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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国富国穷：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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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戴维•兰德斯 相关图书:《国富国穷》 2007-06-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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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又苦又甜的岛屿 当西班牙征服者发现拥有珠宝和人民的大陆帝国之后，他们对加勒比海诸岛就失去了兴趣。他们在这些岛屿上停留的时间够长了，已经掠夺走了装饰物或砂矿碎石中的所有黄金，同时也杀掉了大多数土著居民。他们需要食物，但发现当地的淀粉食品木薯粉有毒，不可食用。肖尼提到，“木薯粉是一种平凡而危险的淀粉，从传统的面包转到以木薯粉为食是一种灾难”。引自Chaunu，LAmerique，第86页。木薯粉含有一种能形成氰化物的糖粉，当地人用磨碎、压揉和加温等复杂的程序祛除这种杂质。也许加勒比的印第安人没有告诉西班牙人该怎样处理它。他们从未想过种植农作物：印第安人需要用来开矿，而西班牙人来到这里不是做农民的。所以，他们从欧洲进口粮食——其价格非常昂贵——并将牛群带到这个曾是渔猎的地方饲养。早期，这些征服者经常饥肠辘辘，“在饥荒的边缘”，皮埃尔·肖尼这样说。其后，他们成为历史上吃肉最多的人。Pierre Chaunu，LAmerique，第86页，许多牛在这里乱跑，成为私商和海盗轻易捕获的猎物。海盗buccaneer一词就是从烤架bocan一词演化而来，因为他们惯常用烤架熏烤牛肉，自己吃或卖给过路的船队(法语字典Le Robert上说，该词意思是“烤肉”，由烤架一词引申而来)。但是，兽皮逐渐成为主要商品，一旦海盗开始提供兽皮，这些兽群就从世界上消失了。 西班牙人在一些小的要塞安营扎寨，并且维持着保证将珠宝从大陆经由诸岛运向欧洲的海军兵站。但除在古巴、圣多明各、牙买加和波多黎各(大安的列斯群岛)留有一些行政官员外，他们多在大陆定居，像卡斯蒂利亚的贵族一样生活。此后，他们并未对这块阳光普照的乐园的经济可能性有所思考。引用肖尼的话说，“西班牙人的殖民开拓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预先确立了。”阿拉瓦克人南美印第安人，主要分布在加勒比海各岛和巴西。——译注被杀戮殆尽，加勒比人不愿意屈服，多么无用的岛屿!① 回顾来看，西班牙人对黄金的追求是一个大错误。那些岛屿等待使用，而西班牙的失误是欧洲的机会。哥伦布早就明白这一点。当他没有发现自己渴望的黄金时，他写信告诉他的君主，这些岛屿可以用来种植甘蔗。当时，他试图让君主继续对新大陆保持兴趣，为自己的航行辩护。无疑，他是正确的。哥伦布从马德拉群岛和加那利群岛那里学会了种植甘蔗。实际上他是建议继续推行种植移民，农业随之迁移。这种情形早在几世纪前曾出现于南亚，既是受消费需求驱动，也是受到土地耗尽这种压力的推动。 甘蔗从非洲—大西洋群岛大量移植到新大陆，并非随西班牙人而来，而与葡萄牙人密切相关。葡萄牙人早在巴西种植甘蔗，而荷兰人则成为经营巴西这种农作物的商人、炼糖者②和资本家。荷兰人在葡萄牙—西班牙联盟期间的某些年代(1630—1643年)曾占据过巴西东北海岸(伯尔南布哥)，了解了土质和甘蔗种植；他们在被驱逐之前，就开始寻找新的甘蔗地。寻找甘蔗地将他们引向北方靠近敌人防守最空虚的地方：小安的列斯群岛。