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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国富国穷：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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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戴维•兰德斯 相关图书:《国富国穷》 2007-06-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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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东进喽！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一样，以越岛寻宝为开始。他们沿着非洲西海岸南下，力图最终绕过穆斯林进入印度洋。他们顺着信风南下，首班航程容易至极。然而，他们返回里斯本的航程却倍感艰辛。他们灵机一动，不是逆风而行，而是绕道向西、向北，通过亚速尔群岛返回里斯本。 然而，在穿过加那利群岛再南行时却遇到了麻烦。这里海风和海浪方向逆转，向南航行极其困难。麻烦开始于北纬27度的博哈多尔角，这里波涛汹涌，大海像烧开了的锅，是创造与混乱的象征性分界线。10年(1424—1434)的探索都被这一无形的障碍化为泡影。① 然而葡萄牙人并未被吓倒，他们继续尝试，一次又一次，一里格长度名，1里格约等于3海里。——译注又一里格。起初，他们认为这些不毛之地无人居住，但不久他们遇到了几个土著居民，逮捕了几个俘虏，获悉了奴隶制，从而发现了获利的新机遇。因为获利是问题的核心，正如亨利王子的传记作家苏拉拉所说，“……很显然，(没有水手或商人)愿意到不能挣钱的地方。”② 南大西洋与其他海洋截然不同。在非洲一侧没有便于停泊的大陆架；海流、海风与南下的船相逆而行，海岸线寸草不生，一片凄凉。一旦越过佛得角，在佛得角和几内亚之间几乎找不到停泊和休息的港湾。沿岸而行的航海技术由来已久，在北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和中国海域畅行无阻，但在这里却无用武之地。这是公海航行。③ 这里，葡萄牙人早年利用信风返回家园的经验得到了报偿，但其方向却有别于以往。经过数十年迎风或逆风南行，他们大张船帆，大胆西行，跨海到达巴西，然后折向西南。这增添了数百里格的航程，需要数周时间，甚至意味着在海上漂流数月而不见陆地，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缩短了航行的时间，使得他们能够绕过非洲的海角进入远为平和的海域。 我们不应将此仅仅视之为幸运，因为葡萄牙人学会了如何确定纬度，他们才做到了这一点。在北大西洋，水手们可以利用北极星的高度确知自己的南北方位。然而，他们驶抵赤道之后，由于北极星在空中的位置太低了，他们只得求助于太阳来确定自己在哪里。由于太阳在天空位置的变化，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在欧洲，夏季太阳位置靠北，因而较高；冬季则靠南。这种位置的变化称为赤纬，如果把太阳的高度作为纬度的测算标准，就必须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伊比利亚半岛作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前锋和桥梁而得到了报偿。在14世纪和15世纪，阿拉伯和犹太天文学家(其中亚伯拉罕·扎库特是一个关键人物)已制作了航海所用的便利的太阳赤纬换算表。④ 一旦海洋和陆地的纬度可以确定，人们就有了航海的钥匙：这样，人们可以确定自己的南北位置，如果也知道目的地的纬度，那么人们在到达同一纬度后，可以平行航行到达(一个偶尔存在的问题是：向东还是向西航行?)