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宿学校
后来我来到了古老的哥特式的利沃夫。那里有天主教尖顶教堂的神秘钟声,有连巴黎人也会羡慕的独一无二的建筑物发出的令人神往的温暖的“石头乐曲”,有与我们的军事学校相邻的古老的斯特雷伊斯克公园的郁郁葱葱的树林,有秋天里熟透了的栗子轻轻地落在铺着圆石、两边堆着黄色落叶的潮湿小路上的声音……
我们的教学过程是这样的:有接连几小时的枯燥乏味的讲课,有没完没了的教学笔记和要死记硬背的许多考签,有外出去亚沃罗夫靶场的行军,有埋在战术地图里的辛苦钻研。还有严格得出奇的和天生就笨口拙舌的上校康斯坦丁·涅佩沃达。有一次,他站在全校队列前,想要批评在发出“立正”命令之后还在动的最后一排的一名学员,非常严肃地大声对着麦克风说:
“这是谁在那儿抠屁股?!”
好多学员害怕极其严厉的副校长。但这种胆怯实际上是对品行端正的上校的尊敬。后来在几乎400万人的几百支驻防军中,凡是记得涅佩沃达的地方到处都传诵着他的名字。
他每次在学校里的出现,简直都成了一段悲喜剧式的传奇故事。
有一次,我的朋友——学员沃利克·沃金采夫带着一只公文包回到学校宿舍,里面装满了预订的伏特加酒和小吃。涅佩沃达上校早就想当场抓住这个常溜出去的“宠儿”,便在擅自行动的人常走的那条小路上守候着这名学员。学校的雷霆人物突然从灌木丛中出现,幸灾乐祸地问道:
“您包里装的是什么?!”
学员沃金采夫坦率地承认说:
“伏特加酒和小吃,上校同志!三瓶胡椒浸的,两瓶普通的。”
“你开这样恶劣的玩笑,我可以把你抓起来!”
“我说的是实话,上校同志。”
“跑步……回营房!!!”上校大声呵斥着。
学员以飞快的速度在学校的林阴路上拔腿就跑。寂静的夜里响起了靴子的沉重的脚步声和瓶子的丁当声。
“学员沃金采夫,站住!您的包里什么东西在响?”
“课程提纲,上校同志!”
“在例行排队挨次值勤外罚你值勤两次!”
“是,值勤两次!”
兔子重新离开了狼。
……1967年11月6日凌晨,我在系里值勤。
那么多小时站在岗哨,对两只脚的负担是非同小可的。半夜里,我起初坐在暖和的暖气片上,后来,我实在抵挡不住在包着软软的呢绒布的熨衣桌上躺会儿的诱惑……
我完全沉浸在梦乡里,当有人推我的肩膀时,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它顿时使我清醒起来:
“学员同志!热烈和衷心地向您祝贺伟大的全民节日——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纪念日,我现宣布由于您对保卫这一革命的成果玩忽职守罚您禁闭十天!”
在我的面前站着的,是把一只手放在鬓角上、身穿别着一串金光灿灿的奖章的盛装的、凶狠而又仁慈的、容光焕发的涅佩沃达上校。
世界上没有一个值勤人员在清晨前值勤时会比我更警觉的。即将执行的禁闭使我心情忧郁。已蹲过禁闭的克雷索夫和加夫里连科两名学员讲述了可怕的经过,“受惩戒的他们”是怎样一昼夜12个小时在利沃夫军队体育俱乐部体育场建设工地最艰难的砌砖工程上干苦活的。受惩罚真是件糟透的事情。
利沃夫的民族主义分子把我从禁闭中救了出来。
在那个节日的清晨,他们决定破坏“莫斯卡理”的节日——从停车场区往学校辖区扔了几个点燃了的火把,那里在篱笆下堆着许多浸透汽油的垃圾。突然着起火来,冒出滚滚浓烟。我一闻到焦味,便抓起灭火器,跳到院子里。我与停车场的值勤人员一起敏捷地灭了火。当我远远看见正向岗哨站岗地点急驶而来的涅佩沃达上校的“伏尔加”汽车时,我央求值勤人员快速地在值班室把自己清洗干净,而我则一边让火烧着,一边一个劲地用烟黑抹自己的脸和双手……
涅佩沃达上校正是在我立功的关键时刻看到了我。
感谢取代了禁闭……
……在军事学校里一切都按照“军官培养所”应有的一切来执行。所有一切都变得极其明确:苏联共产党是我们一切胜利的组织者和鼓动者,苏联比所有国家都强大,苏联军队是战无不胜的和不平凡的,军官是英雄的职业,而张牙舞爪的帝国主义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
那时候,还有许多教师是参加卫国战争的老战士,他们给我们做的讲演常常取代了数十堂最有趣的课。那是那样一个时代,那时还没有人怀疑,苏联军队是真正战无不胜的军队,而青年一代的军官还真诚地坚信为祖国服务的神圣理想。
我们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时代的孩子,排着学员的队伍行进,响亮和热情地大声唱着歌曲,毫不怀疑我们的军队是真正战无不胜的和不平凡的,既然“我们曾同你一起走过半个世界”,“如果需要”,“那就迈步从头越”。
我们为此已做好了准备……
在前线打过仗的教师们懂得军事科学的特别价值。每个人都要求学员们把他教的课程当作最主要的课来对待——不管他教的是工事工程,是汽车维修,还是地形测量。有时候,科津上校温柔地,就像抚摸女人的膝盖一样抚摸着爆破用的小型仪器说:
“要像对待姑娘一样,用温柔的双手来拿它。”
可是发生了无法形容的悲剧:学员格里博夫在战术实践课上把这种小型仪器掉到了坑里。
脸色发白的科津上校在坑的周围跑来跑去,严厉地对学员格里博夫大喊道:
“你给我刨穿地球直至美国把它取出来!”