在那里他们占领了几个岛屿(阿鲁巴、圣马丁、库拉索、圣卢西亚岛)，“不过是几个小岛而已”。荷兰人也在南美洲大陆上(苏里南)自己种植甘蔗，并在这块处女地上建立了几个种植园。但是，他们耕作得不好。与自己种植甘蔗或使用奴隶相比，荷兰人在运送甘蔗和奴隶方面作得更好。 同时，英国人也参与竞争，1624年占领了圣克里斯托弗岛(圣基茨岛)；1628年占领了尼维斯岛和其他小岛。早期最重要的成就是1627年占领巴巴多斯，因为该岛以前基本上未曾有人居住——他们可以取为己用，自行安排。英国人乘船逆风而行，直抵安的列斯群岛的东部，这里极少为加勒比人或西班牙人光顾。1655年，英国人占领了比其他岛屿大得多的牙买加岛，它曾由西班牙王室移交给8家贵族家庭管理，他们既不愿意分割，也无力开发该岛；当英国人占领该岛时，岛上黑人、白人一共不过3000人。③实际上，牙买加是沙蝇、蚋、蟑螂和传播疟疾的蚊子横行的混乱之地；但是，那时的加勒比诸岛到处都是虫子，它们有的大得令人难以置信，有的小得人都看不见。即使最小的虫子的叫声也令人发狂，毒性大，人被咬后痛苦不堪。上流人士将桌子腿和床腿放在水盆里，以免爬虫爬上去。④ 起初，英国人将加勒比诸岛视为能够定居的殖民地，如同北美洲的东海岸一样。拥有农庄的那些人为这里便宜而丰饶的土地所吸引，蜂拥而至。他们到这里来种植烟草、靛蓝植物和棉花(这里生产的烟草质量极差，在伦敦市场上价格最低)。他们还带来了一些契约仆役，这些人准备为其他人劳作几年，然后逐步获得自己的土地耕种。到1640年，英国人到达这里10年多一点，据说巴巴多斯的人口已经超过30000人，相当于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人口之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200人。⑤ 继他们而来的是甘蔗种植者，他们受到荷兰人种植方式的鼓舞甚或部分有荷兰人的财政支持；甘蔗成为最重要的农作物。没有其他经济作物收入更高，也没有其他经济作物花费财力更多：购买挤榨机、炼炉、槽和蒸馏器(制造甜酒之用)要花费巨额资金，并需要拥有大的种植园。花费最大的项目是牲畜(也许可以自行繁衍)和奴隶(显然不能繁衍)。只有持续的进口才能保证加勒比地区奴隶的人口数量。 甘蔗种植的成功导致小型和中等烟草和棉花农场的毁坏。因此，土地集中占有，使得仆役契约不再那么吸引人了：如果人们不能在契约到期后拥有家园，那么多年的劳动还有何用?况且，种植甘蔗和制糖要求很高，人们也不愿接受；种植园主又往往把奴仆当做下流杂种看待，常常把他们打得遍体鳞伤。许多仆役拒绝履行契约并逃离该岛，到别的岛屿上试试运气或沦落为海盗。许多人“因饥饿和苦难而死”。⑥ 法国人紧随英国人而来。他们首先集中在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1635年)。这两个岛屿对英国人没有吸引力，因为那里住着肮脏的加勒比人，他们设置埋伏和使用有毒的箭。与阿兹特克人不同，加勒比人试图杀死他们的敌人。法国人为他们的冒失行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最终得到了小安的列斯群岛中最大的两个岛屿，岛上有肥沃的土地和良好的港口，它们至今仍为法国所有，属海外部管辖(有时，有的小岛屿被几国分享，如圣马丁岛。也要给我生存的空间吧。即使互为夙敌的英法两国有时也共处一岛，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西班牙人的进攻)。 像英国得到牙买加一样，法国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西端(法国人称之为圣多明各，现为海地)。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东半部仍为西班牙所有。该岛屿自己的地形特征导致了这种划分：该岛两端由高山屏障隔开。