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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国富国穷：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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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戴维•兰德斯 相关图书:《国富国穷》 2007-06-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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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对地理的回应：欧洲与中国 大自然的不平衡，致使热带的不幸图景和温带远为宜人的自然条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温带地区以欧洲的自然条件为最佳；在欧洲内部，西欧则独占鳌头。 以气候为例。欧洲确实有冬季，冷得足以阻止病菌和害虫的大量繁殖。欧洲东部属大陆性气候，越向东走，冬季越寒冷。即使较为温和的冬季也抵御了恼人的疾病发生。这里也有地方病，但不像热带的疾病一样致命或致人残疾。寄生虫引起的疾病是一个例外。有人因此认为，这表明，欧洲人易受流行性疾病的侵袭：他们经受病原菌感染的危险不多，因而未能增强抵抗力。 即使在冬天，西欧的气温也是宜人的。如果在地球上就同一温度划线(等温线)，就会发现欧洲大西洋海岸的等温线最弯向北部。挪威海岸位于北纬58°到北纬71°，其冬季的平均气温高于相比低20纬度的佛蒙特州和俄亥俄州。结果，欧洲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农作物。 这里的降水相对四季均匀，极少暴雨，“就像来自天堂的毛毛细雨，润物细无声”。这是全球最为奇特的降水样式。整个欧亚大陆夏季的降水较为充足，而冬雨却非如此。冬季，来自大西洋的雨水到达欧洲中部和东部的平原时就减弱了，而亚洲的大草原为陆地所包围，缺少降水，因而有了“戈壁滩”。中国的东部和南部为来自印度支那近海的雨水所救，美国的东南部为墨西哥湾的雨水所救。 欧洲可靠而均衡的降水，使这里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与古时盛行的河流文明截然不同。在河流文明中，控制粮食的大权落到那些拥有河流和运河的人手中。中央政府早就出现了，因为控制粮食者就是万民之王(《圣经》关于约瑟和法老的记载以寓言的形式讲述了这一过程。为了得到食物，饥饿的埃及人把他们的金钱、家畜、土地、人民依次献给法老〔《创世纪》47：13—22〕)。这些事情从来不会发生在欧洲。 欧洲优越的气候是墨西哥湾暖流的恩赐。这一暖流起源于非洲的热带水域，而后流向西方，越过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然后沿东北方向再次横越大西洋。这种顺时针旋转产生于地球自转和暖流水势的上升；在南半球，赤道水流则是沿逆时针方向流动。在西半球，赤道水流都由东流向西方，带着赤道的热量与丰富的海洋生物。 从理论上讲，南北赤道的水流量应该基本相等。但是，大西洋地质上的一个偶然事件使赤道北部的水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洋流。这就是：南美洲大陆板块断裂开来，美洲与非洲大陆剥离，特别是美洲最东部的巴西凸了出来(与之相符，非洲大西洋海岸的东部凹了进去)。巴西的凸出，拦腰斩断了赤道南部的水流，将其中约一半的水量送往赤道北部水流，从而造成巨大的暖水团，最终流向爱尔兰和挪威的海岸。这种地质上的幸运，使西欧一年四季和风细雨，蒸发缓慢，欧洲因之农业丰富，牛肥羊壮，阔叶林广布。 当然，欧洲气候也并非整齐划一。欧洲的大西洋沿岸降水最多，也最为均匀，潮湿的西风使土地非常湿润。而到东部的波兰和俄罗斯大平原，气候逐渐具有“大陆性”，湿度和温度差别极大。地中海沿岸的陆地也是如此：温度适宜，但降水较稀少且不均衡。西班牙、葡萄牙、南意大利和希腊的农作物产量不高，种植橄榄树和葡萄的所得大于种植粮食，畜牧业的收益大于农业。有人据此认为，相对于北欧而言，南欧这些恶劣的地理特点导致贫穷，甚至工业停滞①(我们将在下面讨论该问题，文化因素至少也是重要的)。 