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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国富国穷：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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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戴维•兰德斯 相关图书:《国富国穷》 2007-06-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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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东方的帝国 葡萄牙是一个中等富裕程度的小国。在15世纪时，它的人口总数约100万，其主要产品和出口货物是葡萄酒(最初是波尔图红葡萄酒，后来还有逐渐增多的马德拉白葡萄酒——一种度数很高的烈性酒)，另外蔗糖生产和出口飞速增长。倘若那个时代的葡萄牙人就能预见到后来的经济学家李嘉图对于比较优势的分析——这种分析如今已成为经典——他们也许就会通情达理地继续沿着那条路走下来，埋头于他们自己的事务，用他们的特产交换别国的工业品。然而与此相反，他们竟跳跃了理性的轨迹，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了建立一个庞大帝国的跳板。葡萄牙的辽阔操纵网络曾长达地球一圈的3/4，从西半球的巴西一直伸展到了远东的香料群岛和日本。 这样一种超越常理的跳跃在历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我们随后还会看到几个例子。实际上，正是这种超常理的事态发展使得历史呈现出不确定性，使预言失灵。但葡萄牙的扩张的确是特别令人吃惊的事情，因为它人口不多，物产也不丰富。葡萄牙所拥有的总人口实在是太少了，是不可能大批派人去海外的；葡萄牙那么急切而又迅速地从美洲进口奴隶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弥补国内劳动力的匮乏。另外，葡萄牙的物力资源，尤其是制造和装备远洋船舶的能力，都是有限的。这就是轻量级拳击手迎战重量级选手。 葡萄牙人的成就，证明了他们所具有的进取心和坚强性格，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和激情，以及他们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和运用的能力。在他们身上，没有愚蠢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而首先体现出实用主义。他们引入外来者以利用他们的财富、知识和劳动力；让奴隶作为劳动者，偶尔也充当士兵；与各民族的妇女通婚，而且一人还不止一个。他们是不携带本民族妇女远航的，倒是有时会运送一些无依无靠的孤儿上船。同男人一样，在遍地都是瘟疫的地区，那些白人妇女是难以生存下去的。举个简单的例子，生孩子就往往意味着对母亲和孩子的死刑判决。种族间通婚的情况就好一些：男人们可以享用花钱买来的成打的有色女奴——似乎要由他们的孩子来创造一个新的民族。 葡萄牙人的一项情感支出是虔诚。他们不论到哪儿，任何一艘船上都带着神职人员和修士，以保证他们的安全和灵魂的拯救(靠祈祷和圣礼的力量)；也为了在那些异教徒和不信教者中间布道；同时还为了让自己良心上得到一点安慰。这些教士使他们的贪婪得到了合法化和净化。 宗教信仰对商业造成严重而不利的影响：它给那些本来应该比较顺利的、可以使双方都获益匪浅的接触中加入了一种不可调和的对立因素。葡萄牙人认为，穆斯林是异教徒，也是他们的信仰的敌人，对穆斯林采取任何残忍手段都不为过分。所有的穆斯林船只都成了他们的攻击目标；所有的伊斯兰国家都被看成是他们的敌人。