多年来圣多明各是海盗和逃跑的奴隶所钟爱的藏身之所。他们的出现是一个可恶的先例，他们掠夺成性——肖尼称他们为“源于法国的国际犯罪联盟”——西班牙人多次进行惩罚性征剿，却徒劳无功(他们可以卷土重来)⑦。法国人与这些麻烦制造者结盟，在他们的帮助下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该岛的西半部分，西班牙人离得远远的。 圣多明各是最后一个大规模种植甘蔗的岛屿，也是土地最肥沃、获利最优厚的地方。甘蔗种植给法国本土和该岛屿带来了巨额利润，带来了高水平生活，美丽的庄园和马车，衣着华丽的黑人奴仆(尽管往往赤着脚，法国的农民也往往赤脚)。这里的种植业获利颇丰，对英属西印度群岛所知更多的亚当·斯密曾把它作为法国优势的一个例证：“……他们政府的特质，”他写道，“使他们对于黑人奴隶，能有更好的管理方法。”⑧他大错特错了。1790年，圣多明各的黑人奴隶为法国的革命宣言所鼓舞，发动起义并建立了新大陆上第二个新国家。法国人重新占领该地的企图失败了，他们更多的是被疾病而不是子弹击败的。等到战事平息时，从卧病在床的老人到嗷嗷待哺的婴儿，海地的白人都死了。只有为数不多的医生除外。 种植甘蔗需要大量的劳动，砍倒、压榨，而后炼制糖汁：一群劳动者在酷热的太阳下劳动，危险，匆忙而整天劳作，烧煮，但必须在甘蔗腐烂以前完成。在田地里，男男女女像牲畜般地劳动。没有犁耙，工具很少，大多是手工劳动。其理念是让这些人干活、让手不闲着，因为安逸将引来麻烦。在糖厂，工人们将甘蔗秆送进滚轴粉碎机里，稍有不慎，轧着手或手指头，整个人就会跟进去，轧成肉酱。煮锅同样是一个小地狱，必须小心搅动：一点糖浆溅到身上，就会痛苦万分。“如果搅动的人沾上一点滚烫的糖浆，它就像胶水或沾鸟剂一样，四肢或性命就难保了。”⑨ 甘蔗种植园主想雇佣白人，但白人是自由的，他们不愿意从事这种工作——至少他们要求的工资是种植园主所负担不起的。西班牙人强迫印第安人从事这种劳动，但加勒比地区的印第安人都跑光了。秘鲁和墨西哥的印第安土著受到监护者专指西班牙统治拉美时期印第安人的监护者。——译注的约束，无法到公开市场上雇佣。他们被强迫劳动时，殖民者首先希望他们去开矿。即使如此，有些印第安人还是被迫到维拉克鲁斯墨西哥一州名。——译注的种植园中劳动。他们做得并不好。印第安人即使不是因病而死，也会被主人压榨至死。 解决诸岛和新大陆对劳动力需求的办法是，引进数以万计的非洲奴隶。对此，即使人道主义教士的典范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也将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区别开来。他在鼓励白人移民的同时还要求保护土著的利益。印第安人已经大批死亡，他认为自己对他们有特殊的责任：他要拯救印第安人的灵魂，因为他们有灵魂。他显然并不肯定黑人有灵魂。他建议应允许每一个殖民者带来一打黑人奴隶，这样印第安人就可以免受苦难了。⑩不消说，这个“温和”的建议不久就证明是不对的。其原因在于，非洲人也同样死于疾病和非人待遇。 有多少非洲人运送到新大陆?为加重殖民者的罪恶感，估计数字多年来一直在增多。但是，300年间共有1000万左右的非洲人被迫作为奴隶的估计，应该不是没有根据的。而且，这些人是经过悲惨的运输而幸存下来的。一位这方面的权威人士猜测从黑奴在非洲内地被抓捕或贩卖，到他们被押送到登船的港口，这一路上尽是死者留下的尸骨和镣铐，估计死亡的人约达半数。这还只是一个开头。在海岸上，他们被关押在恶劣的环境中，即使最强壮的体格也经受不住它的损害。因为奴隶贩子需要时间来选择足够的大批健壮的奴隶，许多奴隶被关在船舱里，未等开航就死去了。这所谓的“中途航线”专指非洲与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之间的跨大西洋贩运黑奴的航线。——译注，充满了不透气的污物、黏液、呕吐物和人类粪便，它无疑是跨洋者的“杀手”。然而，奴隶贩子不敢让他的货物离开恶臭的船舱到甲板上透气，害怕他们跳海逃走。