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  事

　　最好还是请允许我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一名上校。在军中呆了30多年。在4个军区和苏军驻德军队集群服过役。“转悠了”10个卫戍部队——从“熊角”到首都。拥有一枚“苏联武装力量为祖国服务”三级勋章和一打奖章。这些奖励同阿富汗或车臣战争，同1991年8月（指1991年8月苏联军队参与的“8·19”事件）或1993年10月（指1993年10月俄罗斯军队参与的炮打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所在地白宫事件）一点关系都没有。同每一个正常的军官一样，我都是在国家和军队生活中某个纪念日子里通过按次序排队的方式获得这些奖章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至今对过去领导故意摆出庄严神态授予我的这些叮当作响的小玩艺儿（勋章除外）感觉不到任何骄傲的原因。

　　从上尉到上校的每个军衔都是因我“从上班铃声到下班铃声”的服役而得到的。我既没有将军爸爸，也没有部长叔叔（维索茨基在那儿写了些什么？“前准尉和少校的孩子们登上了冰的宫殿”）。总之，我是属于那些由于没有靠山而被部队中爱开玩笑的人称为残废者的军官。头发又密又长。这样的人在军队里占99%。简而言之，是一个从在苏联军队中开始服役，而在俄罗斯军队中结束服役的一个典型的军官的军旅生涯。尽管，也许，这样的履历本身也算不上是“典型的”：不是每一代军官都能遇上这种经历的。

　　在这方面，我们倒是有点像沙俄军队的军官，他们开始时发誓忠于沙皇和祖国，而后在红军和白军的战斗旗帜下分道扬镳……

　　那时，在1917年之后，事情发展到了严重的“家庭争斗”的地步：俄罗斯在几年时间中浴血在国内战争之中。是的，我们也遭遇了1993年10月为时两天的国内战争和为期几乎两年的车臣战争。而如果更确切的话，那么还应该在这儿加上其他战争——塔吉克的族际战争、格鲁吉亚—阿布哈兹战争、格鲁吉亚—南奥塞梯战争、卡拉巴赫战争和摩尔达维亚—第聂伯河左岸战争……

　　好处不少，但有一大缺点。那就是许多人在原苏联的边沿地区洒下了至今未干的鲜血。而且这样的不宣而战的国内战争似乎看不到边。一个地方的屠杀刚刚结束，另一个地方的屠杀又已开始。好像是逮不住的轰隆作响的水银从一个地方滚到另一个地方。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局长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巴雷金上将（现在是总参军事学院副院长）已经就此搞出了科研成果——《军事冲突论》。

　　听了他在科学讨论会上的报告之后，总参谋部的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为什么我们数十年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内部的军事冲突”？而一旦民主嗅到了主权的味道，就会拿起武器打仗。瞧，高加索已经血洗了多少年……

　　满头银发的退伍将军们听着年轻人尖嗓门的争论，叹着气，低声地说：

　　“过去苏联是强大的，那时高加索是一片平静。”

　　而争论在愈加白热化。一些过于急躁的上校开始强调，说什么这种平静是骗人的——极权主义的政权不能消灭“分立主义的妖魔”，而只是把它推进了“瓦罐” ……

　　此时退伍将军克谢诺丰托夫·卡泽伊金问道：

　　“那你们认为哪种更好：是就范的分立主义好，还是肆无忌惮的屠杀好？”

　　“过去苏联是强大的，那时高加索是一片平静”……

　　誓  言

　　每个军人都曾宣誓要“不惜生命”捍卫国家，而当这个国家的政权发生变更的时候，对于军队来说，没有比这种境地更为尴尬了。对一个军官的心灵来说，没有比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放弃他曾经立下的庄严誓言更加糟糕的了。1992年夏天在总参谋部开始传出我们将不得不立下新的、俄罗斯的誓言时，恼怒的怨言就低声地在阿尔巴特办公室之间传来传去。这一荒诞的主意好像是试图将变节合法化。为此当时出现了一个令人作呕的丑陋字眼“重新宣誓”。有人似乎是想从我们这里把旧的圣像拿走，而塞进新的来取代它。但是，感谢上帝，事情还没有发展到强迫军官们去出卖灵魂的地步，尽管我们的某些高级将领非常希望全军都跟在他们的后面正式地对新政权“重新宣誓”，而且特别是对总统。

　　在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常在卑躬屈膝地逢迎“上司”方面丧失分寸。而为此有时采取那种极其愚蠢的形式，以至开始变得近乎颓废……

　　乌  鸦

　　我们不再是“帝国”的士兵，它的军队在一夜之间连同苏联一起不复存在了。在别洛韦日密林里，三杯冒着汽的苏联香槟酒不情愿地在墨迹未干的“三方联盟”条约上滋滋作响。

　　在历史上常会出现这样的时刻，即诞生的幸福瞬间与葬礼的黑色悲哀交织在一起。

　　对于三位政治家来说，响起了水晶高脚酒杯的庄严祝颂的碰杯声。而对于军人来说，这却是一支几乎拥有400万人的军队即将消失的悲惨预兆。谁都不希望有这样的失败，但不得不予以承受。

　　历史不是按照军人的意愿而是按照自己的规律来发展的。

　　1992年1月，我同5000名军官和将军们一起，穿过一大群打着标语牌的示威者，去克里姆林宫参加全军军官会议，他们声嘶力竭地喊着：

　　“军官们，救救祖国吧！”

