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九章  检证“昭和战争”责任的最终报告

　　　　
　　■　天皇恪守立宪制的框架
　　
　　昭和天皇是否对战争负有责任？“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明治宪法第三条的这一规定就意味着天皇不对国政负任何责任（无答责，即豁免法律责任）。
　　负有责任的不是天皇，而是诸国务大臣。正如“各国务大臣辅佐天皇，并负其责”的规定，法律和敕令、诏书都要求国务大臣联名签署（第五十五条）。昭和天皇在法律上是无答责的。
　　日本政府根据这些条文表明了“依据国内法，昭和天皇对战争没有法律责任”的见解。（1989年2月14日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内阁法制局长官味村治答辩）关于国际法上的责任，鉴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上同盟国并没有起诉昭和天皇，因此认为“该问题已有定论”。（同一答辩）
　　
　　那么，除了法律上的责任之外，昭和天皇是否负有更广义上的责任呢？
　　事实上，在历史上的三个局面，昭和天皇都深入参与了政治。这就是田中义一内阁的总辞职、对“二二六事件”叛乱军的讨伐命令，以及结束战争的“圣断”。
　　关于田中内阁的总辞职，昭和天皇回顾说是“由于(我)年轻气盛”。对于承诺将严惩炸死张作霖事件的首谋——河本大作大佐而没有执行的田中首相，天皇追究了其责任，导致1929年（昭和4年）7月田中内阁总辞职。
　　宪政史上首次发生这样的事态，陆海军的强硬派和国粹主义者们愤慨地把它称之为“宫中的阴谋”。就连以立宪君主制为理想的元老——西园寺公望也规劝了天皇。昭和天皇这样回忆到“自这个事件以后，我就下了决心，即使对内阁上奏的文件持有反对意见，也予以批准”。（《昭和天皇独白录》，文春文库）

　　对于宪法规定的负责人的大臣，如果天皇随意插手、干涉的话，大臣就无法负起责任。天皇还说过“如果是专制政治国家尚姑且不谈，但是作为立宪国的君主，我不能那样做”。
　　
　　“二二六事件”的讨伐命令是由于当时首相冈田启介去向不明，而陆军省的态度又过于软弱迟缓才采取的措施。
　　而结束战争的“圣断”，则是因为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围绕着投降还是继续打下去意见不一，首相铃木贯太郎打破惯例，特别征求了天皇的意见。从这三个天皇参与的事例来看，可以感觉到其和平主义的倾向，也可以说是比较例外的。
　　不过，任命首相的权限掌握在天皇手中。虽然确立了由元老、随后又改为由内大臣选择推荐的惯例，但是，天皇有时也会事先提出意见和要求。在“五一五事件”后成立斋藤实内阁时，天皇就提出了“亲法西斯主义者绝对不行”等条件。“二二六事件”发生后，又要求历任首相必须遵守三条原则，即：(1)尊重宪法； (2)以国际亲善为基本方针、不与外国发生不必要的摩擦；(3)不给经济界带来急剧的变动。
　　天皇还对大臣以及参谋总长等人表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提出问题并试图说服这些人。
　　
　　“满洲事变”爆发时，天皇提醒陆相南次郎说:“如果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在对方身上，就不能圆满地解决问题。”在日中战争爆发三周之后，又敦促首相近卫文麿“就在这里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问题如何？”
　　
　　在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之际，也向近卫首相提出了美国或许会中止对日石油出口的疑问。在争论是南进还是北进时，天皇也追问过上奏的陆相东条英机和参谋总长杉山元等人“向北、向支那，又向法属印度支那派兵，手伸向八方，你们还有处理支那事变的信念吗？”
　　
　　1941年9月6日，在批准不回避对美开战的帝国国策执行要领的御前会议上，昭和天皇还宣读了明治天皇所作的和歌，表达了对和平的愿望：
　　
　　“四海之内皆兄弟，风波乱起为哪般？”
　　
　　在最后决定对英美开战的12月1日的御前会议上，昭和天皇始终保持沉默。但是，在形成这一决定的进程中，可以看到天皇一直是在立宪君主的框架内致力于回避这场战争。
　　有一部分意见认为，从“满洲事变”到1945年（昭和20年）的战争结束，昭和天皇作为拥有统帅大权的大元帅掌握着战局，并指挥了战争，应该追究其责任。但是，关于作战的希望有时会被某一个参谋推迟实施，据说到了战争末期，准确的信息没有上报给天皇。
　　明治宪法中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一条），国务大臣无法介入到这一领域。就是所谓的“统帅权的独立”，也没有像国务大臣那样的辅佐和联名签署的规定。但是，实际上，天皇有关军事作战的命令是由参谋总长等人起草、经过天皇的批准、附加了一句 “奉敕传宣”（联名签署）后下达部队的。天皇并没有掌握统帅的实权。