损失1/7被认为是正常的；损失1/3或1/4就太高了，但还是可以谅解的。 每天的航行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所有的奴隶运输船只都有鲨鱼尾随。所以，奴隶贩子喜欢在东部诸岛登陆和出售他们的货物——越快越好，在大安的列斯群岛实行优惠价。运奴船一来，在顺风方向上几英里外的地方都能闻到它们的恶臭，即使奴隶们下了船，即使船只从贸易市场离开，船上的这种恶息也不会消除。幸存的奴隶抵达时，生病、羸弱、受惊和沮丧(“综合忧郁症”)——黑人们确信白人要吃掉他们——许多人在“适应”过程开始不久之后就死去了。 只有商业利益才能保护奴隶：奴隶贩子不想失去其有价值的资本。船员与奴隶的死亡率几乎一样高，他们有许多理由(首先是为了嗅觉)保持船舱的井井有条和整洁。我们曾听说有的船只航行期间无任何人失去生命，看来要做到这一点是可能的。我们还听说有的国家船运好于他国。据说荷兰的船只最好：特制的船只，甲板下的空间大，甚至还装有流通新鲜空气的通风设备。有的奴隶贩子带的奴隶挤满船舱，尽管他们知道许多会死去，但是依然尽量多装；有的奴隶贩子的运奴船船舱较为松快，他们打的算盘是：贩运的奴隶虽然少一些，但到港后能交货的会多一些，还是划算的。不过很难和气对待这些奴隶，因为奴隶船上弥漫着恐惧和仇恨的气氛，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 一旦到达，奴隶们就会被卖掉并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开始劳动。“适应”是一个选择的过程，身体羸弱的奴隶将被淘汰，桀骜不驯的奴隶将被驯服。固执的造反者将会被鞭打、强迫劳动并充当反面教材。逃亡者常常被自己的同伙追捕和扭送回来，否则，他们就必须补偿逃亡者造成的劳动损失，而与奴隶主合作会得到好处。像其他压迫制度一样，奴隶制在某些方面依赖受害者的合作。 奴隶劳动本身是辛苦而乏味的，是为追求效率(群组劳力之间的协调)，也是为单调和愚笨而设计。其目标不是使得他们的头脑和四肢更灵活，而是要保持这些“动物”的迟钝和顺从。当需要加快劳动的时候，比如收获季节，这些奴隶被鞭打着工作。主人和监工认为黑人并不比牲口好多少，对他们随心所欲地鞭打棒喝，有时甚至任意使他们致残或致死。十足为了经济的原因，怀孕的女人直到生孩子为止被免除棒打；生了孩子以后，妇女就得背着婴儿在田地里劳动。法律规定，打死奴隶要处以罚金；当然，打死别人的奴隶交纳的罚金要比打死自己奴隶更高。但是，由于惩戒奴隶是合法的，凶残的主人逃脱惩罚是不难的。 因而，奴隶们不断地遭受着折磨与羞辱。偶尔也有仁慈的主人，但他们数量极少，而且被他人视为社会和财富的威胁。而且，好主人也无法持续当下去：他们会死，会搬走，主人一变换，可忍受的环境就会变得无法忍受。奴隶社会不可能鼓励宽厚和仁慈。在巴巴多斯，一些白人公谊会教徒由于把黑人带进自己的教堂而被处以重金罚款，据说是因为他们那样做会让黑人萌发一定程度的人性感觉和不该有的过礼拜天的观念。休息?只有不需要干活的人才配享受休息。 人口统计很说明问题。加勒比奴隶的死亡率大于出生率。 甘蔗种植对大西洋(洲际)经济和欧洲工业化发展的意义如何，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从最简单的层面讲，有的人——主要以埃里克·威廉斯埃里克·威廉斯(1911—1981)——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历史学家，首任总理(1962—1981)。——译注为代表——争辩说奴隶贸易的利润和对奴隶劳动的剥削浇灌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花园，或用另一个比喻，“使国家的整个生产体系肥沃多产”。