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  枪

　　在你佩戴了几十年军官肩章后，军职使你有了一种特殊信仰，成为一种特殊类别的人。早在任中尉的时候，有一次我试图用军官的佩剑去开一个茄汁鲱鱼罐头。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基里洛夫少校训斥了我一顿。可能用这种方式军人们能更为有效地把一种神圣的东西一代一代传下去。从那时起，我在会餐时再也没有用佩剑去开过罐头，也没有用出勤手枪的把柄砸过核桃。

　　“军人的武器要比海洛因对毒瘾者更为珍贵！”远东指挥员基里洛夫少校就是这样喊着对我说的，当时，我在阿穆尔河的一个支流上运输装备时，在岸边丢失了自己的马卡罗夫式手枪。

　　“该死的，你这个新兵，”少校恶狠狠地说，“你给我把整条河都喝干，把手枪找到！”

　　那时是深秋季节。河水是冰冷的。我同警备连的摩托车手一起穿上不透水的Л-1工作服，在岸边的河水里一直摸到深夜。眼看着摩托车的前灯灭了。我很走运。士兵找到了手枪。当我们在夜间开车沿着田野大路向训练司令部奔驰的时候，我真是高兴极了。

　　突然一束灯光从一个大声呼叫的人所在的阴暗处崩了出来。

　　“哎哟！”当枪声砰的一声响起时，我的驾驶员在加大油门的同时只来得及大喊了一声，而我感觉自己飞出去了。

　　“躺下，狗杂种，我要你的命！”躲在阴暗处的人喊了一声，再次朝我们这边开火。我的士兵在公路旁的一处草堆里呻吟着。那个人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而我怎么也不能用出血的手打开手枪的皮套。只是到了最后时刻，我终于成功地推倒了手枪的保险阀并拉动了它的护盖……

　　我出于害怕不假思索地开着枪，直至听不到暗中那个人的动静。远处响起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自动机枪的曳光弹飕飕地向空中飞过。有人来营救我们了。

　　士兵的肩受了伤。可能是他挨了本来朝我开的那一枪。开着“乌拉尔”汽车急速跑来的基里洛夫少校与一组武装战士一起，瞬间把摩托车驾驶员抬上了汽车。车立刻向驻军医院奔驰而去。少校同我留了下来。他恶狠狠地说：

　　“你现在总该明白，在远东劳改营这边武器是怎么回事了吧？”

　　在生日那天，基里洛夫上校送给我一把赤褐色的、不带鼓轮的日本纳甘式转轮手枪，并说：“为了让你记住——手枪救了你的命”。于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了收藏。我用三英分口径的俄式步枪的枪刺在沃罗涅日郊区向农庄里看瓜地的人换来了迷彩上装。还有一把作战用的刺刀，它有一段特别的历史。

　　……当我还是飞行员新手的时候，首长曾派我从训练地去最近的村庄找“烫嘴的水”。我在士兵背囊里装好了十瓶伏特加和下酒的小吃。我往前一看，只见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商店装卸工正在用一把刺刀从大桶里挑太平洋鲱鱼。我朝那个刺刀柄看了一下，瞅了一眼刀柄护板下的字，我几乎要晕倒了：“帝王陛下……”还有商标。啊，我气都快透不过来了。

　　开始谈价钱。我给这个醉鬼拿出两瓶伏特加。他不上钩。我给钱——他不要。他用自己浑浊的眼睛看了看我，用手指指了指我的黑色软革制的靴子。他尽管是个喝得醉醺醺的农夫，可对商品还是识货的。穿这种鞋走农村的泥泞路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脱鞋吧。等价交换。”

　　婆娘们在旁哈哈大笑，建议装卸工把我的衣服都扒掉。

　　但我对她们置之不理。我和装卸工走出去到了街上。我将靴子连发臭的厚绒布做的绑脚布一起给了他。他给了我那把刺刀。就这样我们分了手。我驾驶着“乌拉尔”汽车回训练地，一边欣赏着带有用香料腌制过的太平洋鲱鱼味的帝王陛下的刺刀。突然，我停下车来。前面挡着一辆黑色“伏尔加”。准尉在围着它转，司机在猛力地开动马达。毫无用处。汽车趴下了。而我已经从车牌号码确定，这是集团军长。

　　我光着脚钻出驾驶室去给准尉帮忙。我装成万分积极的样子。我像田鼠一样地用铲子刨着地，光着两只胳膊忘我地给“乌拉尔”再缠上僵硬的生了锈的缆绳。而我自己却思忖着：“将军可不要想出改乘我的‘乌拉尔’车的主意，我由于害怕甚至没有想到要把装着伏特加酒的背囊转放到车子的后备箱里去。”

