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八章  概括“昭和战争”的责任

　　　　
　　■　从“满洲事变”到战争结束的14年
　　
　　从2005年夏天起，读卖新闻社的“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花费一年时间，检点证实了日本为什么会发动那样一场鲁莽的战争、又为什么没能尽快地结束战争等一系列问题。本章将基于上述全部检证工作的成果，阐明日本的政治、军事领导人以及幕僚和高级官僚们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及其各自责任的轻重，同时向人们揭示应当从这场错误的战争中汲取哪些教训。
　　在拟定这份最终报告时，《读卖新闻》使用“昭和战争”的称呼，来指称几十年前发生的那场大战。
　　“检证战争责任”课题组把1931年（昭和6年）的“满洲事变”到1945年（昭和20年）的战争结束期间确定为主要的检证对象时期。
　　在此之前，人们用“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十五年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种种称呼来指称那场战争。
　　这些称呼的出现，固然各有其缘由。从战争的持续期间和波及地域的角度来看，有些称呼未必十分贴切，但仍被人们所沿用。另外，也有不少人不使用上述称呼，而使用“那场战争”、“此前的大战”等说法。结果是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了60多年，但日本国民对这场战争还没有一个共同的称呼。
　　昭和时代历时62年多之久。战争始于昭和的初期，并且占据了昭和时代四分之一的长度，一步步地远离当代，走进历史的领域。本书之所以使用“昭和战争”这个称呼，并非由于昭和天皇的缘故，而是由于战争发生于昭和时代，所以用“昭和”这个年号来为这场战争冠名。
　　
　　
　　■　“满洲事变”：点燃战争之火的石原、板垣
　　
　　【责任重大人物】石原莞尔（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关东军参谋）、土肥原贤二（奉天特务机关长）、桥本欣五郎（参谋本部第二部俄国班班长）
　　
　　
　　
　　[※插图]东条英机首相、陆军大臣、陆军大将。顽固拒绝从中国撤兵，推动日本对美国开战。对后勤缺乏关心。不允许本国士兵当俘虏，导致了许多日本士兵以及民间人士不必要地丧命。东京审判中承认自己有责任，被处绞刑。
　　历任陆军省整备局动员课课长（1928年3月），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课长（1931年8月），关东宪兵队司令（1935年9月），关东军参谋长（1937年3月），陆军次官（1938年5月），航空总监兼航空本部长（1938年12月），陆军大臣（1940年7月），首相（1941年10月），兼任内务大臣（1941年10月），兼任外务大臣（1942年9月1日），兼任文部大臣（1943年4月20日），兼任商工大臣（1943年10月），兼任军需大臣（1943年11月），兼任参谋总长（1944年2月）等。1948年12月23日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
　　
　　
　　1931年（昭和6年）9月发生的“满洲事变”，是昭和战争的起点。究竟是谁引发了这个事变？主谋者就是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
　　
　　陆军中佐石原等人怀抱“用谋略活动来逼迫国家”的信念，发动了对满洲的侵略行动，把日本拖进了战争局面。
　　日美两国作为东西两大文明的盟主通过战争争夺世界第一强国地位的“世界最终战争论”，是石原军事思想的核心。1928年（昭和3年）1月，石原在陆军大学毕业生精英军官的聚会“木曜会”上就提出：“如果以全中国为根据地并充分加以利用，就能够打战争20年或者30年。”
　　
　　这年的6月，板垣的前任河本大作在铁路上套装炸药，炸死了军阀张作霖。这场祸事为“满洲事变”提供了模式。
　　关东军在奉天郊外的柳条湖炸毁了满铁铁路，仅用一天时间就占领了奉天。参谋本部派遣到当地的建川美次少将对此未加制止。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随即出任奉天的临时市长。
　　关东军接着突破防备范围进攻吉林省。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虽然起初反对出兵吉林，但终于被板垣等人执拗的语言攻势所说服，作出了出兵的决定。（日军）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也自作主张地将朝鲜军派往满洲。这项决定的实施，是基于跟石原等人采取协同行动的朝鲜军参谋们的建议。