从比较复杂的层面上讲，则是亚当·斯密式的推论：“以奴隶制为基石的大西洋体系为英国提供了劳动分工和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机会。” 威廉斯的论点既受到抨击，也受到赞赏，理由好坏都有。起初的反应大都是负面的，这是意料之中的；但是，“近年来，这种几乎一致的反对意见因新的研究、分析和阐释而遭到挑战”。有的反响体现了“由反殖民主义的高涨、新国家和公民权利运动的兴起、以及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的辛酸回忆所引发的理智和道德观念的演变”。其目的则如同威廉斯本人的想法一样，是要提醒那些洋洋自得、为大英帝国自豪的英国佬，叫他们别忘了自己对非洲欠下的债。如果说英国得以成为“第一个工业国”，那也是建立在挨鞭打的黑奴脊背之上的。 对埃里克·威廉斯持批评态度的人，对他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信念表示反感：他们说，威廉斯将一切都归结到经济动机和经济利益。说得不错；可是说到底，种植园主所要的东西本来就是钱。比较中肯的，倒是对威廉斯的经验主义批评：有的历史学家试图计算奴隶贸易的收益，发现它远非财源茂盛。有的人贩运一趟的确赚了大钱，另一些人却赔了老本，连船都赔进去了。有一个估算数字是奴隶买卖的赢利率跟别的买卖差不多，平均不到10%，而变异(风险)却更大，这大概既令人受鼓励，也令人气馁。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这种说法。一位批评者认为，10%这一数字估低了，因为它所统计的被运送奴隶太少，而且其价格低估了1/4。尽管如此，这些利润在总数上就不大，更不用说其中只会有一部分通过贸易和工业去影响英国发展的道路。同一位批评者也认可这一点。 然而，奴隶贸易不过是一个大综合体(人所共知的三角贸易，现被称为大西洋体系)的一部分。奴隶劳动使得高强度的甘蔗种植和提炼成为可能。蔗糖(还有甜酒和糖蜜等副产品)产生利润，滋养着种植园主和商人，商人们出售蔗糖，付款给种植园主，并向他们提供茶叶、咖啡以及其他可叫人上瘾的含有咖啡因的物品。种植园主则买食品供自己及其奴隶食用(因为他们不愿意牺牲甘蔗田种植粮食作物)。有的食品来自欧洲；但越来越多来自于北美洲的殖民地。他们还购买工业制成品：廉价的棉纺织品和最新样式的丝织品；铜制的煮锅和蒸馏器；铁器、铁钉和枪炮；工厂的机械及其零部件。同时，英国的生产者还制造商品，用来交换非洲的奴隶。这是一个整体，而奴隶制是其中的关键部分。它刺激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增加了英国人的工资和收入，提高了劳动分工，并促进省力设备的发明。 从这种全面的观点来看，没必要将争论(奴隶制对工业化的重要性)依据于利润(不像人们普遍相信的那样大)和那些买卖和使用奴隶的人的开支。确实，大笔资金流到英国，有一些资金间接转移到制造业。但是，它确实只是工业资本的一项小的补充。在外地的种植园主往往把他们的资金注入土地、社会地位和乡村生活中(由于他们远离生产和管理，因而收入也大受损失)。商人是另一回事，他们有的确实投资于工业；但他们在商人中属于例外，在工业资本家中更是如此。 另一方面，市场范围的增大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在这里只谈规模，不谈利润)。非洲人和美洲人需要欧洲供应以重复性技术制造的产品，这种需求促进了欧洲一些工业部门的机械化。以棉纺织业为例。在18世纪初，英国棉纺织业还是新生的产业，为了与印度棉布竞争而采用了平纹布印花术，从而在无意之中使自己受到了保护。到18世纪中叶，它虽然仍然远远落后于毛纺织业，但发明家们开始致力于纺棉工艺的机械化，因而规模比原先大得多，发展迅速，其中一部分推动力就来自棉布向美洲种植园的销售。所以，当毛纺织业机械化遇到困难时，发明家们就转向棉纺织业，他们成功了。 问题依然是：在促进工业革命方面，大西洋体系是否起了决定性作用?