瓦斯科·达·伽马在1502年的第二次远航中，在抵达卡利卡特(印度西南部港市科泽科德的旧称)之前，曾截获穆斯林小船队，他下令将大约800名“摩尔人”的鼻子、耳朵和手都割去，又将他们送归当地统治者，以公开表示在宗教上对他们的轻视。他手下的一位军官，也就是他的亲舅舅文森特·索德，在马拉巴尔海岸的坎纳诺尔鞭笞一位穆斯林商人头子，直到这个商人昏迷不醒，然后又将粪便灌进他的嘴巴，并拿一大块猪肉盖在上面，硬逼他咽下最脏的东西。① 这些恶劣的行径在印度洋沿岸引发了许多战争：包括东非、阿拉伯半岛以及波斯、印度很多地方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大部分地区。16世纪的一篇文章《在印度的非凡而又自豪的军旅生涯》中写道：“根本就不必有什么怀疑，因为我们是所有不信基督教者的公开的敌人，所以他们对我们以牙还牙也就毫不奇怪了……在这些地方生活，我们不得不随身携带着武器，只有在我们自己军队的守护下，才能与当地人进行贸易。”② 难道有过别的新来者比这些葡萄牙人更起劲地给自己制造麻烦吗? 然而，葡萄牙人也是迫不得已而采用了与机会主义的西班牙征服者大不相同的政治谋略。首先，在他们来到的这些地方，人口比西班牙征服的墨西哥和南美洲印加帝国稠密得多，这些当地人掌握了金属兵器，骁勇善战，是难以对付的敌手。另一方面，他们能够抵御葡萄牙人带来的疾病。相反，葡萄牙人却害怕当地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结果葡萄牙人就不得不限制自己的欲望，以避免分散自己的兵力。葡萄牙人着眼于占领一些战略要地和重要的交通枢纽——非洲海岸的蒙巴萨和马林迪(航行到印度的中转点)，位于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位于苏门答腊和马来西亚之间，连接印度洋和锡兰湾与南中国海、香料群岛的海峡)，珠江口附近的澳门(中国东南部的入口)。他们还想占据亚丁(红海的入口)，但一直也没能实现这一愿望。所有这些地方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果阿——马拉巴尔海岸一颗璀璨的明珠，胡椒贸易的集散地，也是将阿拉伯马匹运往南印度的重要港口(印度南部的气候是不适于养马的)，它一面有海洋作天然的屏障，在陆地这边则有一条充斥着鳄鱼的运河作保护。 最后，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在葡萄牙占领了这些飞地以后，终于学会了跟葡萄牙人共处和做生意，就像他们自古以来跟别的外来者打交道一样。他们有时也袭击欧洲人，但这时挫败他们的往往是他们本地区的敌人。葡萄牙人极其巧妙地在当地各种势力之间玩弄平衡，这一手不止一次地拯救了他们自己。 然而更危险的敌人却正在到来。一旦荷兰人和英国人进入这个地区，一切就都变了。1605年，荷兰人占领了安波那岛(安汶岛)并将葡萄牙的势力驱逐出摩鹿加群岛(香料群岛)。1622年，因为波斯有英国这一强大的后盾提供船只和武器，葡萄牙又被波斯夺去霍尔木兹海峡。1638年，荷兰从葡萄牙手中夺去埃尔米纳(Elmina)，它原是葡萄牙在几内亚湾沿岸建立的第一座城堡，是葡萄牙航海先驱和贩卖非洲黄金和奴隶的象征。1641年，荷兰占领马六甲；在1665—1667年间，又占领了望加锡海峡(位于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和加里曼丹岛之间)。在这一过程中，荷兰人干脆将葡萄牙人赶出了香料群岛这一起始的争夺目标。葡萄牙好景不长，但葡萄牙人的自豪感在逆境中依然旺盛，尽可能抓住他们尚能抓住的地方不放。例如，他们在果阿一直坚持到1961年(尽管它早已失去其财富和商业上的重要地位)，此时已经强大得多的印度政府无需任何挑衅和借口，就长驱直入收复了果阿。没有一个自尊而独立的国家能允许在其国土上存在这样一块殖民地。 葡萄牙在东方最初的商业目的是获得胡椒和其他香料，他们不走传统的贸易路线，即自东向西穿过亚洲，到东地中海才转为海运，而是绕开这条路线上层层叠叠的中间商，将香料装船经印度洋绕非洲好望角进入大西洋，直接运到欧洲。这样做所能赚到的利润是很可观的。当年麦哲伦环球航行时，最后幸存而回到欧洲的那一艘船，带回了26吨丁香，以高出成本价一万倍的价格售出，大约足以抵消这次远航的费用——见Humble，The Explorers，第162页(请注意，如按一定重量衡量，丁香当时大概是最贵重的香料了，一名海员若得到一小袋丁香，那就是大大超过他的薪饷的一大笔奖赏)。