　　
　　
　　
　　[※插图]大西泷治郎马尼拉第一海军航空舰队司令、海军中将。
　　历任海军航空本部教育部长（1936年4月），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1939年10月），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1941年1月），海军航空本部总务部长（1942年3月），第一航空舰队司令（1944年），军令部次长（1945年5月）等。1945年8月15日剖腹自杀。
　　
　　
　　[※插图]东乡茂德外务大臣。东京审判判处徒刑20年。
　　历任外务省欧美局第一课课长，驻美大使馆一等秘书，驻德大使馆参事官，外务省欧美局局长，驻德大使(1937年10月)，驻苏大使(1938年10月)，东条内阁之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1941年10月)，铃木内阁之外务大臣兼大东亚省大臣(1945年4月) 等。
　　
　　
　　据说，昭和天皇战后对麦克阿瑟表示“我负全部责任”。并对周围的人表明了退位的意向。一般认为天皇希望通过退位来承担责任，但可以说，实质的责任是在于首相和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等人。
　　
　　
　　■　东条的责任最大：缺乏国际理解的开战
　　
　　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又发展到日美开战，直至停战的昭和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东条英机又做了些什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如果把日中战争发展到与英美对战的进程中产生的责任作为“开战责任”、把明知不能取胜却强行冲入日美战争，并且在必须及时控制局面时未能采取有效手段的责任称为“续战责任”的话，那么在这两方面，都必须严厉追究东条英机的责任。
　　
　　指挥实战
　　东条在昭和战争中首次登场是1928年（昭和3年）3月。当时作为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高级课员（现在的课长代理）的东条在由革新派军部官僚组成的木曜会上宣布“要在满蒙确立完整的政治势力”。
　　   木曜会的成员是毕业于陆军大学、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从事拟定国策的军部精英官僚。东条与永田铁山、冈村宁次等人一道试图打倒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掌握军队中枢的长州（现在的山口县）派，力争建立国家总体战体制和统帅权。特别是为了在日本树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首次提出的总体战体制，认为必须确保满洲。作为木曜会成员之一的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主谋的炸死张作霖事件（1928年）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吹响了国家大改革的号角。
　　1931年（昭和6年）9月，发生“满洲事变”时，东条是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课长。其后，自1935年至1938年先后担任了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关东军参谋长。这也正是从“满洲事变”扩大到日中战争的时期。
　　在担任关东军参谋长时，东条参与了“满洲国”总务长官星野直树、“满洲国”产业部次长岸信介、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等人推行的殖民地政策。
　　1937年（昭和12年）7月，日中战争爆发后，东条发表强硬论，亲率兵团进攻到内蒙古的察哈尔省。这是东条首次指挥实战，依靠冲锋一边倒的战术占领了内蒙古。据说当时有众多的中国人被处刑。
　　从“满洲事变”发展到日中战争这一过程中，日本所采取的行动脱离了规定要尊重中国的主权、门户开放等内容的九国条约。但是，据说当时的陆军，包括东条在内，都没有充分理解这一国际条约。
　　东条作为第二届近卫内阁的陆相入阁后，首次着手进行了日美军事力量的比较调查。调查的数字显示日军难以维持长期战争。但是，东条却说:“美国缺乏国家的内核，而我们的帝国却拥有三千年的国体。”
　　