　　我们最终拖出了“伏尔加”。军团首长曾想钻出汽车，已经把车门都打开了。可是看来是怕泥泞弄脏了他那双保养得很好的、有着镜子般光亮的皮靴筒和时髦后跟的靴子，便摇下了侧面的窗子，说：

　　“中尉，谢谢。您别在泥泞里找自己的笨鞋了。去仓库找双鞋。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命令。”

　　我是将几瓶伏特加酒装在新的油革靴子里运回去的。而生锈的刺刀从那时起就是我收藏的骄傲。现在我的收藏有点像一个家族博物馆。有日本的纳甘式手枪、祖父的乔治十字勋章、一大把父辈们“为战争”而得到的奖章。还有一把不锈钢的勺子。它似乎是一件平平常常的铁器，但有一次它让我感动到了极点。

　　……在1986年6月里炎热的一天，当父亲被安葬在一个杂草丛生、蜜蜂在四周愉快地嗡嗡叫的安宁的乌克兰公墓时，一位父亲早在突厥斯坦骑兵团一起在沙漠里追逐过巴斯马赤的战友也致了悼词。最后他说，“一次，我和尼古拉所在的那个排抓获了敌人的一个运输队，它正在为巴斯马赤的头子运送武器、地毯和各种家什。” ……

　　在一般情况下，那个团的团长都要命令给所有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的人按每个红色骑兵的家庭成员数量来给他们发不锈钢勺子作为奖励。我的父亲得到了四把勺子。那时我还没有出生。

　　父亲的朋友就在父亲灵柩的上方把在战斗中获得的勺子授予我留作纪念，到今天这把勺子可能已存在60年了。

　　这把勺子至今与祖父的乔治十字勋章、父辈的和我的奖章放在一起。我时不时地爱翻看这些东西，翻看这些家族史的和个人历史的传家宝。那里还有一组特别的收藏品——我从普通士兵到上校所佩戴过的所有肩章。若将它们按次序摆开的话，从“光秃秃的”士兵肩章到三颗星的上校肩章，共可摆40公分长。而按生活来说——这段经历就长达三分之一个世纪……

　　“苦 差 事”

　　1965年秋天，我在自家生了锈的邮箱里找到一张不大的纸，其标题是用大号字写的“通知书”。我的两位长兄那时已在军队服完了规定要服的三年役，现在该轮到我去了。

　　与每个正常的应征者一样，几年军营生活的前景常会使人产生一种忧郁的感觉。但是，必须履行法律所规定的战士义务的责任感，迫使我不去计较这种境况……

　　说男孩儿们都像热衷于要看有莫斯科“斯巴达克”队参赛的足球赛一样，热衷于去参加苏联军队，这是极大的谎言。而众所周知的宣传提纲中讲的关于姑娘们不嫁没有在军队里服过役的小伙子的说法，也是彻头彻尾的假话。她们害怕嫁的是那些由于疾病而获准延期服役的所谓“白票持有者” ……

　　在苏联几乎拥有3亿人口的时期，适龄应征者的人数有时达1800万人。而所要的士兵人数为350万人。但是，经过军队严酷的“勇敢学校”锻炼的年轻人，在许多方面要比与他们同年龄的很多公民更加可靠和坚强。

　　不过，在那个时期和那个政权统治之下，人们对宪法和军役法没有像现在这样公开采取蔑视的态度。那时，在100名收到通知书的应征者中间，有75人入伍。现在是11人。而俄罗斯在每次应征期内在其捍卫者的队伍中都要查出大约3万名逃逸者，这已是多年如此的事情了……

　　去参军，并非是因为那些专业的和非专业的宣传员宣讲的有关公民和宪法义务的动人讲话打动了你的心。不用讲这些，我们也清楚，总该有人手拿武器来保卫国家。但各人对这个男人使命的重要性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人去参军是出于真诚的信念。有人迫于自己的不得志。地区报纸的一名年轻的女记者从应征者队伍中挑出了一位最英俊的和最高大的青年问他：

　　“为什么你去参军？”

　　“因为不想去监狱。”那人真诚地回答说。

　　倘若没有足够的智慧进入大学或者靠大款爸爸走门路或通过认识的医生开具患有尿炕顽症或精神分裂症的假证明摆脱这种“苦差事”，这就意味着“去当兵！” ……

　　去当兵的通常是那些无后门可走的人。因此，苏联军队几乎清一色由工农子弟组成。当想到你是属于人群中的“二等公民”，不能坐在大学课堂里或过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和玩世不恭的生活，不能和姑娘们调情和享受自由，而不得不身处军营去过一种完全是严格公式化了的生活和去做完全不合心意的工作时，这种不公平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惆怅。将自己一生中的青春年华贡献给这种事，并捏指头算日子地等待着“复员”的那一天，这是很少会令人感到高兴的。

