粥

　　军事学校的学员对欧洲理事会和那里对苏军中的人权问题特别关心的情况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那时，党和政府可把任何一个外国理事会远远地拒之门外，如果它敢于干涉苏联公民的幸福生活和批评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话。

　　可是当军人开始抱怨部队中对待牲口一样的制度、指挥员的为所欲为或毫无理性地侮辱人格的情况时，所有这一切就常常被有理无理地彻底压下去。最常发生的情况，恰恰是那些“追求真理的人”吃的苦头要比那些卑鄙小人、进行庇护的人或者小偷大得多。

　　一次，我们班在严寒中上完实践课后涌入训练场的食堂吃午饭。屋里冰冷冰冷的，以至指挥员允许我们不脱大衣。我们没抹肥皂，稍微用冰冷的水冲了冲手，就走向饭桌。盛菜汤的盘子里浮着冰块，而铝盘里的麦片粥冻得连用铁钎都刮不下来。有人扔出一只盘子，它滚过了整个饭厅，咕咚一声撞到了墙上，然而，里面的粥却没有从金属盘子里撒落出来。

　　学员们一起罢食，一个跟着一个地慢慢走回营房。

　　“这是罢工！这是阴谋！”食堂主任跟在我们后面大叫。

　　没过多久，班长和党、团组织的书记被传唤到部队司令部。由于“事情有点犯罪的味道”，他们在那里被洗了脑，说是要劝说同学们别闹事。甚至还对他们施加压力，说在分配工作时这一切都会对他们有好处。伙计们没有低头。我们挨着饿，但是我们没有向食堂挪动半步。

　　过了一些时候，在普里卡尔巴茨克军区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传开了“耸人听闻的”新闻：利沃夫最高军事政治学校里的年轻共产党员成了在食堂闹事的发起人，却不去提醒同学们他们发过的誓言——勇敢和坚定地经受住兵役的艰难和困苦。

　　这首先是与那些希望加入到“最前列”中去的人有关……

　　捷 克 人

　　1968年8月的一个温暖的夜晚，系里的值日兵突然把我的被子掀掉，鬼鬼祟祟地问道：“你是坦克手吗？”

　　“是的。”

　　“有警报召唤你！”

　　两次获得红旗勋章的坦克近卫军团的坦克发动机已粗野地响了起来，这个团像一条沉重的装甲蛇一样缓慢而灵活地向捷克边境移动。清晨，我们漂亮和威严地进入了邻国，坦克的履带压碎了干净如画的欧洲道路。

　　我们被告知说，捷克朋友那里出现了反革命，应该保卫他们。我被任命为负责政治工作的代理副连长，我应该做“广泛和有说服力的解释工作”。

　　当我透过坦克的夹层玻璃看到向上举起双手的人群迎面跑来时，我没有丝毫怀疑地以为，这是高兴得手舞足蹈的捷克人在急着向自己的保护人和解放者表达感激之情。

　　我满怀着一个立功者的感觉打开了坦克舱口，为的是从不知是哪一个年轻漂亮的捷克姑娘手中接过玫瑰。可是，我刚抬起舱盖并摘下头盔，一个臭鸡蛋就砸到了我的脑门上。对“解放者”的欢迎被搞得令人不快。臭蛋黄的气味至今还记忆犹新……

　　还记得，在布拉格的一个知名机关的院子里有一个满是金鱼的池子，其周围是各色玫瑰盛开的灌木丛。在这个灌木丛中我们的登陆人员晾干了自己洗过的裹脚布，而拿金鱼来熬了鱼汤……

　　我未能最终说服自己部队的人员。

　　过了一天，在学校里我作为未履行自己职责的人被解了职。

　　臭鸡蛋是使人恍然大悟的好手段。

　　士兵们接受到这种手段要比政客们早得多。特别是在向你射出的已经不是臭鸡蛋、而是铅弹的时候……

　　库  贾

　　……在学校的四年就像是一天。眼睛还未来得及眨一下，在中尉的制服上又加上了一块“补丁”。学员们称它为“为失去青春”而得的勋章。

　　当举行告别宴会时，每一伙年轻的军人都一定要见见我们的副系主任库济科夫上校。那完全不是令人兴奋的威风凛凛的事：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瓦连京·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四年时间中好像替代了我们严格和公正的父亲。同一个一直在我们身边的、劝导我们走正道的人道别，对于每一个稚嫩的中尉来说，是一种个人的损失。无形的脐带断开了，我们开始了独立的军队生活。

　　就是在今天，每当我回忆起亲爱的库贾的时候，我还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

　　随着我们读了许多各种各样的玄妙书籍，库济科夫上校在同下属的各种谈话中就感到越来越困难了。某个学员手捧克劳塞维茨的书，开始瞧不起上校，不管用得恰当不恰当，常在同他谈话时搬用几句外国的词语。为了彻底从我们的心灵深处驱除廉价的虚荣心，上校开始采取相应的措施。