当然，在别的一些供应来源也参与竞争之后，这种神话般的价差(利润)就很快缩小了。葡萄牙人获取香料的办法，一是采购，一是用武力克服穆斯林商人给他们设置的障碍，没收其货物。在最初几十年，这些措施使他们占有了香料贸易的巨大份额。在最高峰时，欧洲进口的胡椒约有40%是绕好望角运来的，当时依靠地中海航运的威尼斯人直叫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的贸易路线重新振作起来。葡萄牙直接航运的份额降到20%左右，虽然仍很重要，但已不再居支配地位。1570年，葡萄牙王室放弃了它对里斯本和东方(果阿)之间的香料贸易的垄断，国王不再做商人，而是出售这一贸易的特许权，往往是出售给外国商人。1586年，德意志商人韦尔瑟家族独家租得了在东印度群岛采购胡椒的专有权。这笔交易标志着葡萄牙香料贸易的衰落，卖得两手空空了。③ (这些关于市场份额的数据只是个近似值。我们还没有一个完整精确的数据统计。④但我们确实知道，依靠亚洲陆运再经过地中海海运的威尼斯，在16世纪后半期再次成为欧洲胡椒交易的中心。当1595年由荷兰人豪特曼率领的船队第一次顺利地远航东印度的消息传来之时，威尼斯以及葡萄牙马上就意识到，原有的香料贸易格局即将被荷兰人“彻底推翻”。⑤到1625年，威尼斯海关已将香料列为“西方商品”，因为香料这时已是来自大西洋，而不是来自近东。) 为了弥补香料贸易上所受的损失，葡萄牙人开始介入亚洲内部的贸易。在欧洲人还未到达之前，亚洲内部的贸易已非常兴隆：古吉拉特人、爪哇人以及中国商人贩运胡椒和别的香料，交换印度和中国的纺织品及中国瓷器；阿拉伯商人从非洲贩运黑奴，经陆路和水路把他们卖到各伊斯兰国家；还有来往于各地的船舶装运着柚木、檀香木等优质木材，象牙，被视为珍贵壮阳剂的犀牛角，以及珍稀的或不太珍稀的动物，包括猴子、老虎，其中最主要的是可以在战争中或庆祝仪式中派上用场的大象和马；每一位商人都带着贵金属以进行交易(来自新大陆及印度和中国的银子，来自东非和日本的黄金)。这种亚洲贸易大体上是自发而随意的——恰似一种不规则的布朗运动。人随货走，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这就是后来被我们看做是不定期货船的一种贸易方式；这是些没有固定航线的帆船。⑥ 由这种贸易引出的一种变化，就是有人企图从别人的贸易活动中谋利，经济学家也许会称这种做法为谋取经济收益。葡萄牙人仗势欺人，尤其凶恶。他们成为印度洋上的强盗巨头。所有的过往商船都必须向葡萄牙人购买交易许可证。那些没有许可证的商船可能被没收。葡萄牙人转向当地的贸易和敲诈勒索，得以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他们从欧洲派到亚洲的船舶比原先少多了。他们改用印度人制造的船只。在印度，到处都可以找到优质、坚硬的木头，木匠们很快掌握了欧洲的造船技术——报酬却低得多。船员也大都是当地人。有时除了有15或20个欧洲(或欧亚混血儿)士兵、炮手和军官外，剩下的则全都是亚洲人或非洲奴隶了。印度洋那么辽阔，有人也许会想，葡萄牙人要让别人服从他们的管制，就需要没完没了地派出舰船，四处巡逻。然而印度洋的地形帮了忙：那里能走商船的航线和通道狭窄，便于监视。除此之外，无需四处查看，几次象征性的强行登船和没收就起作用了。 麻烦的是，更多的国家都可以玩这种“游戏”。新来的欧洲人战斗力更强、航海技术更好。有关早期荷兰人和英国人抵达这些地方的远航(17世纪初期)的记载详尽讲述了他们如何小心翼翼地等待时机和潜伏隐藏，如何设置圈套和背信弃义，如何攻击货船和掳掠财物。在一方看来是无赖的人，在另一方看来却是英雄。英国有一位胆大而又足智多谋的船长，名叫詹姆斯·兰开斯特，在第二次(1601年)远航东印度群岛时，生意不大成功。怎么办呢?没有问题。两年后返回英格兰时，他率领的船队满载而归，带回了他们缴获的大量战利品。英王詹姆斯一世因此而封他为爵士。印度洋的水面如同其水底世界一样，也是一幅弱肉强食的图景。