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 ”师

　　在1965年的一个严冬的早晨，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水手，身着肥大的灰色粗呢大衣，胸前挂着还带有兵工厂润滑油气味的“卡拉什尼科夫式冲锋枪”，在位于切尔尼戈夫森林的“野蛮”师的练兵场庄严地喊着军人的誓言：“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公民，在加入武装力量部队的时候……”

　　而妈妈看着我，哭着，用廉价灰色头巾的边角擦着眼泪，这条头巾是用山羊卓伊卡的营养不良的两侧梳落下来的毛编织而成的。

　　当我最后喊到：“如果我要是违背我的这一庄严誓言，我就将会遭到严厉的惩罚……”的时候，我连气都透不过来了。

　　排长卡列林中尉要我们背熟誓言，每天十来次重复说道：

　　“谁要违背誓言，面临的就是牢房或枪决！”

　　在誓言里没有这一条。可要是按我们的排长的意愿，他会把这些话也写进去的。

　　在全排队列面前，在风中摆着一张破旧的、但新漆过的桌子，上面用砖头压着一张由连队文书用旧德国打字机打好的全体人员名单。

　　中尉取下砖头，用手指指着我的姓名。当我签上我的名字的时候，他问道：

　　“谁要违背誓言？”

　　“牢房或枪决！”我低声断断续续地回答说。

　　卡列林笑了一下并说出一句少有的文明的恭维话：

　　“是我的风格。站到队列里去！”

　　于是就开始了在坦克“训练班”的服役旅程。军官们应该在半年时间内把我塑造成一名Т-10М重型坦克指挥员。程序是简单和可靠的：死背——射击，死背——驾驶。再是作战部司务长在充满了火药烟味的坦克炮台里的狂叫，每发一炮之后火药的烟就呛得两眼难受。还有 “装甲棺材” Т-10М的特别的、呛鼻的和亲切的气味，它深深地融入了我的心并使我终生不忘。甚至现在我有时在莫斯科的“伊卡鲁斯”上打瞌睡时，会用某种狗的嗅觉嗅到那种熟悉的燃料气味，比起它来，甚至法国的“夏奈尔”香水也变得难闻了。

　　卡列林中尉对大家的射击，除了“优秀”外，不认可任何其他的射击分数。而当我的小组从插入炮弹的炮筒或者从机关枪发射打不中目标的时候，卡列林就会通过播音机给我们传过来一些凶狠的和形象化的骂人的脏话。

　　但是，甚至当排长故意用严厉的男低音说出那些最难以忍受的咒骂和威胁时，这些也经常表明，他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狼心狗肺的刻板军官。

　　他不属于从当上啥也不是的年轻军官起直到戴上元帅肩章时总是极力对人发脾气、耍威风，把权力运用到恣意妄为程度的那种愚钝和任性的指挥员的人……

　　老 爷 子

　　军队中最可怕的是，一个人获得支配人的权力后，把权力看作是嘲弄下属的一种权利。最经常这样做的是司务长们。他们还在不久前也经历过“老爷子们”施加的侮辱性严酷训练，他们扎扎实实地把老爷子们的那套学问转用到他们的下属身上，把下属整到充当畜生的地步，他们津津乐道并创造性地把自己在军营里和在军营周围的生活中所积累起来的一切都掺合起来发泄到士兵们的身上。

　　这样的半人半狗，被授予了权力，而又往往是极大的权力，就会折磨、乱整和摧残属下的人，使有些人为了拯救自己而养成了做有人名的无言牲口的习惯……

　　稍有一点反抗的表情就会遭来三倍的嘲弄。我的一句轻微的回话就足以让我一天三次将我的方格毛巾洗得像天鹅毛那样洁白并将它铺在“老爷子”的床上，然后让我仔细地擦他的落满尘土的靴子——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我才被允许洗自己的脸……

　　可能到死我都会记得司务长的权力，按照他的命令我在紧闭的烤房里憋得半死，喝了自己的尿，只因为我让蚊子停在愚蠢的司务长的额头上，我就在营房中罚跪……

　　正月里的一个严寒的夜晚，我的一位从哈尔科夫来的朋友被“老爷子”将他的脸放在便池里直至憋得半死，当他忍受不了嘲弄，开冲锋枪把司务长劈成两半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这么高兴，这么自由，就像我从监狱里被放出来似的……

　　但快活得并不太久。

　　老的“老爷子”换上了新的。于是一切开始重演。“老爷子”不知为什么不喜欢他的来自克拉斯诺达尔的同乡、坦克瞄准手列兵科利亚·叶夫谢耶夫。有一次，由于小兵丢失了自己的手套，司务长便要迫使他“像狗一样干活”：那位战士必须每天晚上趴在地上一边学着狗叫，一边在营房里所有的床底下寻找手套。有时，司务长将他的拖鞋远远地扔到营房的角落里，而叶夫谢耶夫必须叼着将它们送到“老爷子”的床边。小兵顺从地忍受了这种屈辱。可小兵越是顺从，他的眼睛就越加凶恶……

