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卫听任军部的独断专行
昭和战争主要是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的战争。特别是思考日美战争时，不能脱离与日中战争同步发展的日本国家的蜕变。这种蜕变既是向国际秩序的挑战，也是立宪体制的崩溃。同时还意味着以军部官僚主导的国策决定、国家总动员体制的确立。与这一系列变化密切相关的政治家就是近卫文麿。
近卫的政治思想可以从他于1918年（大正7年）发表的论文《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中一见端倪。即，作为殖民地宗主国的英美所说的和平，是“对英美有利的维持现状”，像日本这样的落后国家“打破这种没有扩展余地的局面是正当的”。
近卫在“满洲事变”中积极地支持了军部。近卫强调欧美没有资格根据国际联盟规章和非战公约来非难日本，他的这种强硬论助长了军部的气焰，也赢得了国民的拥护。近卫在这些背景的推动下，1937年（昭和12年）当上了首相。
第一届近卫内阁上任后不久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近卫在左思右想之后，终于屈从陆军的要求，批准派兵。甚至中止了有望实现停战的陶德曼和谈，还断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近卫曾经向天皇自嘲，把被军部官僚拖着走的自己形容为“一无所知的时装模特儿”。
近卫不仅没能控制军部官僚，反而给军部力图建立的国家总体战体制提供了法律依据。这就是1938年4月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其内容是在“战时”和“相当于战争的事变”等紧急情况下，给予政府在国民统制方面的自由权。
1939年（昭和14年）1月，近卫在外交、内政两方面都束手无策，只能内阁总辞职。支持过他的西园寺公望曾私下偷偷地说：“近卫当上总理之后，搞了什么政治，连我自己也不清楚。”
1940年7月起步的第二届近卫内阁的课题依然是如何解决日中战争。他任命松冈洋右为外相，打算在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基础上加入苏联构筑“四国协商”，逼迫美国坐到谈判桌边。但是，这一构想却以德苏开战而破灭。
在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问题上，近卫也根本没考虑到美国会以禁运石油等对抗。他更换了松冈，组织了第三届内阁，希望通过与罗斯福总统的直接谈判实现圆满解决。但是，由于没能消除与坚持在中国驻军的东条陆相的意见对峙，1941年10月，万事休矣。
内大臣木户幸一忠告近卫：“让（决策开战的）9月6日的御前会议决定成立生效的不正是你吗？你丢下这个决定不管，而自己却辞职，太不负责任了。”但是，近卫仍然又一次地抛出了政权，撒手而去。
近卫也曾想过压制军部和官僚组织，并集结可以与其对抗的政治力量。他担任党领袖的“一国一党”的新党组织把纳粹当做榜样。虽然，后来发展成大政翼赞会，但是，由于此举被批判为恢复篡夺天皇地位的“幕府”，又有传言要暗杀近卫，他也就此退缩了。
就这样，近卫的尝试一次次失败，日本一步步地走向对美国的战争。
■ 广田、松冈、杉山、永野、小矶：领导层接二连三的错误判断
日中战争期间，近卫的陪跑者就是广田弘毅。广田在陆军推进华北分离工作时期的斋藤实、冈田启介内阁中担任外相。他与外务次官重光葵等人一道提出了“停止排日、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的广田三原则等。广田外交意味着与英美的协调外交出现转折。
[※插图]南次郎朝鲜总督、陆军大将。东京审判判处无期徒刑。
历任朝鲜军总司令(1929年)，若内阁陆军大臣(1931年4月)，最高军事参议官(1931年)，关东军总司令(1934年)，朝鲜总督(1936年)，枢密院顾问官(1942年)，大日本政治会总裁(1945年)
等。
[※插图]木村兵太郎陆军省次官、缅甸派遣军司令、陆军大将。东京审判判处死刑。
历任关东军参谋长(1940年)，近卫内阁及东条内阁之陆军次官(1941年)，最高军事参议官(1943年)，缅甸日军总司令(1944年)等。
[※插图]荒木贞夫陆军大臣、陆军大将。东京审判判处无期徒刑。
历任陆军教育总监部总务局局长(1931年)，犬养内阁及斋藤内阁陆军大臣(1931年12月)，最高军事参议官(1934年)，内阁对华顾问委员会顾问官(1937年)，近卫内阁及平沼内阁文部大臣(1938年5月)，内阁顾问官(1940年)等。
[※插图]畑俊六陆军大臣、元帅。东京审判判处无期徒刑。
历任第十四师团师团长（1933年），台湾军司令（1936年8月）。教育总监（1937年），华中日军司令（1938年，指挥武汉方面作战），侵华日军总司令（1941年）等。
“二二六事件”后，近卫推辞了众人上奏天皇让其出任首相的推举，而代替近卫担任首相的广田，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的制度，决定首次提议出兵东南亚的国策，缔结了《日德防共协定》等，推行了亲军部的政策。
松冈外交不断追求的是近卫的所谓“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的国际秩序观。缔结了三国同盟之后，松冈立即飞往莫斯科，于1941年（昭和16年）4月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
为了与美英对抗，松冈想到的联手对象是希特勒和斯大林。可是，两个月后，德苏进入战争状态，松冈独到的势力圈外交也瓦解了。不仅如此，他还提出北进论，困扰了军部，又搅乱了近卫推进的日美和谈。