。葡萄牙航海家巴托洛梅乌·迪亚士从远航(1488年)带回来的最重要的信息是非洲南端的坐标。知道了它，葡萄牙人就可以在南大西洋任何地方找到自己的路。 这些探索使得葡萄牙在整整一个世纪内无所匹敌。这些成就，一部分应归功于葡萄牙王室和热心、忠诚的王子(据称他以童男之身逝世)航海者亨利，他在葡萄牙西南角上的萨格里什俯视海洋的海角上建立了海洋研究站，指导公海航行的科技探索达数十年之久；一部分应归功于私人船主和水手，他们看到了在船首斜桅尽头的财富。这一切都依赖于造船技术的进步：有了比载货方帆帆船更长更漂亮的轻快多桅帆船；船尾方向舵；方帆和大三角帆的混合；大西洋和地中海技术的嫁接。当迪亚士从非洲南端返回家园时，他还带回了造船的新理念。不久这种轻快帆船得到改造，10年之后为瓦斯科·达·伽马所用。此后10年间又有了进一步的改进。每一次航行都带来经验，刺激着技术的革新。 海洋航行进一步依靠仪表的使用：指示方向的罗经；测量天体高度的星盘和天体仰角测量仪；背向太阳的观测调整装置；计算时间和估算速度的沙漏。还有，我们不能忘记，水手们的顽强拼搏和不屈不挠才使航行得以完成。这些奇怪的人，他们本有很多机会毁约。由于常年航行，他们常常病倒和死于海上，念叨着圣母和圣徒，嘴上喊着数不清的“万福玛利亚”，重复着祈祷文，盼望自己迷信的手势能求得大海的风平浪静。一旦踏上陆地，他们就纵情声色，把口袋里的钱花光，再一次让自己经不起诱惑。这就是海员的生活(而且，那些诱惑他们去做水手的人随时准备从他们身上再捞一把)。 把行动建立在“做而后知”的基础之上，葡萄牙的这种战略收效良好。每一次航行都建立在前次航行的基础上；每次，他们都会向前推进一步；每次，他们都记下纬度，修改地图并留下他们的标记物。心理障碍使得某些步伐的迈出特别困难，如博哈多尔角；还有风暴角，以后更名为“好望角”(象征意义是重要的)。逐渐地，恐惧让位于理智和解决的方法。先向西航行几乎到达南美洲海岸然后再回头向东，就是葡萄牙人作出的最大胆、最具创造力的决定，表明了对自己能力的巨大自信心(相比而言，哥伦布不过是偶然有所得罢了)。张帆前进好于逆风而行或停滞不前。不会永远顺风，也不会永远张满帆。 如果没有瓦斯科·达·伽马这样从小就是水手、头脑冷静、技艺娴熟的人，葡萄牙人抵达印度群岛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对伽马所知不多，但他在到达印度群岛前发生的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他的性格。那是在1492年，当时伽马约30岁。一艘葡萄牙帆船满载黄金从厄尔曼那(非洲西海岸一个地方)返家的途中，被法国私掠船截获。这时，两国之间并不处于交战状态。怎么办?葡萄牙国王的顾问建议通过外交渠道解决：派遣使者恳求法国放还船只和黄金。国王约翰不喜欢这种方式，“我不想派一个使者去接受不公正待遇或在接待室等候法王的召唤。对我来说，这比丢失黄金还难堪。” 所以国王派伽马处理此事，他是“国王信任的人，曾在舰队服役多年并熟悉海洋事务”。海洋当时是葡萄牙的大学校，不仅仅学得到航海本领。第二天，伽马和一队紧急召集的武装人员抵达塞图巴尔码头，那里停泊着10艘满载贵重货物的法国轮船。这些船都被捕获了，其货物被盖印查封；其船员被带到岸上。不需要再做什么了。法国轮船的船主向法王求情，法王将帆船和黄金送回，一盎司都不少。葡萄牙国王将法船及其货物放还，一厄尔长度名，在英国相当于45英寸。——译注、一桶都不缺。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消息震惊了葡萄牙人。就像苏联人造卫星震惊了美国人一样。葡萄牙人本来可以收留他但却拒绝了他。经过数十年的艰难和耗资巨大的探索，葡萄牙人绕过了非洲之角。然而，西班牙人第一次试航就发现了新大陆(也许是亚洲)。太不公平了，是出发的时候了。继巴托洛梅乌·迪亚士的初航失败后，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率领一支四艘船组成的小舰队从里斯本出发，绕过非洲之角，找寻印度。该航程长达27000英里，历时两年多，170名船员之中只有54名生还。 这次耗资巨大的探索并没有带来商业的成功。