箱被挪到了靠左20米远的地方，使其安置在地铁的红楼后边，躲开了总统的视线。但是，这样一来，它离我的神殿的白色大理石墙和“艺术”电影院就更近了。而一段时间之后，这里便又出现了更多有趣的目标——蓝色的进口的街亭，上面写着“厕所”两字。在这些街亭旁边的小凳子上端坐着一位老是昏昏沉沉地打瞌睡的老太婆，她一直在听着旁边响着的特别刺耳的声音，大声地对身旁急得直跺脚的不好意思的顾客嚷嚷着说：

　　“你付一千卢布，我就让你进去两分钟！”

　　1997年夏天，在离公厕亭和垃圾箱不远的地方，在总参谋部的窗子底下又出现了名为“鲍里斯”和“格列布”的两座小亭子……

　　歌 曲

　　一次， 在一个盛夏的日子里，总参谋部联络局在一楼大厅内欢快地举行了自己的纪念活动。当时由于很闷热，就打开了窗子。后来，一个唱得并不和谐，却很卖力的、由喝得醉醺醺的总参谋部联络员组成的合唱团疯狂地吼起了歌曲。

　　怒吼着和大声咆哮着的壮汉们，对歌中唱的斯坚科·拉辛把公爵的漂亮千金扔向船外迎面而来的水浪中的这一情节深为感动，他们那宏伟的声音传到了阿尔巴特大街上，引起了做买卖的和过路行人的震惊，其中就有时任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的奥列格·洛博夫。他给第一副部长中的一位打了电话，命令立即停止这种不成体统的丑事，并进行调查和惩罚肇事者。

　　第一副部长火速来到闹得太过分的、正在进行庆祝活动的总参谋部员工中。那里的人并未料到这种突然降临的荣幸，就马上跑来用油亮的嘴唇去亲吻第一副部长，并迅速而执拗地敬上一杯“罚酒”——200克伏特加酒。慌了阵脚的副部长没能抵挡住这样的诱惑，将其本能的工作上的坚定性抛之脑后，接过了酒杯，吃了点嫩黄瓜。他在离开时请大家关上窗户，并向不甚清醒的联络员合唱团提议，用降低十倍的音调唱歌……

　　到了第二天，正如安全会议秘书所命令的那样进行了调查，其结果是总参谋部主任米哈伊尔·科列斯尼科夫大将下达了一个引起了阿尔巴特大街上许多办公室里的笑声的指示。它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在工作时间关上办公室的窗户。

　　但这是以后发生的事情……

　　橡 皮 树

　　在那个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我第一次跨过总参谋部的门槛，当然我不知道，也无法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这个严格和神秘的机关里等待着我，在那个机关的走廊里镶木地板在脚下响着，而带着乌兹别克—犹太风格装饰图案的过道红地毯的质量随着我走上主要的一层楼——五层楼而变高，这里是总参谋部部长和主任的办公室。

　　在这里，在上面装有论件制作的昂贵铜手把的、沉重的橡树木门里面，将军接待室里的电话在大声作响。在这里，那木镜框里的著名国家统帅，像首长那样严肃地或者像沙皇那样庄严地看着我，旁边是镶在有机玻璃框里的彼得大帝、苏沃洛夫、列宁和勃列日涅夫的名言，而在放橡皮树盆景的小木桶里，在又黑又潮的土中戳着一些灭了火的烟头，这是被领导紧急召去的军官们留下的……

　　在这里，参谋、办事员、秘书和值班军官们带着木讷的眼神在各个房间之间来回奔跑。上校们拿着一卷卷参谋部的地图和图表急冲冲地走着，而数不清的将军们则带着傲慢的自尊，用让人勉强能察觉到的点头或闪动眉毛的动作来回答我卖力的举手敬礼……

　　每个军官在任职期间总要无数次陷入十分类似做新娘的境地，即注定要失去贞洁：既想要又怕疼，既害怕又高兴。而当你被提升职位而不是被降职的时候，更是如此。

　　在总参谋部首长的接待室前，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想脱掉制帽，尽管这样的小事在章程中是没有规定的。

　　接待室的值班员看着电视播放的足球比赛：苏联队对意大利队，他好像是一只在洞口守候老鼠的猫。上校为了拿起发出令人厌烦的响声的电话听筒并立即将它搁在座机上一会儿伸长了脖子并全身朝前，一会儿突然后仰。我走到他跟前，把手举到制帽的硬帽檐处，低声地，几乎是用耳语做了自我介绍，一边乜斜着眼睛看电视。

　　“你在门那边待会儿，”值班员生气并严格地对我说，甚至不瞅我一眼，并失望地拍着手说，“你在橡皮树下歇歇！……”

　　我踮着脚尖回身溜出接待室，用臀部关上了门。并非每个人都能旗开得胜就拿下堡垒的。况且这是总参谋部的堡垒。

　　接待室对面是个类似等候室的房间：桌子、椅子、灰色抛光大理石制的烟灰缸、种着橡皮树的桶。我坐了下来，摘下了制帽，并抽起烟来。我突然发现，被一群总参谋部的将军和军官簇拥围住的末代俄国沙皇从镶着玻璃的陈列架上看着我。这都是一些老照片。我好奇地开始观察他们。看他们的脸、制服肩上的穗带、勋章、肩章……

　　“您在这儿看什么呀？”突然在我的背后响起了令人害怕的声音。一位高大、威严的将军（晚些时候才知道这是克列伊梅诺夫——总参谋部军事科学局局长）聚精会神地看着我。

　　我做了自我介绍，并报告了我待在这间房间里的原因。

　　“而我以为特工部门的人已经闻到了点什么。”他边说边笑地离开了这里……

　　那天我在橡皮树下差不多花了4个小时仔细了解了总参谋部的历史。几乎记熟了所有旧时期和新时期的照片，我等候着接见，想起了自己在卫戍部队度过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此后我将开始在总参谋部的光荣史册上写上自己微不足道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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