　　他一边在全系队伍前遛来遛去，一边在队伍中寻找那个最热衷于搜刮外国词句的傲慢的家伙，高声地对他说：

　　“学员尼基京，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必须严格遵守军人的‘统觉’！”

　　傲慢的尼基京学员的下巴耷拉了下来。

　　其他“知识分子”脸上那自信和得意的笑容消失了。

　　我们赶紧把头埋在词典和百科全书里查找“统觉”这个神秘的词。

　　到了第二天早晨，库济科夫站在队伍前说：

　　“学员同志们！我虽然不是康德，可是我很理解，你们每个人都是先验的……但通过检验过的经验我们应该同你们一起找到共同的语言，这样，我们的共事关系就将达到公元15世纪的水平……”

　　他就是用这种办法来打掉年轻军官们心中漫无边际的傲气的。我们与姑娘们约会时已经不再向她们吹牛说我们在训练时经受了“垂危状态”（威胁到生命的）。我们使用了普通的俄罗斯词汇。

　　有一次，库济科夫不得不因学员塔拉谢维奇犯了严重错误而将他关禁闭。后来上校把我叫到办公室，请我吃他家里做的热的菜馅饼，交给我一个不大的保温瓶并对我说：

　　“给禁闭室的塔拉谢维奇拿去。”

　　保温瓶里也装着热馅饼。

　　……七年之后，已经成为军官的我在里加出差。我坐的火车在夜间离开。透过我所在车厢的窗子我突然看到，在昏暗的站台上一个少校搀着完全“瘫了的”上校走向另一列开往列宁格勒的火车。我认出了库济科夫，并跳到了站台上。靠少校的手支撑着的他，瞪着两只像一个被狠狠地击倒了的拳击手的眼睛，冷漠地看着我。我几次大声地对着他的耳朵说出我的名字，可是没有引起任何反应……

　　后来我得知，库济科夫的家里发生了不幸，他垮下来了，开始乱喝酒。他被安置在波罗的海沿岸某个建筑工程队政治部副主任的位置上。在那里又出现了新的麻烦—— 库济科夫在一个咖啡馆里把加里宁格勒特防区的一个建设项目的秘密图纸泄露了出去……

　　“卡 季 卡”

　　……当你服役的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有东西可回忆了。况且人非离群而居的。

　　佩戴上肩章后，你被列为公职人员一级，再也不属于自己了。国家让你从斯摩棱斯克到堪察加、从摩尔曼斯克到弗拉季高加索，来回转悠和奔波。你还不能随便抱怨。应该如此。你自己选择了这样的命运。

　　我转换一个又一个的“破地方”，一次次遭到领导不公正的指责和公正的批评，在冰冷和肮脏的火车上和招待所里度过节日，与家人四处漂泊和在训练场上挨冻，我多少次在心底里咒骂使我脱离自由自在的公民生活而永远过这种国家的、憋闷的、严格的和残酷的军队生活的那些日子。但过不了太久，又多少次忘记了这样的诅咒。因为公职就像是妻子一样。有时对她埋怨一阵，有时对她亲热一番。她有时像蛇，有时没有比她更亲的了……

　　在为数差不多400万人的军队中，像我这样的人有50多万。他们一昼夜24小时在很深的地下导弹发射井里值勤，使核剑一直保持着准备状态。他们在原子潜艇的隔舱内由于氧气缺乏而窒息，这些潜艇在阴森森的海洋中值勤。他们在比音速更快地升上云天的武装歼击机的机舱内，准备在任何一刻惩治任何侵犯国家领空的人。他们在北方和远东的深雪中与自己的士兵们一起冻僵，或者开着坦克和装甲运输车来回踩着训练场的脏土，向高地冲锋并把靶子打得粉碎……

　　生活使我同成千上万的军人走到了一起。我们不止一次在男人们敞开肺腑聊天的时候相互承认，平民生活可能比这种居无定所、苦闷、经常流浪和半饥饿的生活要更平静、更有威望和更温饱。但我们还是选择了军人的生活。

　　有的人命中注定要一辈子采煤或种粮食，给孩子们教书或建造房子，而有的人命中注定要当一辈子军官。没有军官就没有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国家。

