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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国富国穷：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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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戴维•兰德斯 相关图书:《国富国穷》 2007-06-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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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前言 人类历史自诞生国家以来，就伴随着大国崛起和衰落的交互更替，就存在着国家富裕和贫穷的巨大鸿沟，为破解这一重要历史现象和历史事实的内在原因，许多专家学者、智者精英都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试图寻找出深蕴其中的历史规律和发展逻辑。 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和世界性的课题，令人着迷而又困惑，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所言：“世界上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至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美国哈佛大学的戴维·兰德斯先生横跨历史学和经济学两大学科（他身兼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著述完成的《国富国穷》一书对上述问题的研究称得上卓有成效。他从经济、文化、制度、自然资源、历史传统等方面对国家的兴衰贫富演变作了精湛而深刻的分析，旁征博引，见解精辟，甫经问世就被西方学界称誉为划时代的《新国富论》，堪与亚当·斯密的经典名著《国富论》相媲美。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罗认为：“戴维·兰德斯针对世界经济史上成功和失败的重大事例写出了一部精湛的通鉴。他饱含激情、视野开阔、坦陈己见、笔锋犀利。有人以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兴衰与精神文化因素无关，读此书后显然会再思一番。”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说：“戴维·兰德斯对现今世界各国贫富分布的由来，作出了新的历史性的研究，展示出一幅辽阔画卷，（该书）充满真知灼见。历史事件固然有其偶然性，但此书会让读者通过各国种种际遇反复体会到一个主题思想，看出欧洲为何在经济上领先。难以置信的渊博学问体现在一种轻快有力的散文式叙述之中，它将使读者手不释卷。”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称赞说：“真精彩。此书无疑将证明戴维·兰德斯在他的领域和时代是杰出的。” 尤其令中国读者感兴趣的是，兰德斯教授十分关注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当中的位置，用相当多的篇幅探讨了曾经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中国为什么在清朝后期迅速从繁荣坠入困顿，从虚无的“天朝幻想”到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而陷于欺侮掠夺之中。 该书2001年由我社翻译出版，很快多次重印，历史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有关专家学者及读者对该书宏大的主题、深邃的思想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读书》、《参考消息》等多家报刊发表了多篇书评以及对原作者的访谈文章。此次再版，我社请校译者对译文的字句做了更为准确的修订，并重新设计了封面和版式。 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型时期，和平崛起不可逆转并牵动着世人的目光。虽然国际上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有不同声音的解读，但对于每一个致力于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人来说，应该以更宽阔的胸怀来面对世界，用世界性的目光来面对历史。相信本书总结出的国家兴衰更替的内在规律、国家富裕贫困的深层原因，会带给我们有益的借鉴和深刻启迪。 新华出版社 2007年1月