所有这一切等于是合法化了的海盗行径，而对于荷兰和英国来说，当时它们与西班牙处于战争状态，而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王国于1580年有了一个共同的国王而联合在一起，葡萄牙也就陷于对荷兰和英国的战争状态，因此荷兰人和英国人在印度洋劫掠葡萄牙货船，也就被认为是合法的行动。他们这种行径获利甚丰，所以，尽管葡萄牙在1640年跟西班牙脱离了关系，荷兰人和英国人仍然在印度洋继续袭击葡萄牙人，不愿讲和。须知： 自古以来的好规矩，明白又简单： 谁有实力就该谁拿， 谁有本事就该谁占。⑦ 对于欧洲人彼此之间的这种争斗，东印度陆上诸国的态度是冷眼旁观，敬而远之。他们乐意与欧洲某一国分享垄断贸易的利润，甚至还勾结欧洲人去打他们自己的亚洲敌人。此外，亚洲人在当时大都不关注海权和海军实力——葡萄牙人在果阿的邻居、古吉拉特邦的统治者巴哈都尔沙就说过：“海战乃商贾之事，与君王威望无关。”这与当时中国人的态度相去不远。又一个可悲的错误。 就这样，葡萄牙的势力萎缩了。一位历史学家说过“他们的海上优势的上层结构从本质上来说是松脆的”。⑧他还可以补充说，他们的基础结构是沙质的。没过多久，昔日的辉煌就只留在记忆之中，铭记于卡蒙斯卡蒙斯(1524—1580)，葡萄牙著名诗人，作家，曾周游亚非各地。——译注的长篇史诗《卢西塔尼亚人之歌》，他在诗中歌颂了葡萄牙人横越“自古无人航行过的大洋”而留下的无形的足迹。⑨的确令人自豪。1737年，英国驻孟买总督则评论说：“葡萄牙王室长期以来维持着它在印度占有的领地，每年都得有一笔不小的开销；看来，这纯粹是着眼于荣誉和宗教上的意义。” 生活中的香料 现今的人也许想不明白，为什么胡椒和其他一些辛辣佐料在当年会令欧洲人感到那么珍贵?原因在于，当时的生活条件有限，要设法解决食品的保藏问题。在那时，粮食勉强够吃，而到了漫长的冬季，除了饲养种畜、役畜和马匹以外，就不可能再拨出大量的谷物喂别的牲口。所以，人们在秋天屠宰牲口就成了传统。在没有人工制冷的情况下，要把这么一些肉保存一年，度过寒冬和暑夏，人们只好用烟熏、盐腌和涂抹香料等办法；等到烹饪的时候，还用浓浓的佐料调味，把肉的腐味掩盖起来。有一种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气候炎热的地方，吃的荤菜通常比寒冷地区更辣，道理就在于他们需要更多的掩盖。 辛辣佐料还有一层好处，尽管从前的人不可能了解这一点。这就是它们能够杀死或减少那些促使食物腐烂的细菌和病毒。例如，一些辣的沙司(塔巴斯科等等)能让人们食用受感染的牡蛎时更安全一些；至少，它们确实能在试管中杀死微生物。由此可见，对于中世纪的欧洲来说，香料不只是一种奢侈品，而且也是一种必需品，它们的市场价值证明了这一点。 “欧洲的卡菲尔” 要想了解帝国的兴与衰，那就必须既考察它在殖民地的情况，同时也考察它自己国内各种势力的消长和环境的变迁。在葡萄牙人征服南大西洋时，他们在航海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他们乐于从外国学者(其中许多是犹太人)那里学习，得到可以直接应用的知识。西班牙在1492年下令，规定本国的犹太人必须皈依基督教，否则就离开西班牙，这些犹太人中有很多都逃难至葡萄牙境内，在那里尽管也有反犹太情绪，但相对而言还是宽松一些。但是1497年，罗马教廷和西班牙向葡萄牙国王施压，让他放弃这种对异教徒的容忍。大约有7万犹太人被迫接受了形式上的、但从礼仪上看还是有效的洗礼。1506年，里斯本进行了第一次血腥大屠杀，有2000多名已“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丧生(西班牙像这样做了将近200年)。从此以后，葡萄牙的精神生活和科技事业停滞不前，陷入了盲从、狂热和讲究血统纯净的境地。葡萄牙的“老基督教徒”最后称他们自己为“纯教徒”。 这种下降的趋势是逐步的。葡萄牙到16世纪40年代才建立宗教裁判所，它于1543年第一次对异端分子施以火刑；但是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是直到16世纪80年代，自葡萄牙和西班牙合并于腓力二世的统治之下后，才真正变得残忍恐怖。这个时候，隐蔽着的犹太教徒，包括亚伯拉罕·扎库特等天文学家在内，都纷纷逃离葡萄牙以求保全性命。他们带走的不仅是钱、经商技能、生意关系和知识，而且还有——甚至是更重要的——那些无可估量其重要性的、在思想上起催化作用的两个主导因素：好奇心和敢于持有异议。 