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副连长
在士兵图书馆里借一本书得付三倍的钱。贝克在那里借的书都是昂贵的。我们是按三卢布一本的价格借到的,而借诗集有时要付五卢布。沃洛佳不再借书了。而向政治部副主任反映意见又感到害怕。他只比我们年长四岁,在士兵们发了牢骚后,他由于没有经验,就去向“公猪”瞒报此事。可“公猪”自然立刻就算了出来,是谁打了他的小报告,于是那个倒霉的小兵就脸色发白地等待着第二天夜晚的惩罚……
在士兵的想象中,政治副连长是一个有责任“进行政治说教”的人。波霍连丘克中尉让全体人员在营房中的小板凳上坐下,向大家传达政治新闻。由于士兵们没有时间经常看报纸,所以这些未来的坦克指挥员和机械师和驾驶员们都是靠这个政治副连长才使自己的眼界不局限于营房墙壁内,或者部队院子围墙内的事情的。况且电视机不知为什么总是坏的。
列宁室是中尉的宠儿——我有时觉得,他的工作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制作陈列台、宣传画和编写社会主义竞赛参加者的名单。
每月一次波霍连丘克都要安排下属们坐在列宁室里,要他们写信回家。他常给表现最出色的人的信封里塞进一封给士兵家长的感谢信。我们的母亲们收到这些信息后常常会呆想半天,她们会给中尉寄来长长的叙述我们的童年的回信——从尿布的气味讲到在学校时所作出的可笑行为,其中每个字都浸透着只有母亲们才有的独特的温情。
政治副连长经常因为我们政治教育课的笔记写得不好而斥责我们,要我们背下政治局委员们和武装力量最高领导成员们的姓名。
政治副连长的职责是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继承过去政委的光荣传统和培养下属“深厚的思想信念”。
他认真地向年轻的士兵们灌输符合时代潮流的政治教条,坚持不懈地要求体现“共青团员的个人模范作用”,经常在他的充满烟味的办公室里同战士们进行能打动人心的谈话,用姑娘般美观工整的书法在个人工作记事本里不停地写有关这方面的工作总结。
尽管他提的许多口号和进行的说教常常都是宣言式的,但许多号召还是深深地印入了士兵们的脑海里,促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为之穿上军装的目标,更深刻地领会那些虽然常常是老生常谈的,但对一个人来说总是必须的道德真理……
那一天,波霍连丘克中尉履行连长的职责,因此,他应该检查各分队接替值勤的准备情况。那时,就发生了这一切……
三个排的士兵和司务长在练兵场上整队等候。“公猪”在队伍旁来回走着,用挑剔的眼光视察下属们的军容和武器。
与往常一样,他发现了某些不足,便粗野地对此作出反应,使得年轻人忍不住要马嘶般地大笑起来。我们这样笑,主要倒不是因为发生了可笑的事情,而是因为笑是讨好司务长的一种形式。你笑得越厉害,让他不在你的身上表示关注的希望就越大。
在列兵叶夫谢耶夫上一次站岗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在守卫训练场上的坦克停放室时,小兵在夜里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它是从一个横在他的岗哨区域内的大空桶里发出来的。就像条例规定的那样,年轻的战士朝天开了一枪以示警告,并命令破坏分子举起双手从隐蔽处出来。
破坏分子没有理睬他的命令,继续慢腾腾地在干着什么,不想从桶里出来。于是,叶夫谢耶夫就在桶上一次又一次地捅着。但这也没用。
吓得要死的小兵躲到沟里边,开始一发一发地开枪,以寻求卫队的帮助。跑来援助他的战士们将桶团团围住。当用手电筒照亮时才明白,原来呆在桶里的是一条带着一窝不久前产下的小狗仔的训练场母狗。
那晚士兵们友好地说闹了一阵之后,便回去继续守卫,而叶夫谢耶夫从那时起便成了各种取笑的最佳目标。自然,“公猪”比其他任何人更加恶毒和更加毫无节制地幸灾乐祸。他走近叶夫谢耶夫,抓起他那上面挂有两支冲锋枪弹盒的帆布卷筒的腰带,说道:
“你这次可别过敏了!瞧你到现在还吓得屁滚尿流呢!”
