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有人作过和平努力：木户、铃木、东乡、米内等人
　　
　　处于昭和战争时，领导政治、军事的人们当中，也有一部分人虽然在各种局势下犯了些错误必须对其结果负责，但是他们也为结束这场战争做出过和平努力。
　　昭和战争是在天皇的两次“圣断”下结束的。通过默契配合度过了这一危急时刻的就是以内大臣木户幸一和首相铃木贯太郎、外相东乡茂德、海相米内光政等为核心的和平派。
　　作为天皇身边最可信赖的腹心，木户是第二届近卫内阁之后选任首相的实际负责人。近卫文麿内阁总辞职后，他反对皇族内阁，力推对美强硬派的陆相东条英机担任首相。这是因为木户估计如果起用自封为忠臣的东条，有可能回避战争。可是，他的打算落空了。
　　木户对这一错误估计应负重要责任。他还一直不轻易赞同冈田启介和若槻礼次郎两位前首相发起的打倒东条内阁的运动。
　　持这种态度的木户总算开始停战工作是在1945年（昭和20年）6月8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之后。此时木户的想法终于转向“当机会到来之际，内大臣、外相必须负全责，而必须请求天皇下圣断以了结局势”。
　　木户用了一夜时间整理出委托苏联进行和平调停的《收拾时局试行方案》，并征得了天皇的同意。选定前首相近卫文麿担任前往苏联的特使。
　　近卫在日美开战以后转变为和平派。1945年2月，举出了“红色革命”（共产革命）的危险，首次向天皇进言尽早结束战争的就是近卫。
　　1945年4月，就任首相的铃木虽然一方面希望结束战争，但同时也和陆相阿南惟几一样，持有“本土决战一击媾和论”。他逐渐倾向于尽早结束战争，但始终没有真正表态。为此，东乡和米内经常疑神疑鬼，最终未能结成牢固的和平同盟。
　　
　　迫于军部的压力，铃木对《波茨坦宣言》“默杀”，这也是他的一大失策。但是，如果没有铃木老练的判断，恐怕也难以“圣断”来实现停战。
　　作为外相反对开战的东乡在1942年（昭和17年）元旦给外务省工作人员训示时说“即使抛下其他工作不管，也希望大家尽力于此项（停战）的研究和准备”。 他参加铃木内阁的条件也是要早期实现和平。
　　
　　虽然试图让苏联担任和平调解员而出了洋相，但是据说这也是打算通过与苏联的谈判破裂来压制军部力量的谋略。
　　
　　很早就向天皇周围的亲信集团进言和平的是原外相币原喜重郎和原驻英大使吉田茂。海军内部，高木惣吉少将也在次官井上成美的指示下秘密地着手研究如何结束战争。
　　米内自从上海事变后转为强硬态度，还向陆相杉山建议攻取南京。米内也应对扩大了日中战争而负责。
　　曾经担任过首相的米内虽然具有宽广的视野，但是少言寡语，也缺乏政治实力。高木的行动与情报强有力地支持了探求和平之路的米内。不过，针对美军投下原子弹和苏联参战，米内所谓“话虽难听，但这是天佑”的发言实在是不谨慎。
　　重臣们总体来讲迟迟不敢采取行动。这全是因为惧怕恐怖活动和政变。
　　
　　
　　■　美、苏的“战争责任”
　　
　　至今很少有人讨论围绕昭和战争的美国和苏联的“战争责任”。
　　美国于1945年（昭和20年）3月大规模空袭东京，炸死了约8��8万平民，还用燃烧弹在日本各地狂轰滥炸。更甚的是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广岛的死亡人数约为14万人，长崎也约有7��4万人丧生。
　　美军对使用轰炸机B-29把日本的城市烧光需要多少颗燃烧弹作了周密的研究。杜鲁门总统也考虑过把原子弹的目标仅限定于军事设施和士兵。但是，实际却完全相反，甚至没有事先发出警告。
　　日本显然已经完全丧失了进攻能力，尽管如此，是否还需要燃烧弹的轰炸和原子弹呢？盟军总司令部（GHQ）成员的海伦·梅耶斯在著作中批评，美国当局是根据日本人“是世界上最极端的军国主义者”这一被夸大的形象而制定政策的。
　　指挥了东京大空袭的美军司令柯蒂斯·鲁梅战后说：“如果是我们输了这场战争，那我就会被作为战争罪犯而受到审判。庆幸的是我属于胜利的一方。”
　　
　　另一方面，苏联于1945年8月8日宣布参战，从美国向长崎投下原子弹的8月9日开始对满洲的关东军发起进攻。日苏中立条约的期限是1946年4月，当时依然有效，因此这是明显的违反条约。
　　日本在8月14日通告同盟国接受《波茨坦宣言》。但是，苏联仍然不断进军，不仅对日军，而且对日本的侨民和中国人极尽暴虐之行。
　　
　　虽然苏联军队在美国的反对之下，放弃了占领北海道，但是，尽管日本于9月2日签署了投降文件，苏联还是在8月28日到9月5日的这几天时间里占领了择捉、国后、色丹、齿舞的整个北方领土。斯大林在放弃了北海道之后的8月23日指示将日本的俘虏送往西伯利亚。被扣留的日本军人、一般平民约57��5万人在恶劣的环境下被强制劳动，有5��5万人丧生。
　　
　　
　　■　检证：与“东京审判”保持距离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对东条英机等25名被告作出了判决。《读卖新闻》的“检证战争责任”跟“东京审判”保持距离，对领导人的责任作了实事求是的检证，最终报告中列举出的“责任重大”者，与那些甲级战犯相比较，既有重合，也有不同。
　　首先，近卫文麿（首相）、杉山元（参谋总长）、阿南惟几（陆相）都选择了自决的道路，没有登上东京审判的被告台。松冈洋右（外相）、永野修身（军令部总长）两人也在审判期间病死，因此没有判决。
　　另外，发起“满洲事变”的参谋石原莞尔和推动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海军的石川信吾，以及主张对美开战的参谋本部的田中新一等幕僚，虽然可以说负有重大责任，但是根本未被作为东京审判的被告。不过，本书中列举的幕僚和官僚们只是所谓的代表，还有其他人也负有同样责任。
　　由于本书的检证工作与倾向于开战责任的东京审判有所不同，也同样着重于“持续战争的责任”，所以突出了及川古志郎、丰田副武这两名军令部总长。关于在东京审判中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小矶国昭（首相）、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本书也认为“责任重大”，这是因为着重考虑到他们主张本土决战等的后果。
　　相反，东条一派的陆军次官木村兵太郎（东京审判中被处以绞刑）和南京事件的松井石根陆军大将（同样被处以绞刑）等虽然有责任，但是他们在领导战争方面的作用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