　　……我翻开昔日的记忆。

　　每个卫戍部队如同人一样都有自己的特点。服过役的人都了解这一点。所在的地区越是边远，就越艰苦，但工作就越有意思。

　　我们团曾驻扎在阿穆尔州的山丘中，那里春天里是一片玫瑰色，到处开满杜香。身处这样的美景之中,有时候为了自己不会绘画而恨不得把自己的手折断。

　　在俗话中人们把理性的军人称做卫戍部队“卡季卡”。

　　在那里,有时会发生军官们乘着坦克回家吃午饭,而他们的妻子在装甲运输车里生孩子的事情,因为那里离最近的产科医院有30公里远,不能忍到去医院生产了。那里,在军人商店里,五分钟就能了解到,什么时候团里又发出“警报”,谁和谁昨夜“非法”同居。

　　小小的卫戍部队是军人的、永久有射击的音乐声相伴的活跃的营地之家。出身莫斯科名门显贵的男孩子不会得到去那里的命令。人间的败类不会在那里呆久,弱者和滑头的人忍受不了那里的考验。驻扎在偏僻地方的小型卫戍部队是勇敢的学校、纪律的大学和军队中的平民。

　　在“卡季卡”里有个外号叫“黑人”的营技术副队长列哈·塔耶夫上尉。人们议论他,说他出生时穿着坦克工作服,嘴里咬着有许多螺纹的钥匙。黑人用自己的手摸遍了营里所有的发动机,他能“根据声音”从十个发动机中认出五个来。营里的技术问题全靠上尉来解决。从哈尔科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和下塔吉尔常有信件寄到我们偏僻的卫戍部队来,这些信件是来自军工厂的,那里的工程师们十分看重黑人的合理化建议,他们虽然并不认识他,但却认为他是个非凡的天才。

　　我们卫戍部队的天才是个戴过绿帽子的人,为此还曾蹲过监狱。当他发现木材采运企业的工程师同自己的老婆上床后,便用猎枪打伤了这个色狼的半拉屁股。在黑人被关起来之后,我们的机器便开始散了架。从那时起我就不相信,有的军官是无法取代的。

　　人的记忆好就好在它像一个影片库。

　　……阿穆尔河沿岸的雪在远东如同气焊火苗一般灿烂的阳光下照得我连眼睛都睁不开。我们的坦克团就驻扎在一望无垠的泽伊斯科—布列斯克雪原上。

　　我们为防备中国入侵的可能，曾在边境演习如何隐蔽。我们团摩托化步兵营营长谢列加·涅韦罗夫上尉是个别出心裁的人，经常对章程、指示和上级指挥员的刻板方式不屑一顾。一次，他派出自己的步兵战车跨过了结了冰的河到阿穆尔河支流的对岸。模拟“敌人”的邻团连长看到这一场景，甚至忘了及时发出开火的命令。

　　谢列加的营占领了“敌”岸的一块地，并开着坦克在紧紧钳制住冻土地的“中国人”的头的上方耍威风。变傻了的集团军司令员顿时停止演习，并传唤谢列加去指挥所。

　　将军把营长大骂了一通并威胁说要将他交上法庭。

　　“夏伯阳式的人物，自杀者，幼稚的冒险家！”集团军司令员对涅韦罗夫大声嚷嚷道，“你简直要把全营给毁了！”

　　“无论如何不是这样的，将军同志，”上尉回答说，“我把一切都计算好了：冰的厚度、负载水平、通过程序。”

　　于是，谢列加用细树枝开始在冰上画出公式来。

　　“那你什么时候去调查清楚冰的情况的，早产的闵豪生伯爵？”集团军司令员在司令部工作人员友好地哈哈大笑的同时逼着问上尉。

　　谢列加语无伦次起来。然后他说道：

　　“我是同我的战士们昨夜一起稍微偷猎了一下。想喝鱼汤。大家挖了个冰窟窿。于是冰的情况就搞清楚了……”

　　又是一阵响亮的大笑声。

　　威严的集团司令员原先说要把他逮捕，最终变成了给他提升职务。

　　但当在珍宝岛与中国人发生严重的流血战斗后，大家就顾不上笑了。那时我们处在离一场可能延续一个世纪之久的战争只有一步之遥了。与往常一样，美国人高兴地报道说，苏联终于同中国打起来了。夜间，侦察军官在司令部的车子里，在无线电截听的本子上记下了美国的一家电台广播的文章：“在苏联火箭师对敌人进行火力打击之后，珍宝岛变得像一块被耕过的松软的地，而在边境上已经两个星期闻到烧焦的人肉味了……”

　　那时，我对大政治的秘密只有一个极其原始的概念。但是，甚至像我这样不太了解苏中关系秘密的人，也开始可怕地感觉到，在莫斯科那里有人在外行地处理同伟大邻国的关系，因此可能爆发战争……

　　“为了使两国人民争吵，只要说一句话就够了，”政治部主任尼古拉·哈马扎上校在司令部帐篷里对我们说，“而为了使他们和解，一个世纪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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