引 言 穷国为何如此贫穷?富国为何如此富足?对这个问题尚未有新的解释。 ——保罗·萨缪尔森1976① 1836年6月，内森·罗斯柴尔德罗斯柴尔德，亦译罗思希尔德，该家族是欧洲著名银行世家，自19世纪初至今，其势力遍布英、德、法、意、奥等国。内森·罗斯柴尔德(1777—1836)是该家族第二代的一员。——译注从伦敦动身，到法兰克福去参加他的儿子莱昂内尔与其表妹夏洛特的婚礼，并与罗氏兄弟讨论自己的子女进入家族企业的事情。内森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至少在流动资产上是如此。不消说，只要愿意，他付得起任何钱。 是年内森59岁，略显肥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工作起来风风火火，性格不屈不挠。然而，在离开伦敦时，他正遭受着背部(靠近脊柱底端)炎症的折磨(一位德国医生诊断为疖子，但或许是脓疮)。②尽管经过了医治，痛处仍然化了脓，并越发疼痛。然而，内森坚持从病床上爬起来参加了教堂里的婚礼。如果他卧病在床，那么婚礼只好在旅馆举行了。内森还忍着疼痛，继续处理商业事务，他的妻子做着记录。同时，著名的特拉弗斯医生被从伦敦请来，当特拉弗斯表示无法医治时，一位大名鼎鼎的德国外科医生被请来，或许准备开刀清洗创口。一切都是徒劳，病毒的扩散无法抑制。1836年7月28日，内森与世长辞。罗斯希尔德家的信鸽将一个不幸消息带回伦敦：内森去世了。 内森·罗斯柴尔德或许死于葡萄球菌或链球菌感染引起的败血症——习惯称之为血毒症。由于缺乏更详尽的资料，我们不能确知他是死于疖(脓肿)还是死于医生手术刀引起的继发感染。此时，细菌理论尚未问世，人们对消毒的重要性一无所知。没有杀菌剂，更别说抗生素了。这位买得起任何物什的富翁就这样死于一种普普通通的感染。而在今天，随便到哪一个医院，找哪一个医生，甚至到任何一家药店买药，都可以轻松治愈它。 自从内森·罗斯柴尔德的时代以来，医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更好、更有效的药物——治愈疾病与创伤——只是整个发展进程的一部分而已，更主要的则是由于疾病预防和生活清洁，人们的寿命延长了。水质清洁，污物的迅速处理，加上个人卫生的提高，使一切得以改观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肠胃感染是最大的杀手，它的传染渠道是：污物→手→食物→消化道。只要这种看不见的致命敌人出现，就会时不时地为霍乱弧菌等传染性病菌所推动，致人于死命。公共厕所是最主要的传染途径。由于缺少清洁用纸和可洗内衣，在那里接触污物是极容易的。穿着脏兮兮的毛织品——毛织品难以洗干净——人们不由得搔痒。手上并不洁净，但人们犯的一个大错误是饭前不洗手。而讲卫生正是那些规定沐浴的宗教群体——如犹太人、穆斯林等——发病率和死亡率低的原因。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他们的优势因素。人们极易被说服相信，如果犹太人死得太少，那是因为他们向基督徒水井里投了毒。 问题的答案并不在人们的宗教信仰或教旨有所改变，而是在于工业上的发明创新。工业革命时期，新技术的主要代表产品是廉价的可洗棉布，随之，从植物油提炼出来的肥皂得以大批量生产。普通民众第一次买得起内衣裤——它由可洗纤维做成，富人常贴身而穿，故又称为“贴身衣裤”。人们可以用肥皂洗衣，甚至洗澡。当然，洗澡太多则意味着身体太脏。为什么爱清洁的人沐浴如此之勤?其实，这无伤大雅。人们的卫生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普通民众常常比一个世纪前的国王、王后的生活更清洁卫生。 发病率与死亡率降低的第三个因素是人们的营养更好。这源于食品供应的增加，更源于交通的便捷，迅速。地方供应匮乏引起的饥饿现象变得少见，饮食趋于多样化，食物中所含的动物蛋白质越加丰富。这些变化与其他因素一起，使人类体格更高大强壮。当然，与以上因素所导致的医疗和卫生受益不同，营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习惯、口味和收入状况。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加利波利遭遇英国远征军的土耳其人惊奇地发现，吃牛排、羊肉长大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人与英国磨坊、城镇里长大的矮小青年身材之高下迥然不同。任何关注从穷国迁往富国的移民状况的人都会发现，移民的后代比他们的父母高大、健壮了。 由于以上进步，人的寿命大大延长，而且贫富之间差别缩小了。成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不再是感染(特别是胃肠感染)，而是老年人的各种消蚀性疾病。富有的工业国家向全民提供医疗保障，因而收效最为显著，甚至某些较贫穷的国家也取得了重大进步。 医疗卫生的进步说明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将科学和知识应用于技术，会取得回报。它使我们有理由对当前和未来一些问题的解决抱有希望，并鼓励我们追求幻想中的生命的永恒，甚或永远年轻。 然而，从科学基础的现实来看，这些幻想不过是富人和幸运儿的梦想。知识收益的分布未达均衡，即使富国内部也是如此。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平等和多样性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上的国家粗略地分为三种类型：有些国家的国民不惜花费巨资来减肥；有些国家的国民仅能维持生计；有些国家的居民则食不果腹，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与这些差别相关的是这些国家在发病率和寿命长短方面的巨大差异。富国居民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往往为年老神衰而发愁，他们健身以保持体型，与胆固醇作斗争，通过电视、电话和游戏消磨时光，用诸如“金色年华”或“人生第三黄金年代”的隽语安慰着自己。