　　虽然日本政府作为国策决定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东条却丝毫没有认真考虑过美国采取石油禁运制裁的风险。而且，作为与美国谈判关键，即从中国撤军的选择也不在东条的思路之内。这是因为他考虑到一旦撤军，不仅是“满洲国”、乃至朝鲜统治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瞬时瓦解。
　　
　　东条主张对美开战，近卫因此退出了政权。其后任的座位就意外地落入到东条手中。东条从内大臣木户孝一那里得知天皇希望回避战争的意愿，开始重新研究国策。
　　
　　
　　
　　[※插图]铃木贯太郎首相、海军大将。
　　历任大隈重信内阁海军次官（1914年），天皇侍从长兼枢密顾问官（1929年），枢密院副议长（1940年，后为议长），首相（1945年）等。
　　
　　
　　[※插图]木户幸一内大臣。东京审判判处无期徒刑。
　　历任内大臣府书记官长(1930年)，近卫内阁文部大臣(1937年)，近卫内阁厚生大臣(1938年)，平沼内阁内务大臣(1939年)，内大臣(1940年)等。还担任过天皇之首席机要顾问、“重臣会议”的主持人。
　　
　　
　　[※插图]米内光政首相、海军大臣、海军大将、重臣。
　　历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兼第一舰队司令（1936年），海军大臣（1937年2月），首相（ 1940年1月）等。因反对与德意结成军事同盟，被陆军视为亲英美派，1940年7月被迫辞职。此后以重臣资格反对军人组阁。1944年7月复任海军大臣，反对本土决战，主张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投降后参与解散日本海军的工作。
　　
　　
　　[※插图]冈田启介首相、海军大将、重臣。
　　历任海军次官（1923年），联合舰队司令（1924年）， 田中义一内阁海军大臣（1927年），军事参议官（1929年）， 斋藤实内阁海军大臣1931年），首相兼拓务大臣（1934年）等。1952年死亡。
　　
　　
　　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向东条进言：“如果朝着撤回（开战方针）的方向努力，就必须更换参谋本部的强硬派——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我也不惜为此辞职。” 但是，东条对人事未作任何调整。依靠原班人马即使再讨论也难以转换方针，东条回避战争的努力终以失败告终。
　　东条代表着缺乏基于国际主义（国际社会的现实主义）战略观的陆军的利益，作为其最后一招，在他当上了最高指挥后就作出了冲入日美战争的决断。
　　
　　压制言论
　　东条政治的显著特征就是利用宪兵的镇压和由国家垄断信息。
　　这些始于东条担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的时代。东条下令调查了对关东军持批评态度的民间人士，列出了与社会主义、国家改造运动、皇道派有关的4000人名单。关东军参谋（负责情报、谋略）田中隆吉等人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把反日的中国人当做眼中钉，进行了彻底的清除。
　　这些行动同样也把矛头指向了“反东条”的政敌们。在1942年（昭和17年）4月的大选中，东条力图以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推举的候选人获得全部议席。他命令宪兵队“监视”非推荐候选人的尾崎行雄、鸠山一郎、芦田均等人，还在选举期间强行逮捕了尾崎。
　　
　　选举过后，成立了几乎所有议员都加入的翼赞政治会。由陆军出身的原首相阿部信行担任总裁。由此只剩下执政党一党，其他政治团体都被迫解散。议会就成为了批准协助战争的会场。
　　
　　政治家中野正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自杀的。中野是被曾担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时期的东条的部下、东京宪兵队队长四方谅二胁迫自决的。据说宪兵队在中野家的隔壁房间一直看着中野咽气。伴随着战局的恶化，东条还派宪兵队到开始探索和平谈判的冈田启介和近卫文麿等重臣的身边，日夜监视他们的行动。
　　东条对传媒界也毫不留情。刚刚对美开战的1941年12月，就制定了有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临时管制法。只凭东条一个人的意向，就能随时让报纸停刊。东条对《每日新闻》“竹矛不够有力”的报道十分恼火，把执笔的记者新名丈夫征兵入伍，想送往战局激烈的第一线。