杉山元“卢沟桥事变”时是陆相，向近卫要求派兵三个师团。“膺惩暴支”声明就是杉山准备的。在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时，担任参谋总长的杉山胁迫近卫说“这种程度的进驻反而会封杀英美的策动”。在随后的对英美的战争中，杉山又确定了参谋本部的强硬主战论。
在日美开战以前，海军的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被美军舰队会横渡太平洋进攻日本的幻觉所迷惑，断言说“到了这一步，就只有战争了”。永野表示“现在还有胜算，随着时间的流逝就越来越难”，主张应该由日本先下手打出去，把海军引向开战。
东条内阁再次研究“开战”国策时，焦点之一就是“如何对付”被认为是亲避战派的海相嶋田繁太郎。1941年10月30日，嶋田不顾次官泽本赖雄等人的反对，表明了“此刻，决意战
争”的态度。但是，在11月1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嶋田却吐露道“没有自信，没有妙案，没有外交谈判的希望。不得已而为之”。正如他所说，这的确是毫无战略的开战决定。嶋田被称为“东条的副官”，一直辅佐东条体制，东条兼任参谋总长之后，他就听命就任了军令部总长。
东条的接班人小矶国昭出身于陆军，在担任军务局局长时期，密切参与了“满洲事变”。1944年7月，在塞班岛陷落后立刻就任首相的小矶得知日本处于劣势，铁和石油等国力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虽然尝试着开始和平谈判，但也以失败告终。在战局更加趋于恶化的情况下，还高喊“一亿总武装”的口号，提议全体国民参拜伊势神宫，祈求必胜等，无谓地继续了战争。
军令部总长及川古志郎在小矶内阁时期对开始敢死队“特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第二和第三届近卫内阁中，及川作为海相一直参与了日德意三国同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表明对美开战决心的《帝国国策执行要领》等导致日美开战的一系列进程。
铃木内阁于1945年6月确定了本土决战的方针，参与这一决策的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是在日中战争开始初期提倡积极论调的陆军次官；陆相阿南惟几在担任陆军次官时参与缔结了日德意三国同盟。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则是在马里亚纳海战、台湾海面空战、莱特岛海战屡战屡败后下令进行大和舰敢死队“特攻”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梅津说过“无条件投降是对不起英灵”，陆相阿南也主张“一亿人‘玉碎’，死里求生”，顽固坚持本土决战。梅津、阿南、丰田一直到最后都抵制接受《波茨坦宣言》。
[※插图]山本五十六联合舰队总司令、海军大将。
历任驻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1925年），航空部部长（1935年），海军联合舰队兼第一舰队司令（1939年）等。1941年1月7日，山本写信给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正式提出了偷袭珍珠港的设想，随后秘密制定“Z”作战方案。1941年12月7日凌晨，率联合舰队偷袭美国的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1943年4月18日，座机被美军战斗机击落，头部中弹死亡。
[※插图]西园寺公望元老、昭和天皇的资深顾问。
历任驻德国兼驻比利时特命全权公使（1887年），枢密院顾问官、第二次伊藤内阁文部大臣（1894年），第三次伊藤内阁文部大臣（1898年），立宪政友会总裁（1903年），首相（第一次内阁，1906年），首相（第二次内阁，1911年），巴黎和会日本全权委员（1919年）等。1940年死亡。
[※插图]牧野伸显内大臣。
大久保利通（“明治维新三杰”之一）之子，历任外务大臣、内大臣等。在１９３６年的“二二六事件”中侥幸躲过子弹。
[※插图]阿部信行首相、陆军大将。
历任第四师团师团长（1930年），台湾军司令（1932年），朝鲜总督（1944年）等。1953年死亡。
■ 失控的军部官僚也负有责任：介入政治，扭曲国策
“石原模式”
昭和战争的沉重责任不仅在于高层的政治、军事领导。辅佐这些高层的众多参谋和官僚的“失控”与“误断”也给日本的政策方向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本来，参谋只是负责起草文件，并没有命令权。但是，说起随心所欲地摆弄指挥官、独断专行地推进作战的参谋之始祖，就是石原莞尔（关东军参谋）。1931年（昭和6年）发生“满洲事变”时，石原只不过是一名中佐，可是就连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都对石原唯命是从。
在获取了中国权益这一既成事实面前，若槻礼次郎内阁事后批准了派兵。石原不仅为对外侵略奠定了重要的基石，还确立了幕僚掌握国家权力以实现国策的“石原模式”。这一模式被关东军参谋武藤章和田中新一等人所因袭继承。
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是石原的伙伴。他还与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紧密联合，最后建立了“满洲国”。虽然石原、板垣、土肥原等人是反叛者，却被誉为“英雄”。板垣和土肥原还进行了华北分离工作，开展了阴谋活动。板垣更作为平沼内阁的陆相推动缔结了日德意三国同盟。
暗中活动