果真如此，为什么欧洲发展得那么晚，比埃及和苏美尔晚了几千年?答案仍是地理因素：阔叶森林的存在。埃德蒙·伯克在对比印度人和英国人时说得非常之好：“当我们还生活在森林里时……他们作为开化的民族和从事农耕的民族已经千百年了。”②直到公元前1000年，欧洲人有了铁制工具之后，他们才能开垦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原本丰饶的平原。并非偶然的是，这些早年的欧洲居民首先在湖岸(即我们所知的湖上安家)和草原上定居，这里并不必然是最肥沃的土地，但在原始的、尚无冶铁技术的条件下，这里无疑是最适合的。之后，欧洲才有足够的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口，有多余的粮食供应致力于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城市中心。即便如此，大部分森林还是保留了下来；古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几个世纪，欧洲的人口减少了，森林面积反而有所扩大。有许多民间传奇故事流传下来，如《小红帽》、《汉塞尔和格雷特尔》、《拇指人汤姆》，还有其他近似的有关森林、野狼、巫师和危险的传说故事。 这些传说故事表明，若认为欧洲的地理环境如抒情诗般美妙，是错误的。欧洲也曾忍受过饥荒和疾病，经历过长期的寒冷和温热，遭受过地方病和世界性流行疾病。农民可以经受一季或两季坏收成，此后便是嗷嗷待哺了。此时，森林再一次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供给人们浆果、干果直至橡子和栗子。稳定的降水也意味着农业并非在边缘挣扎，一段干旱之后，等雨季一到，庄稼再次茁壮成长。人们不妨看看那些干燥地区，那里的农田种植是一场赌博，沃土有变为沙漠的危险——不仅仅有侵略成性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阿拉伯沙漠北部边缘的约旦河东岸，还有西经100°以西的美国大平原、赫鲁晓夫企图种植小麦的西伯利亚草原、贝加尔湖周围的棉田——就会明白，在雨水稀少的地方，天地多么狭窄。 有利的环境使欧洲人可以让许多土地保留森林和休耕，饲养家畜时无须到远方找寻牧场。这里饲养的家畜比别处的健壮、高大。曾蹂躏大草原的蒙古马，比欧洲的战马要小得多；阿拉伯的马匹也是这样。由于气候条件，印度的很多地区不能饲养马匹。当然，动物大小各有其优越之处。蒙古和鞑靼马在空旷如海的内陆行动迅速，可以用来迅捷而沉重地袭击周围定居的民族。而欧洲马驮着身披铠甲的武士，不啻是活坦克，在发动进攻时威风八面，不可抵抗。 这两种战术的冲突引起了人类历史上几场最伟大的交战。公元732年，查理曼的祖父、法兰克王国宫廷总管查理·马泰尔带领一队骑士在图尔附近与入侵的阿拉伯人作战，从而为似乎无敌的穆斯林扩张设下了一道西部路障。参见Gibbon，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一书。吉本非常重视这场交战，他认为，倘若当年是阿拉伯人胜利了，所有的欧洲人如今都要读《可兰经》，所有的欧洲男子都要割包皮。约450多年之后，在1187年的海廷战役中，萨拉丁率领的穆斯林军队让欧洲骑士冲击他们的阵地，在最后一刻闪开一条通道让骑士们冲过去。这时，十字军的战马已驮着骑士在炎炎赤日下奔驰了一整天，疲惫不堪。穆斯林军队再逼近过来，切断了欧洲骑士们的退路。于是，十字军在圣地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和一套基督教封建政权就全部崩溃了。 然而，从长远来看，胜利属于欧洲人。大动物在从事繁重劳动和交通方面具有优势。挽马可用于北部大平原黏质土的耕种(马比牛力量大，行动更迅速，可以在较少的时间干完更多的活)，并将新鲜农作物运送到城镇集市上。过后，它们还可以将野战炮运往战场，投入战斗。欧洲的牲畜体大，能够产生大量的粪肥(东亚农田多用人类粪便)。这使农田趋于集约耕种，农作物收成更好，从而形成螺旋上升趋势。结果，欧洲人的饮食富含奶制品、肉和动物蛋白，他们长得更为健硕，而且相对而言，较少受到肆虐于中国、印度的那种虫害的袭击参见Eric Jones，The European Miracle，第6—7页：“在中国，粪便排入水中，使之成为肺蛭、肝蛭、肠蛭和东方血吸虫的世界库，而这些都是慢性病的重要病因。人类排泄物被用做肥料，对农民而言，泥土中的寄生虫传染是一种职业性危险。