浑身脏兮兮的学员格里博夫躺在地上,把头伸进坑里,用了一根生了锈的导线,把仪器从陷阱里钓了出来。看着他这样,学员们笑了起来,不时地冒出几句挖苦话来。但由于大家在训练场上感到刻骨的寒冷,并开始预感到会没有午饭供应,开玩笑的人变得越来越少,而试图来帮助格里博夫的人变得越来越多……
看来,对于军事学校的学员来说,写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党的文件的学习笔记是一件最令人讨厌的工作。这是在培养未来军官的工作中被提到具有国家重要性的高度的、却又令人不太明白的一个现象。为了成长到中尉级别,就要花几百个小时坐下来机械地抄写政治语录,把它们满满地抄在像货物登记簿那样厚的本子里。
教师们强调说,这样才能培养出坚定的思想信念,成为行动的指南。
年青的、对最为复杂的定义和术语吸收不好的头脑,把精力集中在死记一些科学理论中无用的只言片语,但这些东西为应付测验或考试无论如何都是需要的。大家认为,如果对苏共历史、政治经济学或哲学不做过几公斤重的笔记的话,未来的排长、炮兵连长或连队政治部副主任就不具备必要的思想上的坚定信念。
大家如此迷信做提纲和笔记,以至学员萨沙·布尔米斯特罗夫甚至还写了一首歌,歌词是这样开始的:
“这是我的提纲,而这是我的党证——万岁,中央委员会!……”
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对河水障碍的强渡、炮轰的准确性或消灭核辐射区的速度怎么能取决于对剩余价值、“否定之否定”规律或者联共(布)代表大会的决议等知识的理解……
我们的学员生活越是一个学期接着一个学期地接近朝思暮想地盼望的拿到文凭的日子,年轻的一代军官们就越来越频繁地开始发出反对这种习以为常的事情的声音,可是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它。
相反,熟练掌握意识形态的教条被认为是一个学员成熟的标志。有过一个时期,那时,引用武装力量的主要思想家、在苏军和海军总政治部任高职的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上将的著作被认为是最最时髦的。一些人文学科的教师在授课期间把他捧为“政治圣人”,若在考试时不引用他的不朽著作的话,则认为回答就是不完整的……
有一次,沃尔科戈诺夫来到了我们的学校。军官俱乐部里的人坐得满满的,以至找不到站的地方。思想偶像的出现引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他的讲话就像是法贝尔热的精巧艺术品,以其优美和精确的逻辑迷住了学员们。几百双年轻的眼睛流露出赞叹的亮光。
这位佩戴着将军肩章的伟大的思想精英,把天才的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杰出作用捧上了天……
十年后,当我们的肩上已经佩戴大尉和少校的肩章时,还是那个沃尔科戈诺夫将军,却开始无情地诋毁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和“我们的一切胜利的组织者和鼓动者”……
他试图为自己辩解说,他开始恍然大悟了。
在教过我们的人中间,有很多把他们的原则和信念猛然改成相反东西的那种人,因为那时出现了更能靠近权力集团和获得更有权威的新职务的可能性。
政治上摇摆不定的人常常是令人讨厌的。但是,他们中最卑鄙的是那些佩戴肩章的人……
核 心
在那个年代,党中央有一条不宣布的要求——军官学校至少应有三分之一的毕业生,政治学校应有100%的毕业生(根据决定,政治工作者不可能是非党人士)带着党证去部队。就这样保持着在武装力量里被称为党的核心的比例。
在漫长的四年时间里,我在非常像圣像的列宁的标语下迎来了每一天。标语上写的是,只有当你用人类创造的一切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时候,你才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有时会觉得可怕,因为我来不及在从学校毕业之前实现领袖的这个遗训,因为人类创造了如此多的知识,即使活一百辈子也不可能都掌握它们。
我自童年起数学就学得不好,因此,甚至测试了五次,都不能通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课程,在这门课上,甚至要用计算尺来进行计算。我很费劲地得了个3分,我毕业时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知识还掌握得不完备,但由于我是无产阶级出身,党员还是当上了。
在四年级时,我与流氓学员沃金采夫一起写了入党申请,这种申请数以千计的其他人曾加以重复:希望站在共产主义建设者的最前列。我们的愿望也像人工孵化出来的雏鸡一样。当然,那时我们还不可能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不恭的问题,2000万人怎么可能一下子都站到前列中去……
但是,拥有党证预示着会给军官带来一定的好处,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带来不少问题。在提升职务时,党员军官具有一定的优势。即使是一名优秀的排长,如果他还不是一个苏共候补党员的话,那他就不能再指望升职。
受过党内警告的党员军官,同样也没有晋升职务的希望。他们中许多人为此不能升职或者进入军事学院。这种事物的规律总是起着不小的积极作用。它使将军们和军官们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提高自己的责任感。由于知道一旦有什么闪失,可能会“丢掉党证”和使官运受损,他们不得不看着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委的眼色行事……
当军队实行非党化和政治机构被解散的时候,很多可恶和狡猾的指挥员马上感到自己自由了许多。特别是那些对一长制和随心所欲这两个概念严重混淆的人。这不久就导致各类领导成员中犯纪律错误和刑事犯罪的数量开始不断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