　　跟板垣等人随时保持密切联系的是桥本欣五郎。桥本纠集革新派青年军官成立了“樱会”，并以该组织为基础在“满洲事变”前后发动了“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两次未遂政变。“三月事件”是企图推举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出任首相的，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等人也参与了此次事件。
　　
　　虽然“十月事件”计划本身十分粗糙，但跟“满洲事变”有联动关系。它成为此后的“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等一系列恐怖事件、政变的先驱。
　　
　　在“满洲事变”发生之前，陆军大臣南次郎就是一个主张“对满蒙强硬论”的鼓吹者。而首相若槻礼次郎从南次郎那里听到朝鲜军擅自出兵（满洲）的消息后，不费踌躇地就认可了这项举动。“政治”不但无法遏制派遣在外的军队的“暴走”（失控行动），而且往往被迫采取追认措施，这一弊端就产生于这个时候。
　　事变发生后不满半年的1932年（昭和7年）3月1日，“满洲国”宣告成立。把清朝废帝溥仪抬出来出任“满洲国”元首（开始称执政，后改为皇帝）的，是土肥原贤二。
　　这期间，战火一时又延烧到上海（第一次上海事变）。身为驻上海公使馆武官辅佐的田中隆吉，是这个事变的策划者。因为田中接到了板垣等人的指示，要他在上海开展谋略活动，以转移列强各国对“满洲国”建国活动的视线。
　　
　　不久，犬养毅首相遭到暗杀（“五一五事件”）。后继的斋藤实内阁承认了“满洲国”。在此之前，众议院已经全场一致地通过决议承认“满洲国”。此外，内务大臣内田康哉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也作了“焦土演说”，坚决承认“满洲国”决不退缩。向内田发起质询的政友会议员森恪，更是一个强硬主张日本在满蒙权益的政治家的代表人物。
　　
　　国联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提交给日本之后，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对报告书严加指责，呼吁日本退出国联。连续在犬养、斋藤两届内阁担任陆军大臣的荒木，公开支持了关东军的行动。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并没有片面地非难日本，但也包含了在满洲建立高度自治政权的提议。然而在国联全体会议上，基于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作出的劝告决
　　
　　
　　
　　[※插图]近卫文麿首相、贵族。近卫家历史上有警卫天皇的象征地位，在国民中享有声望，但未能作出正确判断，被亲德的军部牵连陷入日中战争。东京审判之前自杀。
　　历任贵族院副议长（1931年），贵族院议长（1933年），首相（1937年6月，第一届内阁），枢密院议长（1939年1月），首相（1940年7月—1941年10月，第二、三届内阁），大政翼赞会总裁（1940年10月）等。1945年12月16日自杀。
　　
　　
　　[※插图]广田弘毅首相、外务大臣。东京审判判处死刑。
　　历任驻苏联大使（1930年12月），斋藤实内阁及冈田启介内阁外务大臣（1933年9月），首相（1936年3月）、第一届近卫内阁外务大臣（1937年6月）。1948年12月作为重臣、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
　　
　　
　　[※插图]松冈洋右外务大臣。东京审判受审中病死。
　　历任国际联盟日本全权代表（1933年2月），满铁总裁（1935年8月），外务大臣（1940年7月），大政翼赞会副总裁（1940年10月）等。作为甲级战犯被逮捕，东京审判的公审期间病死（1946年6月）。
　　
　　
　　议表决通过之后，只有日本表示反对，日本代表松冈洋右还演出了一幕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并当场退席的活剧。
　　
　　
　　■　日中战争：近卫、广田的无能使战争陷入泥沼
　　
　　【责任重大人物】近卫文麿（首相）、广田弘毅（首相、外相）、土肥原贤二（奉天特务机关长）、杉山元（陆相）、武藤章（参谋本部作战课长）
　　
　　推动战争走向日中全面战争的责任，应当由谁来承担？
　　1937年（昭和12年）6月4日，第一届近卫文麿内阁成立。一个月以后的7月7日，就发生了成为日中战争起点的“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本身是偶发性极高的事件，冷静地加以处理，有可能得到回避全面战争的危机。事实上，四天之后的7月11日，当地已经达成了停战协定，事变正朝着局部解决的方向发展。
　　
　　但就在同一天，近卫内阁宣布了向华北派兵的声明，点燃了军事对抗逐步升级的战火。
　　除了派兵的决定之外，近卫在发表事实上抛弃了当初的“不扩大方针”的“膺惩暴（戾的）支（那）”声明时，在陶德曼进行调停工作时和关闭了同国民政府开展谈判门户的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时等历史的重大关头之际，都没有主动发挥过政治领导力。