韩素音曾说，20世纪早期，北京儿童90%受到虫害，寄生虫在路边和楼旁随处可见……撇开反社会的习惯不谈，这是对人口稠密的温带气候地区开发灌溉农业时缺少肥料来源的惩罚。”在印度，人们没有卫生习惯，常常在公共场合如溪流、河流中大小便，而这里又是清洗和饮水的地方，因而情况比中国还糟糕。(几年之前，1/5接受过输血的中国人得了肝炎，这是因为献血者的肝脏为寄生虫所蹂躏，而血液筛分不完善③)。欧洲人身体更健康，寿命更长，更能在工作中发挥出潜力。参见Jones，European Miracle，转引Narain，Indian Economic Life，第332—333页。纳拉因的资料取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时欧洲在人口死亡率方面已经取得实质性进步。500年或1000年以前，也许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差距较小。④ 这并不是说，当年欧洲农田的平均单位产量或人均产出高于温带灌溉地区。家畜粪便、耕地(将地下的营养翻上来)和休耕的益处，都不能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的沃土相提并论，甚至不能与黄河和长江的冲积平原相比，由于常年高温，那些地方每年可种植数季。长江的年淤积量大于尼罗河、亚马孙河和密西西比河之和，而黄河的年淤积量是长江的3倍。参见Link，“A Harvest”一文，第6页。另一方面，由于水量或缺或多，以及敌对势力对灌溉系统的破坏行动，河边的农田耕种不时被打断，其破坏性远远大于多雨气候地区的旱季或湿季。由于对技巧的依赖，这些社会非常容易受到伤害。例如有人说，14世纪帖木尔及其鞑靼游牧部落破坏了波斯的水槽和供水系统，此后就没有再修复过。曾经人丁兴旺、土地肥沃的地方就这样荒芜了。该地区的王国和民族从未恢复过来。平均数是有欺骗性的。季风雨季是非常慷慨的，但每一季节、每年都有所变化。洪水和干旱是正常现象。在中国和印度，灾后的修修补补是紧迫大事。即使没有自然灾难的发生，雨季耕作和湿季收获对劳动力的需求促使人口密度大幅度提高——按可耕地单位面积计算，人口密度比非洲高30倍，比欧洲高40倍，比美国高100倍。⑤所以，不管物质条件如何，人们都早婚和几乎人人都结婚。实际上，这种最大限度再生产的增长方式——包括备战草料和领土扩张的资源，促使政治权势增强。中国能威震人口较稀的邻邦，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与之相对照，基督教徒特别是西欧的基督教徒则接受了文身、晚婚(直到自己能负担得起时才结婚)观念，孩子年龄也相差较大。中世纪时，物资短缺，欧洲人视孩子为潜在的负担。我们不由回想起《汉塞尔和格雷特尔》和《拇指人汤姆》——孩子被遗弃在森林里死去，父母走得远远的，眼不见为净。河流流域文化的人口数量最多，而欧洲人多是小家庭，继承权和家庭联系不分割。 所以，单单是数字说明不了问题。有人或许说，如果将健康和畜力考虑在内，与人口远为众多的亚洲相比，欧洲投入农业(每耕种单位)的能量更多。众生芸芸，亚洲的统治者热衷于修造外观宏大的建筑物，驱使许多劳动力为其卖命。这些终成欧洲游客为之惊诧不已的人间奇迹和丑闻——旅游胜地，而其国内极端奢华和赤贫如洗的鲜明对比更为人所惊叹。“亚洲宫廷、寺庙、陵墓和水利工程之壮丽，以及奢侈豪华和巧夺天工之作，似乎只能证明，如果石头多的话，这种政治组织会从石头中榨出血来”。Jones，The European Miracle，第5页。书中提到，一个辩护者说，其实，许多工程并没有耗费多少劳动力，因为这些工程耗时较多，由数代人完成，这些人也可能受宗教驱使而自愿劳动(第10页)。你要信以为真的话，当然相信就是了。实际上，这些工程的监工全副武装，劳工的死亡率特别高。中国修造大运河和万里长城死亡数以百万计，参见Jones，The European Miracle，第9页。 欧洲人不曾需要建金字塔。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欧洲也有暴政。参观法国韦兹莱大教堂的游客也许会有兴趣听到，修建该教堂过程中，被征召的农奴曾三次起义反对教会权威。家畜也遭受磨难，例如，拉昂大教堂建于山上，其塔楼上有四头牛的雕塑，面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以纪念将石头从下面平地运送上山的牲畜。这些牲畜的待遇比人好得多。这只不过是一种替代物而已。