　　东条渐渐地被称为独裁者。但是，东条自己却否认了这一点。他说过“希特勒是兵卒出身，而我是大将，怎么能相提并论”。 在1943年（昭和18年）1月的议会上，东条说“我只是一个草莽之臣”，还在答辩中表示“如果失去天皇陛下的信任，陛下命令我辞职的话，那我就没有任何前途。我就好像是月亮，只是仰仗陛下的光芒才会发光”。虽然东条高喊要“承诏必谨”，即遵守天皇诏书行事，但是他认为对自己的叛逆就等于是对天皇的大逆不道。
　　
　　强大的权力
　　东条抱有一种革新性的思想，那就是不论是平民还是政府官员，在天皇面前都是平等的。在日美开战后取得初期胜利时，有的舆论把东条描绘成“救世主”。
　　但实际上，他使众多平民百姓出身的士兵失去了生命，无所顾忌地压制了国民追求幸福的权利和内心的自由。
　　1944年（昭和19年）2月，联合舰队的据点特鲁克群岛瓦解后，东条开始兼任参谋总长。
　　
　　
　　
　　[※插图]若槻礼次郎首相、重臣。
　　历任大藏省次官（1905年），贵族院议员（1911年）， 第一次桂太郎内阁藏务大臣（1912年），第二次大隈内阁藏务大臣（1914年），第一次、第二次加藤高明内阁内务大臣（1924年），宪政会总裁、首相（第一次内阁， 1926年），民政党总裁、首相（第二次内阁，1931年）等。1949年死亡。
　　
　　
　　[※插图]重光葵外务大臣。东京审判判处7年徒刑。
　　历任驻华公使(1931年)，外务省次官(1933年)，驻苏大使(1936年11月)，驻英大使(1938年)，驻南京汪精卫傀儡政府大使(1941年12月)，东条内阁外务大臣(1943年4月)，小矶内阁外务大臣兼大东亚省大臣(1944年7月) 等。
　　
　　
　　他打算通过集权来转变政策，以渡过难关。真正了解败势明显的战局和日本仅存的国力的人只有东条。但是，他没有把手中的强大权力用于担负责任的政治上，却依旧鲁莽地继续战争。
　　东条在担任陆相时，发表了以“勿受生擒为俘虏之辱”为世人所知的《战阵训》。（1941年1月）不准当俘虏的战阵训也就是使敢死队的冲锋合法化，号召“玉碎”。
　　关于“特攻”，东条在1944年6月也说过“日本的长处就是大家都拼命勇往直前，根本不把死当成一回事。（省略）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一长处，通过用我们的一架飞机歼灭敌人的一艘舰艇，用我们的特殊艇撞毁敌舰的敢死队，就一定能把敌人打垮。”（《东条内阁总理大臣机密记录》，东京大学出版会）
　　
　　“在日本，不是飞机在天上飞，而是精神在飞。既然我们的精神在翱翔，就不会输掉这场战争。”东条还留下过这样的话。1944年6月，北九州遭受空袭时，东条不屑一顾地说“就好像是被蚊子叮了一下，泥地上溅起了一点儿泥”。轻视生命竟然达到了如此的极限。
　　当塞班岛失守已成定局，东条被迫要下台时，他还口吐狂言。
　　
　　“这是上天给我们日本人的启示。是说你们还不能认真吗？还不能拿出真正的干劲吗？……现在到了发挥我们最大力量的时候。用头撞墙觉得痛，才感觉前面有墙是不行的。”（保坂正康，《东条英机与天皇的时代》，筑摩文库）
　　
　　东条下台后，宣扬通过敢死队“特攻”和本土决战要继续打下去，还直接向天皇进言。东条到最后一刻都丝毫不顾惜人民的生命。
　　
　　
　　
　　[※插图]贺屋兴宣大藏大臣。东京审判判处无期徒刑。
　　历任大藏省书记官长（1934年），近卫内阁大藏大臣（1937年6月），兴亚院顾问（1939年），华北开发会社总裁（1939年），东条内阁大藏大臣（1941年），大政翼赞会理事(1944年) 等。
　　
　　
　　[※插图]星野直树官房长官。东京审判判处无期徒刑。
　　历任“满洲国”财政部总务司司长(1934年)，“满洲国”政府财政部次长(1936年，事实上的独揽该部大权之最高长官)，“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厅长(1936年12月，事实上的国务总理，独揽“满洲国”的一切行政大权)，东条内阁官房长官兼国务大臣(1941年10月16日)；大藏省顾问官(1944年12月) 等。
　　
　　
　　[※插图]平沼骐一郎首相、重臣、昭和天皇亲信。东京审判判处无期徒刑。
　　历任检察总长（1911年），司法大臣（1923年），枢密院议长(1936年)，近卫内阁内务大臣、国务大臣(1940年7月)，枢密院议长(1945年) 等。
　　
　　
　　[※插图]松井石根华中派遣军司令、陆军大将。东京审判判处死刑。
　　历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１９２２年），步兵第３５旅团旅团长（1９２４年），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１９２５年），第十一师团师团长（１９２８年８月），华中派遣军总司令(1937年10月，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元凶)，内阁顾问官(1938年7月)，大政翼赞会大东亚事务部顾问(1943年)，大东亚开发会社总裁(1944年)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