　　战争初期，他也曾经划策过同蒋介石的高峰会谈，也试图向国民政府派遣密使摸索和平的道路。但一旦遭到陆军等势力的反对，就缩手退让，半途而废。
　　在最初决定从日本本土派遣三个师团（前往中国）的五大臣会议和此后的内阁会议上，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也跟近卫首相一样，以几乎沉默的姿态贯彻始终。非但如此，他还跟陆军大臣杉山元和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等人一起，主张中止同国民政府的和平交涉。
　　广田历任外相、首相、然后又是外相，长期在走向日中战争的过程中执掌着日本外交的舵轮。“二二六事件”之后，他以首相的身份，作出了诸如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度、确定“向南方进出”原则的“国策基准”以及签订日德防共协定等决定，留下了祸根。
　　为走向日中全面战争状态开拓了道路的是“华北分离工作”。
　　担任这项工作的核心人物，是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而“支那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武官辅佐官高桥坦等人，则为这项工作奔走。他们策划达成了“梅津－何应钦协定”和“土肥原－秦德纯协定”，成功地从河北、察哈尔两省中排除了国民党机构。1935年11月，土肥原在河北省东部成立了名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政府）”的傀儡自治政府。
　　陆军认为“不应使支那实现统一”。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提出“分治合作论”，提倡日本同中国的各个地区分别实现直接提携。
　　1936年，中国发生了“西安事变”，时局向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方向发展。抗日局势的高涨，使日中之间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日中战争爆发初期，陆军的中枢分裂为扩大派和不扩大派两大势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力主不扩大方针，但他的部下作战课长武藤章却正面反对石原的意向，同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相呼应，积极地促进派兵。处于“下犯上”苦境的石原莞尔最后被“外放”为关东军副参谋长之前不得不调动日本的13个师团派遣到中国东北。
　　
　　
　　
　　[※插图]杉山元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战争结束后自杀。
　　历任陆军次官（1930年8月），参谋次长（1934年8月），陆军大臣（1937年2月），华北派遣军司令（1938年12月），参谋总长（1940年10月），陆军大臣（1944年7月）等。1945年9月12日自杀。
　　
　　
　　[※插图]永野修身海军军令部总长、海军大臣、联合舰队司令。在东京审判公审中病死。
　　历任海军军令部次长（1930年6月）、海军大臣（1936年3月），联合舰队司令（1937年2月），军令部总长(1941年4月)等。1947年1月作为甲级战犯被逮捕，在东京审判的公审中病死。
　　
　　
　　[※插图]嶋田繁太郎海军大臣、海军大将。东京审判判处无期徒刑。
　　历任海军军令部作战部长（1933年10月），军令部次长（1935年12月），海军大臣（1941年10月），军令部总长（1944年2月）等。1948年11月作为甲级战犯被判无期徒刑，1955年4月假释，1976年6月死亡。
　　
　　
　　[※插图]小矶国昭首相、陆军大将。东京审判判处无期徒刑。
　　历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1930年8月），陆军次官（1932年2月），关东军参谋长（1932年8月），拓务大臣（1939年4月，1940年1月），朝鲜总督（1942年5月），首相（1944年7月）等。作为甲级战犯被判无期徒刑，服刑期间病死（1950年11月）。
　　
　　
　　陆军大臣杉山属于扩大派。在攻克南京之后，他抬高了媾和条件的门槛，摧毁了摸索和平的机会。而向军部首脑大力主张进攻南京，担任前线总指挥的是“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攻占南京时，发生了大量的虐杀和施暴于俘虏、平民的事件（南京事件）。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等人统帅下的部队，军纪尤其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