较近的例子，可看一下19世纪40年代从圣彼得堡修到莫斯科的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都有一个屈死的灵魂。欧洲，特别是西欧，非常幸运。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农业发达……人口众多的”中国。⑥ 要了解世界经济的历史就必须研究中国。中国最为早熟，在相当长时期里，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中国的耕地面积约占世界的7%，养活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1%。中国有一句老话非常简明扼要：“地少人多。”⑦ 大约2000年前，中国华北的人口约为6000万——对这块土地而言，人口太众多了。在随后的1000年里，中国的人口变动不大。但从10世纪到13世纪初，其人口近12000万，几乎翻了一番。此后，主要是由于瘟疫肆虐(瘟疫也曾侵袭过欧洲和中东)，中国的人口回落，14世纪初降至6500—8000万。1650年，中国人口又升至10000—15000万，1750年20000—25000万，18世纪末超过30000万，1850年约为40000万，1950年65000万。今天，中国人口已经达到120000万，占世界总人口的1/5强。这种惊人的增长是长期以来(直至今日)的生育观念之结果：早婚，几乎人人都结婚、多子多孙。人口多，要求产粮多；产粮多，又要求劳力多。单调重复的游戏。 这种观念可追溯到几千年前。那时，亚洲平原东疆的某些游牧民族放弃牧人生活，定居而从事产出更多的农业。从一开始，他们的酋长就看到了人口数量、粮食和权力的联系。酋长们的政治智慧大概是由以下三点推断而来：(1)人口增长意味着可动员的潜在耕种者增多，可指派(种植)耕地；(2)储存粮食，以备将来作战之用；(3)粮食供应集中于固定的行政中心(而不是帐篷)。 据史书记载，公元200年前后，曹操曾说，“国家的建立需要勇士和充足的粮食供应。秦人极其重视农业，由此建立了帝国。汉武帝利用军队屯田荡平西部边境。此前代所用之良方”。是年，曹操召集民众屯田许都(河南中部)，获粮万担。而后，他以此为基地，向四方推广屯田，而不需要再运输粮食了。结果，他荡平草寇(竞争对手的军队)，四海升平。半个世纪之后，“统治者为了荡平‘草寇’，期望扩展农业种植区，积蓄粮食供应”。为此，“还需要开掘运河，发展农业灌溉，给军队提供大批的粮食供应，并作为政府运输粮草的通道”。他们计算“六七年间将在淮水囤积3000万担粮食，足够10万人5年之用。因之，吴国将被征服，而魏军无往不胜”。事态的发展确如所料。⑧ 地无人耕，人无粮供。这种反复无常的波动，必然导致有些时期和有些地方出现贫困，乃至饥荒。家畜饲养更无发展余地。约公元300年前后，曾有史官抱怨： “三魏状况尤为恶劣，猪、羊和马的牧地却非常广阔。所有这些都应宰杀，以供无地或少地者填饱肚子……所有牧畜都应迁走，而让马、牛、猪和羊到空地上吃草，而四处流浪寻找生计的人们可由国家授予土地。”⑨ 显然，中国的农业不可能有足够迅猛的发展。国家和社会都追求新土地和高产出，役使人民，以求养活人民。在北魏太武帝(公元424—452年在位)统治期间，政府不再冒任何风险。没有牛的农民被迫出卖劳动，以换取借牛犁田。家庭都要登记，清查人数，并将应负劳役登记在册。“人们的名字都登记在负劳役的账本上，以区分他们劳动的好坏。他们被禁止喝酒、看戏，或弃农去酿酒和经商。”⑩ 那时，人们没有时间去娱乐和挣钱，只有种田和生养后代一条生活途径了。 长远观之，这一单调乏味的过程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1中国人——他们自称为汉人——起源于亚洲北部大平原不毛之地边缘上的树林之中。他们筚路蓝缕，开垦荒地；然而，由于降水不规律，树木不茂盛，因而水土流失严重，收成很低。西部的开阔地带不能维持这么多人的生存，所以他们随后南迁到黄河上游，在黄土上开垦农业。黄土是一种松软的土壤，其土质介于黏土和沙土之间。如能充分灌溉则肥沃，适合种植农作物。它不是最肥沃的土壤，但也足够肥沃。黄土之上未生参天大树，因而没有金属工具也可以开荒种田，这一优点使黄土比较适于种植农作物。中国华北西部的黄土深达250米，土壤细致，易于耕作。参见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第29—30页。他在书中还引用了韦特福格尔对埃及农业的论述。埃及农业并非起源于尼罗河三角洲，而是上游的孟斐斯故地。