伽马感到惊奇的是，他在印度遇到的商人是穆斯林，他们不想跟信基督的异教徒做生意；更糟的是，他随船带去想出售或做易货交易的东西是一些玻璃珠、廉价首饰和衬衫，这些东西很受加勒比人欢迎，但在印度几乎一文不值，因为印度人能分辨什么有价值或无价值，而且他们生产的纺织品比欧洲好得多。所以，伽马几乎是两手空空回到了葡萄牙。他所带回的是一点战利品。在愤怒和失望的情绪下，他袭击并捕获了一艘装满香料的穆斯林小船。这并不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自此以后，葡萄牙人依靠武力而不是市场竞争来树立自己在印度洋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伽马带回了消息——两种消息。其一，欧洲人船坚炮利，强于当地土著；其二，尽管他未能做成交易，但发现那里香料丰富、价格低廉，可以赚取丰厚的利润。在卡利卡特，100磅胡椒价值3个金币。经过六七个人转手、一路向国王、酋长和官员交纳应付费用和贿赂之后，威尼斯的市场价格是80个金币。面对如此高额利润，装备一支舰队的费用算得了什么?海员的生命又值几何? 葡萄牙可以进行报复了。国王曼努埃尔写信告诉西班牙君主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最尊贵的国君和女国君，最伟大的国王和女王陛下!”)，他发现了有“大城市、高楼大厦、大江大河、人口众多”和没有裸体蛮人的地方，并向他们吹嘘香料、宝石和“金矿”如何富足。至于坏血病和死亡，还有穆斯林商人和商业上的失望，则只字不提。这正是哥伦布试图寻找却未能找到的好地方。西班牙人该受不了了吧! 1500年早春，伽马胜利返航不到6个月，葡萄牙派出了第二支远征印度的舰队——该舰队由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率领，由13艘船组成，包括士兵在内共有1200人。葡萄牙派他去创造财富而不是制造麻烦，但是，如果有敌船意图加害，他不应让敌船靠近，而应予以拦截，将它击沉。 优越感表露无遗。众所周知，拥有更强大的武器装备的一方可以从一定距离之外杀死敌人，而自己一无伤亡；而弱者只有在近处、依靠个人的勇武和力气才可能赢得胜利。卡布拉尔的命令标志着新的世界力量对比。人口比葡萄牙多得多、更富有、从某些方面讲也更文明的亚洲人却无法理解这一切，甚至无法想象这些事情的发生。然而事实上正是如此：欧洲人此时已能立足于海军大炮射程可及的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对那些认为欧洲全球霸权是偶然造成的学者来说，1500年欧洲军备的决定性优势以及已经探讨过的其他技术优势，是不可接受的。一位反对传统看法的人士指出，“我的关于1400年至1800年的著作‘表明’，直至1800年前，亚洲走在欧洲前面，欧洲利用美洲的资金才加入或赶上了亚洲。1500年以来欧洲的‘扩张’及其优于亚洲的进步或优势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见多伦多大学安德烈·冈德尔·弗兰克1996年6月7日在因特网上H-World @ msuedu发表的文章。 葡萄牙人执行任务时有条不紊，这一点大概温暖了亨利王子的心。好奇心和胃口已经理性化了，这从1508年给迪奥戈·洛佩斯·德·塞凯拉探索马达加斯加的指令中可见一斑： 1舰队应沿该岛屿周围前进，特别注意西海岸(面对非洲的一侧)；进入每一个港口进行观察，勘察进出航道，探测停泊的可能性，包括风、海流和水底的性质等，将这些都记录在案。 2首先与当地土著联系：将一些物品和金属(香料、蜡、铜等)给他们看，注意岛上的人是否知道这些物品；如果有，问清楚如何得到或换取。了解他们希望交换什么物品。 3了解是否有其他船只到达这些港口。它们从何而来?船上载有什么?他们是在不同的岛屿上换取的，还是到不同的地方带着不同的物品?这些商人和船员从何而来?他们是穆斯林还是信仰别的宗教的人?白人还是黑人?他们衣着怎样?是否有武器在身? 4这些船只大还是小?哪一类?他们什么季节来、什么季节离开?节奏如何(一年一次、还是更经常)?他们的航海方法怎样? 5岛屿上自己有船只吗?如果有，他们到哪里去?