　　“军官们，别让军队瓦解！”

　　口号是冠冕堂皇的，可是并不现实。军队已经被瓦解了。从某个时候起，它开始被称为“ОВССНГ”，这就是独联体国家联合武装力量（部队里爱说俏皮话的人按自己的方式将这组缩略语解释为：“联合武装乌合之众——救救我们，上帝”）。

　　俄罗斯的将军们和乌克兰的上校们、亚美尼亚的少校们和乌兹别克的上尉们费劲地抬起眼来向上看着，步行穿过暴跳如雷、疯狂喊叫的人群。几乎所有的军人们肯定都懂得：尽管人们号召他们为保持统一的军队而斗争，但这场最后的“克里姆林宫的战斗”将只不过是这支“战无不胜的和传奇般的军队”的一场丧葬后的追悼宴席而已。

　　军队的命运早在一个月前就在明斯克近郊冬天的森林里预先得到解决了，在那里，在靠着烧得通红的壁炉旁的紫檀木桌上放着“关于三方联盟”的条约，在其上方只见叶利钦、 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三人的手拿着倒满了冒着泡的香槟酒的高脚酒杯……

　　我们叫喊着，吹着口哨，踩着叶利钦和独联体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空军元帅沙波什尼科夫的画像，就这样总算勉强地挤出大厅，为着自己的无能感到苦恼：对在别洛韦日密林里对苏联军队做出的判决提出上诉是徒劳无益的。

　　军官们不太情愿地从克里姆林宫里分散着出来。他们抽着烟，毫不留情地骂着娘，成群结队地在大会堂的旁边又站了好久。在金色圆顶的上方，一大群克里姆林宫的乌鸦在阴沉、冰冷的空气中旋转和悲哀地叫着。一只巨大的鹰驱散了它们……

　　我们同这些乌鸦相似。

　　我们也被驱散了。

　　这是令人厌恶的。军官们心灵上的痛苦可以用哥萨克古老的方法来减轻，——使用麻醉药。最好是服用二百克。在克里姆林宫的门口，在一大群示威者旁边只剩下了一个没牙的老婆婆，手里拿着小小的、自制的、上面写着“苏军万岁！” 的标语。

　　军官们走过这个孤独的女示威者身旁，极力不去正面看她一眼。我们见到停在库塔芬钟楼旁的任何一辆小汽车就上：只是为了能更快地从人们的眼中消失，朝着苏军中央大厦宾馆驶去。车主漫天要价，可是任何军官都对此不屑一顾……

　　我们离开了克里姆林宫，仿佛离开了葬礼一样。

　　* * *

　　1992年5月，叶利钦颁布了关于成立俄罗斯军队的命令。阿尔巴特的人们对于这种质变有着迥然不同的态度：一些人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而另一些人则因痛失这样一支举世无双的军队而在感情上备受煎熬。

　　有时我觉得，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许多军官和将军仿佛陷入了冰球运动员的境地，他们起先为“季纳莫”球队打球，而后他们又被命令穿上其他球队的背心。于是他们去为“斯巴达克”球队厮杀。只要能按时给付钱就行……

　　我看到了这样的人：他们迫不及待地往位于波列扎夫卡的军装厂打电话，一次又一次地打听什么时候可以穿上新军装。他们派出办事员和副手去位于兹纳缅卡的总参谋部老楼光线暗淡的地下库房——为了将带有五角星的纽扣换上带有俄罗斯鹰的纽扣。

　　我对那些对某些人来说是命名日的葬礼上的许多东西感到无法理解。而且不只是我一个人。

　　就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总参谋部走动的似乎是来自两个军队的军官和将军。而实质上他们都属于一个军队。在总参谋部的许多办公室里，至今还挂着旧制服和旧军大衣。那些军官再也不会在阿尔巴特大街上把它们卖给外国旅游者了。谁想卖的，早已卖掉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老阿尔巴特大街上摆满了苏联军装。这种军装供不应求。外国旅游者买到将军大衣和少校羊皮高帽，高兴得要命。应该看一看在像是军装厂销售分部的地摊旁走过的年迈的退伍军人的眼睛。在他们的眼里充满了愤怒、极端困惑和走投无路的神情……

　　当您有机会看到躺在灵柩里的身穿老式军装的将军或军官时，不要以为这是他的家属们的吝啬或者是“被冷冻的躯壳”的最后癖好。这是一个至死都不背叛誓言的人的最后遗嘱……军官一生只有唯一的一次被赐予特殊的荣誉——鸣枪致敬。但是，他已经听不见了……

　　由于取消了毛皮高帽，许多人把它们给了自己的妻子和岳母做领子。而我的皮帽则躺在总参谋部的保险柜里让蛾子从容不迫地给咬了。一些军官的妻子用军大衣的料子给自己做了大衣，而将卡拉库尔羊羔皮帽子做成自己的帽子和衣领，我感到这是一种极其不恭的行为。我觉得，这如同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做成牙刷一样。

　　而如果有人对我说，总有一天，我将不得不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在基辅市场上出售自己的野战军冬装时，我会不再与他交朋友。

　　但这样的事情是曾有过的。而无论如何，这总不比偷偷地将总参谋部首长的绝密文件卖给外国人，或者急着将国防部的不动产倒腾给莫斯科的商人，把自己的军队偷得精光那么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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