这是一个损失，但是从不容异说这方面来看，宗教迫害者们最大的损失莫过于他们强加给自己的打击。正是这种自我缩小的过程加大了宗教迫害的持久性，使之不仅仅是持续一时或一代人的时间，而是持续几代人和几个世纪。到1513年，葡萄牙已缺乏天文学家；到16世纪20年代，科学界的领头人都出走了。葡萄牙曾试图建立新的、基督教的天文学和数学传统，但失败了，其中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是，好的天文学家大都被怀疑是犹太教徒(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对医生们的猜疑颇为相似)。 与西班牙一样，葡萄牙人竭尽全力地将自己与外界的和被视为异端的影响隔离开来。教育是在教会的控制之下，所教授的课程注重于语法、修辞以及经院哲学，突出的内容是自我表现手法和一些繁文缛节(例如，要背诵拉丁文名词语法的247条韵文规则)。高等学校中，学科学的唯一地方是科英布拉大学的医学系。即使在那里，也几乎没有哪位教师愿意放弃盖仑的经验医学而接受哈维的实验医学新理论，更没有人敢冒险讲授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的学说，耶稣会迟至1746年还下令禁止传播他们的学说。 此时，已不再有葡萄牙的学生出国留学，书籍的进口也处在那些由宗教裁判所派来的督察人员的严密监视之下，他们到港口去检查船只，到书店和图书馆检查藏书。1547年就首次列出了禁书目录；随后又多次予以扩充，直到1624年搞成了一个庞大的清单——这都是为了更好地拯救葡萄牙人的灵魂。 在葡萄牙国内和海外殖民地，都设置了三道审查关卡来严格控制书刊的出版，阻挡创新。批准成立的印刷厂(在果阿有，在巴西则根本没有)都掌握在天主教教士手中。他们将出版物仅限于词典和宗教读物。直到1807年，当葡萄牙王室为躲避拿破仑的入侵而逃到巴西时，才把印刷机带到巴西。政府衙门需要建立档案和印发政令、法规等文件，不能没有一个印刷厂。——见Lang，Portuguese Brazil，第195页。从巴西到安哥拉，即使是这些安全的读物也必须预先送到葡萄牙审定。 在这种环境中，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都陷于衰退，就不足为奇了。最后，只有一小批享有特权的人得以免受控制，例如1720年成立的皇家历史学院的那些贵族和教士——在学术上全是门外汉——获准进口一些禁书，但这些人觉得，写文章给王室歌功颂德，更省事一些。 当然，葡萄牙跟欧洲各国有交往，而且建立了殖民帝国，它不可能与外界隔绝。从国外回来的一些外交官和代理人带回了一种信息，即世界各地在前进，而葡萄牙却停滞不前。这些人得到一个贬损性的绰号：“异化分子”，受到人们的严重怀疑，被认为是思想受了污染。葡萄牙人的自豪心必然使这些人的意见得不到考虑。真是极其不幸。其实，这些人是看到了别的葡萄牙人所看不到或不愿看到的事情：在基督教信仰上追求一律，是愚蠢的；教会正在吞噬国家的财富；政府不致力于扶助农业和工业，已经使葡萄牙沦为“英国的一块最好和最有利可图的殖民地”。(英国的经典经济学家倒是有不同的看法。李嘉图就把葡萄牙选作追求比较优势而从贸易获益的例子。) 葡萄牙人精神上的缺陷很快成为人们的一个话柄，例如，迪奥戈·多·库托在1603年谈到过“我们葡萄牙民族思想浅薄，缺乏好奇心”；英国驻里斯本使节弗朗西斯·帕里在1670年指出过“这里的人们十分缺乏好奇心，事不关己就不闻不问”；在18世纪访问过葡萄牙的英国人玛丽·布里尔利则评论说“(葡萄牙)大多数人都不愿独立思考，除了少数人以外，都不肯动脑筋对他们学到的东西问一问为什么”。 由于如此自我封闭，葡萄牙人即使是在他们一度居支配地位的那些领域，也落后了。他们“在航海理论和实践中曾一路领先，如今却成为落伍的蹒跚者”。到17世纪末，航行于对印度贸易的几艘船居然用外国人当领航员。航海图保持绝密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荷兰人有了更好的航海图。当国王约翰五世(在位1706—1750年)被他的首席工程师说服，下令更新数学、军事工程学和天文学的教学内容时，所需的仪表器械不得不采用外国货。 