载运什么货物?他们寻觅什么货物? 6岛上生产什么?土著用它来换什么?这些物品贵重还是轻贱? 7政治结构：什么样的国王或领主?穆斯林或别的宗教信徒?他们如何生活?他们如何司法?他们拥有什么?他们拥有珍宝吗?什么样的国家和国家尊严，如何维护之?军队和武器装备如何：大象、马匹、武器、火器、火炮如何?士兵胆小还是勇武好战? 8穆斯林的统治形式是政教合一还是分开；他们承认异教统治者吗? 9人口是穆斯林教徒还是别的宗教信徒?如果是别的教徒，穆斯林如何与他们相处?是否像印度一样有基督教徒?最初到达印度的葡萄牙人被当地的偶像崇拜所误导，以为印度教是基督教在异国的一种表现形式。他们知道圣托马斯圣托马斯(Aquinas，Saint Thomas，1225?—1274)，意大利神学家，1323年谥为圣徒。——译注吗? 10当地风俗如何?是否至少部分上与马拉巴尔海岸的风俗相似? 11有特别重要的城镇或村庄吗?设防了吗?岛屿上的人怎样居住? 12钱呢?是否有标准钱币，还是像马尼坎果(非洲?)一样只有“用作钱币的物品”?如是，他们是否将铜像商品一样交换，它是怎样做成的?特别是，是否用于制造枪炮?如果是，什么样的枪炮?而且，他们怎样制造火药? 葡萄牙政府对探索马六甲(马来半岛)的类似指令增加了一个关于中国的详细问题，因为中国人也在此经商：船只和航海技术?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贸易、商人、商栈、商品、价格、政权、衣着和风俗?中国的面积和形状?⑥ 这些系统的探究至少可以追溯到1425年葡萄牙开始探索加那利群岛的时候。1537年，国王若昂三世的宇宙志作家佩德罗·努内斯在回忆录中吹嘘道，“海岸、岛屿和大陆的发现显然不是偶然现象。相反，我们的水手在出发探索时胸有成竹，配备有天文和几何探测的仪器和规尺。”⑦这与西班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16世纪最后25年之前，西班牙人还没有采取这种系统的方法。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不需要(没有竞争、航行简单)，或是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传统和习惯方式。葡萄牙人将某一地方的纬度标在地图上，宣布发现并占有该地；而西班牙人则造成既成事实后宣布某地归其所有。他们安放十字架，使土著居民“皈依基督”，建立基督教大厦，设置法庭和监狱。从目的而言，西班牙人的目标是财宝；葡萄牙人则追求贸易的获利。这是两种不同的帝国观念。 欧洲在商业上和政治上扩张到印度洋和东亚的历史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假如当初不曾是那样又会是怎样。假如亚洲在16世纪不是陷于政治混乱，假如印度当时不曾沦于各土邦与土库曼入侵者之间的战争，假如中国当时不曾奉行孤立主义，假如亚洲在16世纪不是处于那样一个低潮，从而让自己暴露于欧洲入侵者无情攻击的面前，那么又会是什么情形?中国的“缺席”这一点尤其事关重大。 从公元1405年至1431年，中国人至少进行了7次重要的航海活动，探索印度尼西亚水域(南洋)和印度洋。这些航行的目的在于宣扬中国的赫赫威名，将天朝圣国的渊博学识赐予蛮夷，接受崇敬与进贡，并为中国的皇帝收集国内见不到的奇珍异玩。特别是，这些船只带回了国外的珍稀动物——长颈鹿、斑马、鸵鸟，以及珍宝和有疗效的动物、蔬菜和矿物，以丰富中国的药典。 这些航行与贸易的关系并不完全清楚。这些船只带着宝贵的商品(丝绸、瓷器)，目的在于交换，但是交换显然不是在自由市场进行的；而是通过礼物赠送的方式进行：蛮夷进贡；中国恩赐。另一方面，出航的目的显然也在于开辟正常贸易的渠道，商人们也确实跟随而至，做了生意，出现了独立的贸易航行，从中国威望增长中获益。但如果贸易是目的之一，那这样做成本就太高了。实际上，中国人向那些组织珠宝船队和倡导私人贸易的官员提供收益额之高，使这些航行的负担超过帝国财力。⑧ 这些船队在气势上远远超过后来者葡萄牙的小舰队。