　　可是总有人应该……

　　* * *

　　集合去部队在某些方面非常像送行上战场，在那里总是存在着牺牲的可能性。也许首先是因此，在离别的那一刻，母亲们总要那样号啕大哭，就连了解军营生活价值的父亲们也常常忍不住要掉眼泪。

　　当母亲们的哭泣声与阵阵愉悦的手风琴声同时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一种难于置信的可怕的感觉出现。剪成短发的男孩子们装出一副勇敢的样子来，他们平生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离开温暖的父母家去过一种从未尝试过的艰苦生活……

　　军队——这意味着残酷。尽管我早在收到军事委员会发出的通知书之前就非常清楚这一点，但是，没想到我这么快就该亲身品尝这一真谛了，刚离开军舰快艇的跳板又来到布满白雪的杰斯纳河畔……

　　我脚上穿着一双从哥哥那儿拿来的鲜黄色的意大利船员穿的拖鞋。它们比我该穿的要大两号，所以走在深深的雪地里总不跟脚。我几次在排里掉队，司务长开始越来越大声和狠狠地叱责我。当他叫我“山羊”并用圆头的软革靴踢我的臀部时，我称他为“带肩章的山羊”。而一瞬间我被闪电似的一拳击倒在雪堆里……

　　在驻军简陋的澡堂里，只见冰冷的水柱从泥灰脱落的潮湿的天花板上掉下来，重重地打在我裸露的屁股上，而脚下吹过黏糊糊的过堂风，使人好像成了肉冻一样;累得如同蟑螂一般的司务长递给我第一套洗得发白的军装，它的每一厘米都惊人地散发出漂白粉味。还有——巨大无比的长衬裤，好像是为大象准备似的，既没有纽扣，也没有松紧带。从这些事情中，你也就开始初步尝试到直属部队对人的漠不关心……

　　在蒙上水蒸气和裂了口的镜子的黄色断片上，我看到了自己的脑袋剃得光光的和长着两只山羊那样的大耳朵的傻乎乎的面孔。传奇般的苏联军队又多了一个新兵。

　　从澡堂出来之后，在去营房的路上，司务长为新兵们安排了急行军，在行进途中，我用来吊着长衬裤的生锈的铁丝几乎穿过我的肚子直至肠子，于是我不得不用两手轮流地抓着裤子。

　　在解散之前，司务长让全排的人整理内衣，看到我的内裤血迹斑斑的，便厉声问道：

　　“这又来的哪门子月经？”

　　在30个年轻人的大嗓门马嘶般的笑声之下，疯狂的司务长命令我脱掉衬裤并正步去洗衣房清洗血渍斑斑的“大象的短裤”。

　　那天夜里，我坐在列宁室的窗台上哭得喘不上气来，在月光下用铅笔头在一张沾上油的饼干包装纸上给妈妈写信发牢骚。写了既没有纽扣又没有松紧带的衬裤，写了被生了锈的铁丝扎破了的肚子，写了在营地没有热水，以及在厕所里的蹲坑之间甚至没有隔板……

　　还告诉说，营地到处散发着很浓的尿味和靴子上的黑鞋油味（以后在我30年军旅生涯中，不管我在加里宁格勒，在西伯利亚，还是在堪察加的军队营地里呆的时候，这种气味将始终跟随着我）。

　　后来，我给自己的衬裤缝上了一颗像硬币那样大的、黄黄的、带有镰刀和斧子的大衣扣，就像死去一样睡着了。由于特殊的原因，我一生都记得自己的第一个士兵的梦……

　　我梦见我睡在自家院子里苹果树下的折叠床上，如同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两侧发红的苹果突然开始向我的脑门频频地当头袭来。父亲看到这些便大声地笑了。然后，他用一种完全是别人的和可怕的嗓门说：

　　“儿子，起床了！”

　　而我还想睡。那时父亲用响亮的男低音在我的耳朵边喊道：

　　“起来，驮人的山羊，我说你呢！”

　　随着这些话语响起，沉重的苹果越来越多地从树枝上掉下来，打得我的额头直痛。

　　我睁开眼睛，看到我的班长那怒气冲冲的胖脸，他用他的像“茶壶”一样的拳头拼命地敲我的光头。

　　晚上我又给妈妈写信抱怨……

　　一周之后，一位上尉从师部特种部门来到连里，同我进行了一次亲切的交谈，给我讲了坚定地经受住军队生活的艰难困苦以及保守军事秘密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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