农业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卡尔·索尔强调土地“对易弯工具顺从”的重要性，注意到美洲印第安人首先在贫瘠但较容易开发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的事实。 2黄土种植属于用水和灌溉技术的农业。它为开垦更湿润、更富饶、也更具不确定性的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河谷环境作了准备。黄河上游水流湍急，水量大小变化很大，随流而下的黄土淤积在黄河东段弯曲部而迫使黄河在流经华北平原时几次改道，因而得名“中国之患”。人们在这里种稻——一种卡路里含量更高的农作物，当然，传统的粮食作物——粟、高粱、大麦——仍然重要。小麦是以后才出现的粮食作物。到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国人已学会很多农业技术：通过人工手段和安排来改善供水和用水；使用驮兽(包括水牛)犁地；精密除草；将动物粪便和人粪用作肥料。所有这些都需要繁重的劳动，但回报甚丰。产量高达每公顷1000升，有相当多的余粮来供给那些不事稼穑的人。中国的能源系统进入良性循环。 3公元8—13世纪，农业发生第二次革命。汉族人不断南移，进入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将那些刀耕火种、无固定住所当地土著赶到一旁，让他们最后在深山或不适宜精细耕作的地方安家。现在，他们仍生活在那里，是人口最多的一些少数民族。 这里气候更湿润温暖，冬季气候温和，夏季漫长，每年可以种植两季。例如，冬小麦在5月收割，可以在6月种植夏季稻，10月或11月收割。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中国人做得更好，他们在水田中种稻。在选用快熟品种后，每年可收获三季甚至更多。为了达到这一效果，他们收集和捡拾每一粒粪便和排泄物；经常除草；培育秧苗(密度非常高)，而后移植秧苗(需要更多空间)，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田地。用经济学术语讲，他们用劳动代替了土地，中国每种植一公顷稻田需要60—80个农民(而美国只需要一人)，其产量比相当不错的旱田种植要高出2—3倍——达每公顷2700升。最高极限是，每平方公里农田产出的粮食可供养1000人。“13世纪，中国已经有世界上最复杂、高级的农业，唯有印度可与之相提并论。”这些并未给牲畜繁殖留下多少空间。当然，耕田驮物的牲畜和战马除外。猪——富人餐桌上肉的来源，以废物为食——也是一个例外。但是，牛羊不多：中国的饮食中少有牛奶制品和动物蛋白，羊毛织成的衣服更鲜为人知。当英国人试图将羊毛出售给中国人时，他们被告知，对习惯穿棉织品和丝制品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衣服太痒人了。确实如此。 4此后的发现略微扩充了中国粮仓。在17和18世纪，中国从遥远的地方引进了新的农作物——花生、土豆、红薯和山药。这些农作物在干燥的高地生长得非常好，但归根到底，它们不过是在稻米供应不足时做补充之用。如果才智和辛苦劳动已不能再增进水稻和其他谷物的产量，但增加这些杂粮的产量还是没问题的。参见Emily MBerstein，“Ecologists Improve Production in Chinese Farming Village”，New York Times，10 August 1993，C4版，谈到增加捕鱼量和节约肥料。 5绝大部分食物依赖水稻产生了好坏兼而有之的后果。水稻的某些营养成分(特别是磷酸盐和碳酸钾)低于其他粮食作物；种植水稻需要更多的劳动。另一方面，每英亩水稻所包含的热量大于小麦、黑麦和荞麦等温带粮食作物；但其蛋白质含量仅相当于以上农作物的一半。水稻是一种生长力强的作物，可在各种地方种植，也是唯一一种只要水分充足在贫瘠土壤里也能高产的粮食作物。另一方面，由于人在水田中劳作，人粪被用做肥料，劳动者极易受到血吸虫和其他肮脏的寄生虫的袭击，从而导致劳动力损失，增加劳动需求。 对中国历史而言，这种劳动密集型、水利集中型能源模式影响深远。一方面，劳动依赖当地人民，这意味着中国永远不会让外国奴隶加入到中国的劳动大军里来(当然，尽管许多中国人不是私人奴隶，但也曾有劳役在身，不得解脱)。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绝对增加了。