它们的船差不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多甲板的大帆船(但这是一个用词不当的字眼)如同漂浮的营帐；每艘船都有数百水手和士兵，证明中国在造船、航海和海军组织方面技艺高超。⑨最大的船约400英尺长、160英尺宽(哥伦布的“圣母玛利亚号”不过宽85英尺)，有9支交错排列的桅杆和12个红绸做成的方帆。这些被称为宝船，为奢侈而建，装备有大舱位和带窗的厅堂，适合天子使臣或陪伴他们回国的外国贵人居住。其他船只满足另外的各种要求：8桅杆的“马船”将马运往南亚，因为那里的气候不适合饲养马匹；船上还载有建筑和维修材料；7桅杆的补给船，主要运输食品；6桅杆的军运船；5桅杆的海战船；与海盗周旋的快船。船队还包括运水船，以保证一个月或更长时间的淡水供应。 第一支船队是1405年明朝大太监郑和率领的，它由317条船组成，共有2800人。⑩自1404年到1407年，中国的造船业和船只装修业蓬勃发展。沿海各省全都投入了这一巨大努力，内陆各地也纷纷伐林取木。一道圣旨，成百成百的木匠、铁匠、缝帆工、编绳工、捻缝工、马车夫、甚至更夫就整编成队，集中起来，居住在工作场所旁边的院子里。由于造船工及其徒弟多不懂文化，往往都是手把手地传授技艺，使用手工模子，无需铁钉，各部分就吻合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细节能够逃过造船的筹划：重叠的厚板、多层板、厚板接合处由黄麻填隙并覆以经过筛选的石灰和桐油，铁钉密封起来以防生锈，每一特殊用处都用特殊木材，甚至在船头绘上大“龙眼”，以使船能够“看见”自己前面走的路。这些眼睛，加上平衡用的尾舵和沉重的压仓石，都是航海经验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正是它们将船只从一个港口导航到另一个港口。船是在扬子江上巨大的干船坞建造完工的(中国的造船技术这时领先于欧洲数百年)。这样，中国在3年期间建造或装修了约1681艘船只。对中世纪的欧洲而言，这样庞大的船队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中国向大海和全世界开放的这一番努力最终化为乌有，实际上是故意把它化为乌有。他们也曾探索过亚洲东海岸，北至堪察加半岛，但也最终决定放弃(一旦你看到一块浮冰，你就把它们全看透了)。15世纪30年代，一位新皇帝在北京即位，他“不知约瑟夫为何物”。一批新的儒家士大夫为权势而竞争，他们重农轻商，对商业抱鄙视和怀疑态度，认为农业才是唯一真正的财富源泉，他们憎恨那些筹划和实施出洋远航的宦官。这两派之间争权夺利达数十年之久，有时这派得势，有时那派占上风。但国家的财政状况和传统道德观念却是站在儒家士大夫一边。航海的浩繁费用使帝国财政捉襟见肘，而且不得民心，因为赋税和徭役已榨尽老百姓的血汗。 15世纪初迁都北京的决定使老百姓苦不堪言：在北京建造新城墙和九千多间房的新皇宫，农民本来是说服役30天，实际上却是一干就几年。皇室从南京搬到大约800英里之外的北京，单是这一项搬迁费就使赋税扶摇直上。有几位正直的官员仗义执言，朝廷却用严罚重辱把他们的进谏压了下去。一位地方官反对额外征发徭役，竟被囚于笼车，受尽屈辱，运往京城听候皇帝发落。尽忠尽职却如此下场。而与此同时，西北边境又不断受到各游牧民族侵扰，使帝国不得安宁，消耗人力财力，不得不时刻防范，不敢懈怠。 在这种背景下，航海问题上的两派意见相持不下，互有胜负，这样的拉锯战持续了几十年之后，帝国做出决定：不仅停止海洋航行，而且抹去过去的任何记忆，以免后代受到诱惑而恢复蠢行。自1436年始，选派新工匠造船的请求遭到拒绝，外国要求恢复习惯性恩赐的要求也被驳回，或许这是由于经济原因。由于缺少船只建造和修理，官家和私人的船队都衰微了。未被守卫的海岸海盗猖獗(倭寇尤为猖狂)，中国更进一步依赖内河运输。1500年，建造两桅以上的帆船者有可能被处死。1525年，沿海管理当局命令销毁所有出海船只，逮捕船主。最后，在1551年，乘多桅船到海上从事贸易也是犯罪。 放弃海外航行，是实行闭关政策、从海洋冒险或诱惑后退的组成部分。这种人为的内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样做恰值最糟糕的时机：面对欧洲新兴的强权，中国不但自行解除了武装，而且自我满足和顽固，认为欧洲人带来的教训和创新不屑一顾。 