“年轻”是美好的，而“年老”成为不受欢迎和成问题的字眼。与此同时，穷国的居民却在挣扎中求生。他们无需为胆固醇或肥胖担忧，部分由于衣食无着，部分由于早年夭亡。他们力求安度晚年，如果他们活得到老年之际，子孙们会孝敬老人。 过去，世界分为两大权力集团：“东方”和“西方”。现在，这种划分已不复存在。人类现在面临的巨大挑战与威胁是因贫富不均而导致的财富和健康方面的差距。它们常被称为“北方”和“南方”，这种划分主要是地理上的。但一个更精确的划分是“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因为这一划分标准也是历史性的。这正是在第三个千年的世界我们所面临的最大课题和危险。与之相关的唯一迫在眉睫的忧虑是环境的恶化。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其实是一个问题。因为财富不仅带动消费，也带来污染；不仅促进生产，也引起破坏。随着产出和收入的增长，污染和破坏也急剧增加，正是它们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空间。 贫富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其间存在着什么问题呢?概言之，最富有的工业化国家(如瑞士)和最贫穷的非工业国(如莫桑比克)相比，人均收入之比是400∶1，而在250年之前，最富和最穷国家的人均收入之比大约是5∶1；欧洲与东亚或南亚(中国或印度)的人均收入之比约为15∶1或2∶1。③ 今天，这一差距仍在增大吗?就贫富两极而言，确然如此。有的国家不仅是“不增长”，而是相对甚或绝对地更贫穷了；有的国家不过仅能维持现状；有的则奋起直追。为了我们和他国的利益，我们富国的任务是帮助穷国人民变得富有和健康。如果我们做不到，他们仍会企求得到他们制造不了的东西，而如果不能通过出口商品获益，他们就会输出人口。简言之，财富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而贫穷则是有引爆危险的潜在污染源。既然不能与世隔绝，那么，从长远看，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则依赖于他国的富足。 贫穷者应如何着手?我们如何提供帮助?这正是本书力图为答案作出贡献的问题。我着重于“贡献”一词。没有人能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所有包治百病的建议不过等同于千年之梦想。 我计划从历史角度研究这些问题。这是因为，我从专业和气质上来说是一个历史学者。而研究这样的难题，从自己确知、自己能做得最好的角度出发，是最明智之举。同时，理解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是探讨现状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为什么富国如此富有?为什么穷国如此贫弱?为什么欧洲(西方)在世界的变化中一路领先。 历史的研究方法并不能确保提供一种答案。另一些人思考过这些问题，并提出了多种解释。他们大多分属两个学派。一派把西方的富有和支配地位看做是善对恶的胜利，他们认为欧洲人举止优雅，组织良好，勤苦劳作，而别的人则疏忽大意，夜郎自大，懒怠成性，愚昧落后，迷信不智。另一派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欧洲人侵略成性，冷酷无情，贪婪，寡廉鲜耻，伪善；别的人则快乐无邪、天真而虚弱；他们无奈地面对侵略，终成牺牲品。我们认为，这两种善恶绝对分明的看法都含有真理的因子，但都有意识形态上的虚妄。真实情形往往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第三种流派则认为，“西方—其他”的二分法是根本错误的。在世界历史的洪流中，其他国家早期曾取得重大成就，欧洲不过是一位后来者和免费搭车者罢了。这种说法显然有违历史事实。历史记载表明，近千年来，欧洲(西方)一直是发展和现代化的首要推动者。 还有一个道德问题。有些人认为，欧洲中心论对我们来说是不好的，对世界来说更是不好，应予避免。这些人是该这样做。但对我来说，相对于善心而言，我更钟爱事实。我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 注释 1“Illogic of Neo-Marxian Doctrine”一文，第107页。 2Wilson，Rothschild一书，第102页。 3此处主要参阅Paul Bairoch，“Ecarts internationaux des niveaux de vie avant la
Revolution
industrielle”一文，载于Annales：é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34，1(Jan-Feb1979)，145—171，并略作删改。如按实际标准(“人均购买力平价”)计算，两者之间的“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为80∶1。参见Ram，“Trop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P1Human Development Report，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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