到1600年，尤其是到1700年，葡萄牙已成为一个落后的弱国。昔日那些表面上皈依基督教的犹太科学家、数学家和医师都逃走了；没有敢持异议的人来接替他们。1736年，多姆·路易 斯·达·库尼亚叹息说，可惜葡萄牙没有改革派(加尔文教派)那样的人。他指出，法国人正是由于天主教会受到了胡格诺教派的挑战，才得以避免落到他们的葡萄牙兄弟如此的“悲惨”田地。话很刺耳，但一语破的。如果说商品上的互通有无很重要，那么思想上的互通有无要更加重要得多。 注释 1William Hunter，History of British India，第一卷，第109页，Masselman曾在《殖民主义的摇篮》一书中引用过，见该书第218页。Masselman写道：“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都是蓄意推行的旨在控制印度的恐吓政策的产物。”像割鼻砍手之类的行为——因为这是一个经过了深思熟虑后所做出的举动——参见本书第五章叙及的西班牙政策。 2引自Boxer，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第297页。 3Lang，Portuguese Brazil，第34页。 4Boxer，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第59页。 5出自The Letter-Book of William Clarke，Merchant in Aleppo，引用于Domenico Sella，“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Venetian Trade”一文，载于Pullan，ed，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Venetian Economy一书，第97页。 6关于所有这些，见KNChaudhuri的著作：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60—1760；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及Asia Before Europe。 7摘自Boxer，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第115页。关于葡萄牙人相对于荷兰人和英国人的弱点，见Meilink-Roelofsz，Asian Trade，第116—135页。 8Boxer，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第57页。 9见卡蒙斯的《卢西塔尼亚人之歌》。这是一部多年写成、最后于1572年出版的著名史诗。 10Boxer，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第147页。 11这是Antonio Vieira，SJ神父(1608—1697)的表述，引自Boxer，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第340页(“卡菲尔”是穆斯林对非伊斯兰教徒的称呼。——译注)。 12Seed，Ceremonies of Possession，第135—137页及注133。 13Boxer，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第350页。 14Dom Luis da Cunha之言，引自Boxer，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第356页。这自然是暗指1703年签订的梅休因条约，按照该条约，葡萄牙同意免税进口英国的羊毛和毛纺织品，而英国则按大大压低的汇率购买葡萄牙的波尔图红葡萄酒和马德拉白葡萄酒。 15同上，第340—342页。 16同上，第350页。 17同上，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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