为什么?为何中国没有再多做一点努力去绕过非洲南端进入大西洋?为什么在欧洲来访者到达中国海面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仍然没有中国的船只抵达欧洲港口(第一艘到达欧洲港口的中国船是一艘外交船，参加1851年伦敦的大博览会)? 像通常一样，原因是多方面的。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这一结果是多因素所决定的。 首先，中国人当年缺乏足够的眼力和目标，特别是缺乏好奇心。他们的航海活动是为了炫耀天威，而不是开眼界和学习；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而不是留驻；他们接受尊敬与进贡，而不是去采购。他们依然故我，无需变更。他们已拥有自己所拥有之物，而无需再去获取和制造。与欧洲人不同，他们并不为贪心和激情所推动。欧洲人有着自己特定的目标：印度人的财富。他们不得不绕过非洲之角，这是航海的必经之路。而中国人却不需要。他们在印度洋所需要的东西，他们都找得到；而他们所需要的不过尔尔，不是餐前的开胃品，而是餐后的小点心。 同时，慑服他人的欲望意味着，成本远远大于所得。这种航海弥漫着奢侈之气。首次获益(一点点胡椒)和随后更大收益的承诺，对西方冒险家而言，是强有力的刺激；而对中国人而言，金钱的计算等于零。这种考虑，与当前美国对超级对撞机和太空站等项目的态度非常相似。 中国的航海活动是官办的，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它的脆弱性——今天还在执行，明天就可能被停止。在欧洲，即使探索通往印度的海上之路等皇家项目也有个人倡议的缘由，这是参与集资和确保理性的源泉。在中国，这些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奉行儒家学说的政府憎恶商业成功。而且，出洋远航导致防卫海盗的巨大花费：航船愈活跃，海盗愈受到刺激、越发猖獗。中国的黄海和南海一向是孕育海盗的臭名昭著的温床。读者可注意近年来逃离越南的所谓船民的悲惨命运。对中国政府来说，商人们所做的是“搭便车”行为，靠皇家的花费致富。 这些就是中国决定从海洋转向的原因。1477年，明朝一位有权有势的太监、秘密警察头目汪直汪直的正式官职为西厂提督。——译注要求查看历次航海的日志，力图恢复海洋探险的兴趣。而当时的兵部侍郎却没收了这些文件，将之藏匿或烧毁。为掩饰这些文件的神秘失踪，他诋毁这些资料为“未经耳目验证怪事的欺人之谈”——所以，并不可信。至于那些被宝船带回的货物，“槟榔、竹竿、葡萄酒、石榴、鸵鸟蛋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显然对中国毫无作用。这些下西洋的活动浪费了“无数的钱粮”，更不消说“无数”的生命了。结果自然是再也不干了。 问题尚未解决：假设中国没有放弃贸易与探险，假设葡萄牙人到达印度洋，却发现了统治海洋的中国巨船，那会是怎样?或者，假设中国没有在到达莫桑比克海峡后停止探险，而是绕过非洲之角进入大西洋，从而打开了与西非和欧洲的海上通道，那又会是怎样?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这些与事实相左的想象非常着迷，这倒不是因为有谁能知道答案，而是因为这些问题能发人深思。向后看，我们认为自己知道发生的一切；向前看，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各种不同的可能出现的结局。这些问题关注因果关系，帮助我们区分主次、直接和间接影响，提出被忽略的可能性。 例如，若考虑当年中国继续进行海洋扩张的可能性，就必须考虑到暴力冲突以及最终取决于武力竞争的可能性。表面上讲，中国无比强大和富有。谁能与之争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人早于欧洲人知道火药的秘密，但是欧洲人的枪炮更好，火力更强，远射更是如此。中国的舰船体积大，但欧洲水手的技艺更高超。