　　从那些看到过这一切的普通兵中间培养出了新的司务长。半年之后，我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在团里接见来自哈尔科夫的年轻新兵时，意味深长地弹了一下一个同乡的头，告诉他一条士兵的圣训，以使他牢记在心：

　　“军队——这是一条豺狼走的崎岖小路，要带着野兽一般的牙齿来走完这条路……”

　　这种不朽的军队叙事史就这样从一代传给下一代。

　　营房的环境是残酷的半集中营性质的，在那里人们都被暴力、咒骂和侮辱磨得一模一样了。钳工和音乐家、艺术家和数学家、康拜因手和巡道工、足球运动员和司机，几乎所有的人都以惊人的智力和求生的本能渐渐地开始学会了人的同样的求生本领。

　　在白天，在政治课和共青团会议上，士兵们被灌输的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公正的光辉真理，谈论的是对祖国的神圣职责，而在夜晚，司务长就用拳头给下属的脑袋中砸进他的要大家小心翼翼地听命于愚钝的权力的“学问”……

　　而在窗外闪烁着红色的口号：“军队是生活的学校，教育的课堂” ……

　　唯一的拯救者是连队的政工人员。但是，对那些由于天真无知而向政工人员发过牢骚的人，“老爷子”会使用更加强硬的制裁和刑罚。

　　我特别害怕的是连队的副司务长。他的姓名我已经不记得了。他的外号叫“公猪”，是谁都知道的。他出身于世袭的农村老憨，这种人一般是最适于当狱吏和看守的。

　　他用他的巨大和强壮的机械师的手抓住犯了错误的兵的脖子，将士兵的脸紧贴自己的像胖女人才有的那个宽大的臀部，并响亮地放出屁来。士兵踹着腿，憋得喘不上气来。而“公猪”心满意足地说：

　　“我对你说过的，你将尝到化学的味道！”

　　“公猪”还开过更加残酷的玩笑。

　　有时，他在厕所里悄悄地走到正在解手的下属的身后，脱下下属头上的船形帽，把它放到他正在撒的尿下冲。小兵由于已养成的惯性继续顺从地往自己的船形帽里小便。然后，“公猪”瞬间将帽子扣在它的主人的脑袋上。尿水从小兵的头上溢了出来，并在副司务长可怕的笑声中沿着他的脸流了下来。

　　难以区分泪水和这种咸咸的尿水的味道的事是常有的……

　　音乐教师

　　曾当过农村小学低年级音乐教师的列兵沃洛佳·贝克，拉起手风琴来熟练自如，但却是一名蹩脚的坦克瞄准手。当轮到沃洛佳射击的时候，他就开始哆嗦和脸色发白：卡列林在队伍面前走着，威严地在我们肮脏的鼻子前晃动着给坦克上炮弹用的杖托——装着铜镶头的巨大木杖。

　　“伙计们，谁来替我，我就给买4公斤花生酥糖，”贝克央求我们说，“卡列林会把我的头打破的……”

　　于是，当全组人员按照“上车！”的指令跑向坦克的时候，我和贝克互换了位置：他指挥，而我瞄准。

　　晚上，在士兵茶室里，我们全组人员把花生酥糖吃了个够。贝克因感到庆幸而容光焕发，他几次断定说：

　　“给你们判的是五分，给我判的是花生酥糖。”

　　贝克迷上了书本。他努力在所有可能看书的地方看书：在赴训练场的汽车途中，在营房里，甚至在“有孔的地方”，到处都看书。有时，在夜间，借着微型手电筒的光，把头直接蒙着呢制的士兵毯子读书。有时，他为我读出声来。有时，月光非常明亮，以至压根儿就用不着灯。沃洛佳喃喃地念道：

　　“有着浅褐色毛的柳树将她的长长的发辫撒在小溪上，海鸥叫着：‘你们属于谁？’我们回答说：‘不属于任何人’ …… ”

　　“贝克，来吧，大声点！”躺在最近处的士兵中有人请求道。于是，沃洛佳放大了声音念道：

　　“我以孩子之幻想、母亲之痛苦、大地之精华向你担保，我们俩能生活在一起，成为世上最幸福的一对……”

　　“我让你，狗杂种，过快活的生活，臭山羊！”

　　“公猪”开了灯，走近贝克，从他的手里夺走了诗集。然后，他把书本撕得乱七八糟，将纸张乱扔在营房里，并下命令说：

　　“全体躺下睡觉，臭山羊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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