或者用现今经济史学界流行的反问方式来说，倘若没有大西洋体系，工业革命是否还会发生?我想，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它仍会发生。能源(煤炭和蒸汽机)和冶金术(焦炭炼铁)的关键性变化大体上没有依赖于大西洋体系，羊毛纺织机械化的最初努力也是如此。 但是，没有奴隶制，工业的发展会缓慢一些。这一说法本身不大有力。也许可以说是需求增加的缘故：多总好于少。实际问题是，慢多少?这里，我们应把工业出口看做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大西洋出口看做是出口的组成部分之一。静态地分析，那是一系列的静态图片，出口市场大大小于国内市场；供出口的美洲市场，更是大大小于国内市场加上传统的欧洲大陆出口市场之和。然而动态地分析，就像活动的图片，出口的增长快于国内需求的增长，大西洋出口的增长比欧洲消费者需求的增长快得多。它们是重要的因素，用巴巴拉·索洛和斯坦利·恩格尔曼的话说，“很难宣称(种植园利润导致的市场扩大)对工业革命是必要或充足的因素；同样很难否认(它)影响其规模和快慢……如果迁往西半球的人都是自愿的，没有强迫，英国的经济及其北美殖民地的发展将会缓慢一些。” 问题仍是，其发展将缓慢多少?但是以上已说得差不多了。 (当然，问题尚未结束，因为其他的意识形态观点仍然在这个历史性问题上纠缠不休。第三世界国家及其同情者想要增大对富国、帝国主义国家的指控状，最好是既谴责了它们的罪责又能获得赔偿。对于富国、帝国主义国家来说，则是出于荣誉感和自尊心，需要否认那些指控。对奴隶制影响的争论会持续下去，因为它无疑没有现实的解决办法，它又是其他问题的一个替身。) 作为大农场的甘蔗种植 西班牙人从来不是蔗糖业的重要参与者。他们有更快的致富方式，当他们转向甘蔗种植时，他们把它作为一种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他们从未像英国种植园主那样理解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将甘蔗种植园作为生产单位融进更大的经济体系中的优势。 甘蔗很早就传入新西班牙。1524年，即在占领阿兹特克帝国都城特诺奇蒂特兰和推翻阿兹特克政权刚刚几年后，科尔特斯就开始在那里种植甘蔗，并在韦拉克鲁斯附近建立了炼糖厂。(在那个略高于海平面闷热的平原上，小麦和玉米极难生长，西班牙人不久就意识到种植亚热带作物的潜力)。其他人也效仿，不久印第安人开始种植甘蔗，并将甘蔗卖给炼糖厂。1550年，西班牙王室认识到种植甘蔗的可能性，命令新西班牙的总督将土地拨给那些种植甘蔗和开设炼糖厂的人。1600年时，当地已经设有40家炼糖厂，表明了相当巨大的工业和农业投资。这些炼糖厂是小单位，使用畜力甚至人力；较大的则使用水力，水力炼糖厂占产值的最大部分。最大的炼糖厂之一是位于哈拉帕的圣特立尼达炼糖厂，有7个煮锅和两间清洗房，使用200多名非洲奴隶，价值700000比索，年净收入40000比索。 开始，甘蔗种植园主想使用印第安劳动力，而某些印第安人在自己土地上种植甘蔗的事实似乎表明，印第安人并不讨厌甘蔗这种作物；结果却是相反。种植归种植，但种植园经济的全部意义在于，通过长时间和地狱般的劳动节奏，使劳动者筋疲力尽，而最大限度地获取产出。有一段时间，印第安人和黑人共同在田地里和炼糖厂劳动。但实践证明，非洲人耐力强、劳动效率高。从贸易的角度来看，一个非洲黑人相当于4个印第安人。许多印第安人无声无息就倒下死去了。由于印第安人死亡太多，西班牙王室于1596年和1599年两次发布法令，禁止炼糖厂雇佣印第安人。这在收获季节引发了种种问题，种植园主请求在紧急时刻能强制垂死的印第安人帮助劳动，但是1601年11月，菲利普三世下令禁止在任何种植园中使用印第安人。从那时起，墨西哥的蔗糖业就是奴隶产业了。 这些种植园和炼糖厂对黑奴的残忍暴行只能这样解释：黑人被看做还不如无生命的机械，需要的话可以用尽和更换，或者像燃料一样投入火中燃烧。