比较1400年左右的中国与欧洲，中国也许会占上风，至少在印度洋或南中国海是这样(即使是猛兽要斗败自己家门口的弱兽，也会有困难)。然而，50年之后，即使是在亚洲海域，欧洲人也能轻易打败中国的舰船。当然，中国人也许会吸取教训，最终与欧洲的坚船利炮一竞短长。然而这是高度假设性的问题，这种问题是不会有定论的，愈是猜测就愈是没有把握。 中国选择了孤立主义。天朝帝国又呼呼噜噜数百年，对外面的变化无动于衷，不受影响，保持圆润、完整，似乎安详而和谐。然而，世界却越过了她。 注释 1博哈多尔角对人的心理和生理的影响，可参见Randles，“La Signification”。 2引自Huyghe，Coureurs dépices，第121页。 3关于南大西洋独特的航海问题，参见Landes，“Finding the Point at Sea”，in Andrews，ed，The Ouest for Longitude；Seed，Ceremonies of Possession，ch4：“A New Sky and New Stars”，后一篇文章对葡萄牙航海和发现的科学基础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4扎库特曾写过一本书：Zacut，Almanach Perpetuum(1478)。该书研究了每一纬度上太阳每一天的位置。该书为天文学家而作，它被扎库特的教友约翰·维津霍简化，制成一张航海用的换算表。参见Jones，Sail the Indian Sea，第37—38页。 5(原文缺注释5。——译注) 6以上内容引自一篇价值颇高的文章：Godinho，“Role du Portugal”，第81—83页。 7Introduction to his Tratado im defensam da carta de marear，引用于Seed，Ceremonies of Possession，第126页。 8参见李约瑟，“China，Europe and the Seas Between”，这是作者向1966年贝鲁特国际海洋史大会提交的论文，载于李约瑟，Clerks and Craftsmen，第40—70页。对这些航行最丰富、最吸引人的细节描写和覆盖面最广的，应是最近出版的一部著作：Louise Levathes，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9“宋朝时，中国的造船技艺已经非常高超。船由铁钉铆合，涂桐油防水，其自然保护性能良好。船的设备包括水密舱板，浮舱，沿吃水线的竹护板，防船在风暴中摇摆的浮锚，代替导向桨的轴向舵，舷外铁架和下风板设施，风平浪静时所用的桨，海底取样用的铲斗，测量深度的响索，航行用的火箭。”引自Elvin，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第137页。这一传统在元朝保留下来：忽必烈汗(马可·波罗所描写的皇帝)的航船拥有10多个风帆，可载千人。最大的湖船，长达450英尺，“航行时极其平稳，乘客感到如履平地”，引自Levathes，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第81页。当然，湖水可不像海水那样波涛汹涌。 10李约瑟认为船队有73艘船。(李约瑟的数字显然是指船队的主体，即“宝船”的数量，而不含其他各类船舶。——译注) 11以上资料主要来自Levathes，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第73页。 12Huang，China，第155—157页。 13Levathes，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第174—175页。 14利瓦塞斯强调，贸易冷漠一方面与儒家传统、另一方面与王朝法制相联系。寻求贸易就意味着中国需要外来的货物，而这种需求的表达与龙座的威严是不相符的。参见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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