陆军省军务局的中佐铃木贞一在以石原莞尔、东条英机等幕僚组成的“木曜会”会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他从陆军调任内阁调查官之后，经过兴亚院政务部长，就任企画院总裁。超越了军人的范围，铃木一直参与介入了政治、经济等整体国策。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对于关系到战争展望的物资国力判断，铃木通过拼凑数字，把讨论引向决定开战。
致力于改造国家的一部分革新派军官结成了“樱会”。作为领导人的桥本欣五郎中佐与国家主义者大川周明等人合谋，策划发动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等政变。桥本的失控一直持续到日中战争，作为野战重炮兵第十三联队长，引发了炮击英国舰艇“瓢虫”号事件。
在一赌国家命运的日美战争开战前，担任陆军省军务局长的是武藤章，而海军省的军务局长是冈敬纯。军务局长既是制定国策的中枢，同时还参与首相和阁僚的人选推举。武藤迫使陆相畑俊六辞职，搞垮海军出身的米内内阁等，耍尽花招开展了政治工作。在接替米内的第二届近卫内阁，又促使决定了明确提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和构筑国防国家体制的《基本国策要纲》。
武藤的后任佐藤贤了是东条的亲信，他与陆军次官木村兵太郎、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真田穰一郎等人是支撑东条体制的中心成员。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时，武藤动手殴打了反对东条意见的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在莱特岛决战之际，又主张“联合舰队的拼死决战，一定要以死为今后的战争指挥添彩”，推动了毫无胜算的战役。
隐瞒事实
海军内部主张推进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冈敬纯于1940年10月当上了军务局局长后，海军的对美强硬论就更高涨了。冈为了建立强于陆军的政策指导体制，新增辟了军务局第二课，并提拔“喜好政治”的石川信吾大佐担任这一重任。
石川与军务局第一课课长高田利种和作战课课长富冈定俊等人一起对在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决策高层施加压力，力主日美开战。当时，中将井上成美说过“好像是石川大佐在牵动海军”，开战后，石川本人也声称“把日本带向战争的就是我”。
[※插图]野村吉三郎驻美国大使、海军大将。
历任驻美大使馆武官（1914年），
新编第三舰队司令（1932年）， 阿部内阁外务大臣（1939年），驻美大使（1940年）等。
[※插图]大川周明民族主义活动家。由于精神病在东京审判中免审。
日本法西斯文人中最狂妄的宣传家和煽动家。1925年起从事写作及讲演，鼓吹大日本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之类的法西斯学说，并组织“老壮会”、“犹存社”等法西斯型的神秘团体。曾任南满铁路东亚研究所所长(1926年)，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一贯鼓吹侵略战争。
日美开战前，军令部一直主张确保东南亚资源以预备长期作战的正规战略，但是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山本五十六却坚持要突袭珍珠港。联合舰队参谋黑岛龟人大佐说服了军令部而发动的珍珠港攻击，招致了美国毫不手软的总反攻。山本死后，黑岛就任军令部第二部长，也感到凭借正面攻击无法取胜，于是着手开发“特攻”武器。
在中途岛败北的海军作战部长福留繁因
“损失惨重”而隐瞒了事实。他当上联合舰队参谋长后依旧独断专行，对作战战略和战况一无所知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古贺峰一直好向年轻军官询问“最近，战局怎么样了？”在1944年3月的帕劳群岛空袭时，福留的机密文件经由当地的游击队被美军掌握。
中泽佑接替福留担任作战部长后，战场上的“玉碎”频频发生。由于在马里亚纳海战、莱特湾海战中接连吃了败仗，中泽终于下令“特攻”，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大西泷治郎派出了第一支部队。
田中新一大佐作为陆军省军事课长使日中战争进一步扩大。他就任作战部长后，1941年6月德苏一开战，就加紧进行对苏联的作战准备，动员70万兵力实施了关东军特种演习。同时，还推进向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进驻。陆军的一大特点就是有许多幕僚面临危机却高声叫嚷积极论调，而田中就是其中之一。
鲁莽地高喊强硬论的军人还有第十五军司令牟田口廉也。他也是东条一手培养的忠实部下，指挥了英帕尔战役，造成72500名士兵死伤。
“亲德”的陷阱
另一方面，驻德国大使大岛浩是陆军出身，他的亲德态度也异乎寻常。在他做大使馆武官的1936年，就背着外务省私下和里宾特洛甫开始交涉，并缔结了《日德防共协定》。在日美开战前后，他不仅错误估计了德苏战争的前景，不断发送盲目相信德国定能胜利的情报。
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是外务省革新派的带头人，对年轻官僚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宣称“日德意苏这四个大国应该立即团结起来，与维持现状派国家获得对等的地位”，积极主张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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