他们在农忙季节通宵达旦地干活。监工迫使他们没完没了地劳动，成年男子每天工作20个小时。食物一般是由主人提供的，但有的主人却认为自己没有义务喂饱他们。有的主人在星期天给奴隶一天的自由时间，让他们耕作自己的小块地并想办法解决一周的食物；有的主人干脆叫奴隶自己养活自己。总的来说，主人们对牲畜的关心胜过对奴隶的关心，需要的时候让牲畜休息——并非出于爱护牲畜，而是牲畜累了就停下来；而奴隶还有头脑和意识，害怕自己一停下来会处境更糟糕，所以就继续劳动下去。 不用说，如此的虐待引起了反抗，有消极反抗(自杀、流产、杀婴)。也有积极反抗(蓄意破坏、谋杀、逃跑当土匪)。自杀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最常用的是吃污物来代替进食。白人把多数的蓄意破坏当做偶然事故，他们认为黑人太迟钝了，不会想到这样的方法。主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放过犯错误的奴隶，而是惩罚他们，或许还有别的人，让他们付出血肉的代价。不如此，又怎样教训这些野人今后小心一些呢?与此同时，那些逃亡了的奴隶也变得凶猛残忍，恰如他们原先的白人主子教会了他们的那样，同时他们明白一旦被白人抓回去会受到什么惩罚，所以他们成了亡命之徒，令白人胆战心惊。吃亏的是产业。 西班牙一些最大的种植园是自给自足的领地，颇像中世纪的采邑。他们种植粮食作物，饲养家畜，建立礼拜堂以培养虔诚和拯救灵魂，有时还为奴隶和佃户缝制衣服。主人及其全家过着奢华的生活，用丝绸和花边窗帘遮挡着他们周围的痛苦和悲惨。与之相对照，英国占领的岛屿只种植甘蔗，实行单一的专业化，只留有极少的土地种植食物，所以不得不从北美大陆甚至欧洲进口食品。纺织业更不可能出现。到18世纪，大多数英国种植园主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在种植园生活。那是代理人和管家的事。他们自己则住在英国，享受着英国的生活。可以称之为分工吧，但这是一种低效率的分工。 同时，代理人和管家变富了，但他们的生命也变得短一些。 注释 11600年前后，西班牙的加勒比海诸岛帝国的人口约为75000到80000人，其中西班牙人占1/10，其余为黑人和混血人。没有多少当地土著的行迹。所以人口密度为每5平方公里1人，每一位西班牙“殖民者”占有50平方公里。参见：Pierre Chaunu，LAmerique，第112页。 21622年，仅阿姆斯特丹一地就有炼糖厂25家。见Rich，“Colonial Settlemrnt”，第334页。 3Wood，Spanish Main，第125页，认为其人数少于5000人。 4关于加勒比地区的虫子，参见Starkey，Economic Geography，第60页；关于牲畜害虫，参见Watts，The West Indies，第195页。不用说，气候、害虫和病菌相结合，导致该地区的高死亡率，牲畜的死亡率甚至高于人类的死亡率。(感谢斯坦利·恩格尔曼允以引用。) 5引自Parry，Age of Reconnaissance，第276页。邓恩认为该数字“不可能”，参见Dunn，Sugar and Slaves，第55页。通过研究回收的人头税，邓恩估计1640年巴巴多斯的人口约为10000人，与马萨诸塞或弗吉尼亚的人口相当。 6Parry，Age of Reconnaissance，第276页。 7Chaunu，LAmerique，第113页。 8Smith，Wealth of Nations，Book Ⅳ，ch7，part 2。 9Littleton，Groans of the Plantations，第20页，引自Dunn，Suger and Slaves，第194页。 10Rich，“Colonial Settlement”，第332页。 11引自米勒对安哥拉奴隶贸易的论述，见Josephh Miller，Way of Death。 