对分布较稀、组织较松和技术不那么发达的族群而言，要想阻挡汉人向外开拓是极其困难的。 同时，对用水的管理要求超地区的权力，从而增强了帝国权威。欧洲观察家早就注意到了水与权力的这一联系，孟德斯鸠曾言及此事，为黑格尔所重复、马克思所效仿。此后，一位名叫卡尔·韦特福格尔的学者就此问题作了最详细的分析，他把这种以水为基础的统治，以及它所暗含的控制和奴役，称为东方专制(另一些人也提出类似的看法，但谨慎地避免提及这些不祥的文化和社会内涵)。 一代西方中国专家热衷于政治的正确(认为毛主义及其晚年的具体做法是正确的)，很快为中国对实行民主的承诺作辩护。他们把水利命题批判得体无完肤。韦特福格尔是他们选中的靶子。一位学者从他的命题中看到了新帝国主义的一丝伪装：“显然，该理论所传达的行动信息是，建议实行干涉并为干涉正名。”这些表示忠心的言论所想要说服的，恐怕不是西方读者，而是中国读者，因为几乎所有这些对韦特福格尔水利论提出批评的人，都想要得到一个对水利论感到生气的政权的好感，从那个政权得到去那里访问的邀请。 事实否定了他们的观点。反对水利论者指出，中国早年的人口聚居地并不严重依赖灌溉。那时甚至以后，用水大多来自水井，而不是从远方引水来用；而且，用水的管理常常由当地人设计和资助——似乎这些活动能多多少少驳倒以下事实，即水利方面，尤其是修建大堤、大坝、运河、防汛、灾后修复和赈济等重大任务所需劳力的征召和调遣，其最终责任都在于上级政府。这种干预非地方政府所能承办。赌注太高了。一方面，改变自然越是胆大，失败或灾难的范围及代价也越大。另一方面，只有粮食盈余才能保证政府的运转机制。 这就是现实。一批学者在驳斥韦特福格尔的同时也指出，“必须有可灌溉的土地、充足的社会领导权和国家控制，等等。”信哉斯言。 注释 1Tortell，“Patterns of Economic Retardation and Recovery in South-Western Europe”一文。 2Edmund Burke，“Speech on MrFoxs East India Bill”，1 December 1783。 3Charlene LFu，“China Paper Details Risk of Hepatitis in Transfusions”，Boston Globe，30 June 1993，第2页。 4关于疾病和营养不良对经济状况的影响，参见Alan Berg，“Malnutri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第126—129页。 5Oshima，Economic Growth一书，第21页。 6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一书，第23页。 7Leeming，Changing Geography一书，第11—12页。中国约65%的领土是山脉、丘陵和高原。 8转引自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一书，第37页。 9转引自Elvin，同上，第39页。 10转引自Elvin，同上，第45页。 11Jones，European Miracle。 12转引自Chang，“Agricultural Potential”，第338页。又见Debeir，et al，In the Servitude of Power，第47页，该书提到，另一方面，稻谷(未脱粒的水稻)蛋白质质量高，富含氨基酸，因而优于小麦和玉米。 13Karl AWittfogel，Orential De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14参见Chi Chao-ting，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作者指出粮食和权力的联系：谁控制了大产粮区，谁就握有通往王国的钥匙。 15March，The Idea of China，第94—95页。 16参见Stevens，“The High Risks of Denying Rivers Their Flood Plains”。 17Debeir et al，In the Servitude of Power，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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