士兵们爆发出一阵狂笑声。
“公猪”沿着队伍往前走。而叶夫谢耶夫以前所未有的麻利劲跳出队伍,从卷筒中取出弹盒,眨眼间把弹盒放入冲锋枪,拉上了枪栓并拿着它长时间和可怕地在我们的头顶上来回比划。
全连队的人瞬间趴倒在训练场的灰色沥青地上。
“躺下,狗杂种!”叶夫谢耶夫疯狂地叫着,将冲锋枪对准了试图抬起头来的“公猪”。
叶夫谢耶夫好像在玩儿似的在我们的头上方零落地开枪。那天,我平生第一次听到,子弹是怎样在头顶上嗖嗖作响的。
还记得另一件事——暖烘烘的尿水从趴在前边的士兵的身下一直流到我那挨着沥青地的脸上……
全连队的人一动不动地趴着。我仅用眼梢看到,波霍连丘克中尉是怎样从石头检阅台那里慢慢地出来,果断地直接走向叶夫谢耶夫的。
“躺下!”士兵尖声地朝他叫着,把枪对着政治副连长的方向。
副连长没有听他的。
叶夫谢耶夫向他的头顶上开了枪,可军官越来越走近了。
士兵已经把第二个弹盒装上冲锋枪并继续疯狂地发射。我害怕得闭上了眼睛。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如何杀人。
叶夫谢耶夫向空中打完了所有的子弹之后,把冲锋枪往地下一扔便逃离了训练场。
脸色发白的中尉拣起了武器,命令连队起立。
队伍中发出尿屎味。
叶夫谢耶夫被关禁闭,而当他坐完禁闭之后,他被送到基辅军区医院治疗。“公猪”被转到另一个部队继续服役——甚至到了远东……
从那天起我们就对中尉另眼相看了。
再也没有人称他为说政治大话的人了。
……在训练场训练期间,士兵们就像在行军时一样,在吃饭的地方经常会在草上留下许多面包碎片。
不管连长和政治副连长一起对此发过多少次脾气,但毫无用处。此后不久,在一次休息的时候,政治副连长出现在连队驻地,他带来了一个在自己的上衣上闪着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质奖章的独臂男子。中尉帮助他爬上了坦克。
士兵们喝着饭盒里的红菜汤,饶有兴趣地看着外来的人。波霍连丘克把他介绍给了连队,他是当地集体农庄的主席。与坦克手们打过招呼之后,这位主席谈到了面包的话题,他说得我们再也不想抬起眼睛。在谈话中他举了一个康拜因机手在收割小麦时因心肌梗死而猝死的例子,说到集体农庄庄员的孩子们甚至一干就是十个小时而不离开晒谷场,谈到在翻动谷物时因劳累过度而受伤的怀孕的妇女,谈到一个在翻地时被战争期间埋在地下的炸弹炸伤的拖拉机手……
政治副连长此后再也不用给我们讲必须珍惜粮食的道理了。
从那时起多少年过去了?一共已有30年了。而我连细节都还记得。感谢你,政治副连长波霍连丘克……
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军队里的目空一切之徒的恶毒议论,他们说什么“让政治工作者闭上嘴巴,把他们的工作地点关闭”。这些话使我产生了一个印象,觉得照搬外国军队的做法是愚蠢的。
当另一个时代开始之后,政治副连长变成了连长的助手,其职务的称谓被改成了美国式的,军队中的许多东西被毁掉了。这些人不久前,不管是坏是好,还试图在部队里和舰艇上在进行政治说教的同时还宣传许多道德真理,这些东西给士兵们的心灵还是带来了一丝善良、人性和文明,他们后来感到自己成了被侮辱的、多余的和受委屈的人。
新政权降低了他们的职务地位,从而犯了个错误,使得教育工作的威望眼看着变得越来越低。军队失去了精神支柱,不接受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意识形态有许多东西是人为的和虚假的。
甚至连负有捍卫祖国的神圣职责这句口号也已被看做是半死的空洞词句了,就像在风中破灭的肥皂泡一样。变得贫穷的和充满失落感的军队不再接受那些最高尚的和最美丽的号召。军队只是在祖国捍卫军队的时候才准备奋不顾身地捍卫祖国。
俄罗斯的军事人员开始生活在另一种现实之中:他们在新政权给他们带来的各种打击下越来越经常地被迫起来捍卫自己——起初是低三下四地恳求它提供经费,以便使自己感到是国家的一支像样的武装力量,但后来已仅仅是为了能够活下去……