12Sheridan，“Eric Williams”，第326页。引自Williams，Capitalism and Slavery，第Ⅶ页，第52页，第105页。谢里登在书中(第327页)写到，威廉斯的著作“拉开了西印度群岛现代正史的序幕”。 13Inikori，“Slave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第101页。 14Sheridan，“Eric Williams”，第327页。 15奥克萨尔说，“威廉斯攻击了与英国人所理解的与昔日奴隶制度相联系着的道德自满感。”他将威廉斯(以及詹姆斯)描述为“处于社会边缘的黑人知识分子，个人的经历使他意识到隐藏在大国对待殖民地虔诚的自得之后的虚伪。”引自：Oxaal，Black Intellectual，第75—76页。 16在《美国社会学评论》杂志的一篇评论中，威尔逊·吉批评威廉斯夸大了奴隶制的作用，“宣称它几乎是建立现代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基石”。引自Sheridan，“Eric Williams”，第320页。 17见Anstey，“Capitalism and Slavery”一文及Atlantic Slave Trade一书。安斯蒂估计奴隶贸易的利润占英国资本构成的011%——“可笑”。亦参见Stanley Engerman，“The Slavery Trade and British Capital Formation”。恩格尔曼嘲弄那些“难以置信的估计数字”，他根据明显偏高的估计，认为1688—1770年间该数字在24%到108%之间，他说，“那些认为工业革命期间奴隶贸易对工业资本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应该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他还将“奴隶贸易产出总值”与英国国内收入作了比较，认为前者约占后者的1%左右，1770年达到17%。该数字太小，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他建议说，应该将奴隶贸易的贡献与种植园体系的贡献合在一起加以考虑，二者将在动态的联系情境中看得比较清楚。 18Inikori，“Market Structure”，第761页，n52。他估计该利润率应达50%，当然各年有高有低，但多年积累下来应是如此。该数字基于投资数额，并没有将购买货物引起的债务计算在内：“奴隶贩子个人实际投入的资金(实际现金支出)往往少于表面总投资的50%”(另见第775页)。 19关于种植园主的利润，参见Sheridan，“The Wealth of Jamaica”和Ward，“The Profitability of Sugar Planting”二文。有的学者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驳斥谢里登的观点，RPThomas，“The Sugar Colonies”一文以斯密式的观点看待帝国的经常开支以及英国食糖的受保护的、垄断的市场之下英国消费者所付出的代价。当然，这是老皇历了：利润私有化，开支社会化。除去纯利，人们会发现宏观的效果与部分后果确实不同。 20参见Zahedieh，“London and the Colonial Consumer”。 21Solow and Engerman，eds，British Capitalism，第10—11页。 22以下关于墨西哥甘蔗种植的资料大多取材自：Cardoso，Negro Slavery in the Sugar Plan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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