排 长
……我翻着日记。
在1966年1月的一个很冷的夜晚,我们排的十名士兵同卡列林中尉一起在所管辖的集体农庄听完音乐会后回部队。我们那盖着防水布的汽车从不高的桥上掉到了佩列普柳伊科河里。所有人都活着并从巨大的冰窟窿里爬了出来。就我一个人不走运——一条腿骨折。
潮湿的士兵大衣瞬间变得死沉死沉的,而靴子有三普特重。中尉背上了我,命令全体人员向最近的村庄跑。士兵们站着不动。这时,卡列林用真正是传奇式的一番训斥使下属提起了精神。大家在夜里都变得湿漉漉的,踩着死沉的靴子艰难地走在冻得僵硬的耕地上,直奔依稀能看见的电灯光发亮的地方。
卡列林亲自背着我,凭着那些灯光和士兵们的靴子留下的稠密痕迹把握着方向。他像马一样地发出呼哧声。这时一辆马套雪橇已在夜里没有道路的田野里迎着我们飞驰而来……
全排的人都来医院看望我。带来了小礼品。为此来看我的妈妈,给每人一只大橘子。
卡列林中尉因肺炎躺在旁边的科室里。士兵们把我妈妈给的22只橘子全部给了他。
后来发生了我们士兵的第一次不幸的事……
在训练场射击完毕之后,中尉检查了全排的坦克。他透过炮孔对贝克喊道:
“检查电扳机!”
他还没来得及把头移开。
贝克按了按钮。炮弹从炮身轰隆一声发射了出去。炮弹炸飞了中尉的半个脑袋。
我第一次看到被掀开的人的头颅、脱落到了额头的眼睛和喷在满是油渍的脏雪上的脑浆。
贝克瞪着两只可怕的眼睛从指挥员的炮口钻了出来并立即倒了下去。他呕吐了和着血的燕麦粥,弄脏了整个坦克。
我们用浸透了盐水的防水布把卡列林包了起来。我们默默地,浑身发着抖,像木头一样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办。高高的松树在我们的上方迎着训练场的风哗哗作响,十分钟前松树还听到了我们排长的声音。
突然,我们听到了歌声。这是贝克在唱。唱的是快乐的农村民间四字歌。我此前在沃夫卡表演时不止一次听到过这样的曲子:“我和亲爱的在篱笆旁接吻三天,疯狂地亲嘴,亲得嘴都疼!……”
贝克发疯了。
团长基塔耶夫上校乘着“乌阿斯”急驰而来。副排长捷林中士想要低声含糊地做什么报告。脸色发白的上校瞬间拉开被鲜血浸湿了的防水布说道:
“你们,狗杂种,把我最好的军官给打死了!”
卡列林是个孤儿,是在保育院长大的孩子。没有人来给他收尸。我们在驻地和无人的村落之间的荒芜的墓地里为他挖了坟墓。坟墓就靠着大路,当我每次去训练场经过那里时,我都能在墓地上枯萎的草与盖上薄薄一层雪的坟墓上看见中尉的纪念碑上面的那颗红星。每天早晨,我们排的一名战士会不做体操而带着一把簸箕形的大铁锹跑向卡列林的坟墓。就这样一直延续了40天……
后来,一位基干人员从师部来到了我们营房,开始鼓动士兵和中士们进军事学校学习。上校把士兵们一个个地叫进连队办公室,对他们进行开导,宣讲祖国保卫者这种职业的魅力和豪迈。
我倔得像牛一样怎么也不干。我根本瞧不上军队这个美人儿,她具有突出的军营恶习,让人在训练场上过半是牲口的生活,她有中士的刚愎自用和傻瓜对聪明人的无上权力。
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没有对上校这样说。我对着他的耳朵滔滔不绝地谈论大学以及早就有的想当历史学家或记者的幻想。听到我模糊不清的嘟囔声后,上校大怒——连队里没有一个傻瓜会上他那廉价诱饵的钩。于是,基干人员给了我当头一棒:
“你们乘员组的人枪杀了卡列林。把最优秀的军官给杀了。难道不受到良心的谴责?你要坐在暖和的暖气上去读自己的书,那谁来守卫祖国,屁也不顶用的知识分子?”
他说了这些,似乎往我的嘴里塞进了锋利的碎片。
那次谈话后,每次看望卡列林的墓就变得更加可怕了。白雪——红星。“你小组的人枪杀了卡列林……”
在与基干人员谈话一周之后,我歪歪斜斜地写了一个报告,请求允许我去军事学校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