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章  日中战争

　　
　　
　　■　面临三种“外部压力”
　　
　　“满洲事变”发生于1931年（昭和6年）。那场大战从日中战争起逐渐发展成太平洋战争，而究其根源，我们归结为日本陆军向国际秩序挑战的，企图占领满洲的“满洲事变”。
　　日俄战争（1904－1905年）的胜利，使日本得到机会在满洲建立了自己的据点。日本获得了由俄国所租借的辽东半岛的关东州，以及长春与旅顺之间的南满洲铁路（满铁）的权益后，为守备而派遣军队。陆军在派驻部队之初就有一个愿望，即希望扩大权益，可能的话，则希望经营整个满洲。
　　现在我们暂且将历史的时钟倒回到明治时期。在1906年（明治39年）召开的“关于满洲问题的协商会议”上，时任陆军参谋总长的儿玉源太郎提出:“可否在满洲新设一个官署（官厅），把权柄委交一人统管一切事务”。主持会议的元老伊藤博文对此予以回击、告诫:“满洲绝非我国领土，纯粹清国的领土。”
　　
　　然而，儿玉的发言却意义重大。陆军统治满洲的欲望不断膨胀，代代相传，进入昭和年代（1926年起）后终于付诸实行。
　　那么，陆军为什么想要得到满洲这块土地呢？
　　昭和史研究专家高桥正卫在《昭和时期的军阀》（讲谈社学术文库）中这样写道:“日本陆军发展基础的日俄战争是在满洲的土地上日军官兵浴血奋战而获胜的。出于这一事实……军人中存在着满洲与日本的一体感（日后的日满一体论）。”
　　
　　这种指向满洲的认识，在政策上被称为“满蒙问题”，并逐渐成为“始终不会改变的、陆军传统的最高基本政策”。
　　我们还有必要考察一下当时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高潮时期的1915年，日本为了扩大在中国的权益，强硬地提出了“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中国视此为“国辱”，一时间，民族主义高涨，恢复主权和排日运动蓬勃发展。辛亥革命领导人孙中山的接班人蒋介石以统一全国为目标，开始“北伐”，其态势对满蒙地区构成了威胁。
　　
　　同时，俄国革命的成功也不能忽视。陆军痛感为了国家的总体战略，需要获得满洲的铁、煤炭等资源，为了与“假想敌”苏联的战争，也急需确保满洲。当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对日本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倡议，成立了“国际联盟”，东亚地区也加快了建立国际秩序（华盛顿体系）的步伐。特别是在九国条约，承诺了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综上所述，当时的“日本面临着来自外部的三种压力”。（升味准之辅《昭和天皇及其时代》，山川出版社）第一种外部压力是英、美等发达帝国主义国家主宰的“华盛顿体系”的束缚；第二种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第三种则是苏联和共产主义。
　　1923年（大正12年），日本在“帝国国防方针”中，已经将美国视为陆军和海军共同的最大假想敌。而美国则于1924年通过了排日移民法。
　　再回过头来看日本国内，由于“昭和恐慌”，农村经济严重凋敝，佃耕纠纷和劳资纠纷频频发生。马克思主义盛行，国家改造运动也蓬勃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满洲渐渐被视为国防上和经济上的“生命线”。
　　当时，中国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日本为了维护其在满蒙的权益，采取了支持北方军阀张作霖的政策。田中义一内阁为了阻止征讨军阀的北伐和保护日本侨民，出兵山东两次（1927年-1928年）。在第一次出兵之后，召开了以研究对华政策为目的的“东方会议”。现在来看一看此次会议的情况。
　　与会者包括: 来自外务省的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来自陆军的次官畑英太郎和参谋次长南次郎、军务局局长阿部信行、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来自海军的军令部次长野村吉三郎等人。主导此次会议的正是外务政务次官森恪。他对会议作出了以下的总结：
　　
　　“诚如（提倡与英美协调路线的）币原（喜重郎）君（外相）所说的那样，满洲的主权属于支那，但是，它不仅仅为支那所有，日本也拥有权利参与……因为满洲是国防的最前线，所以日本要保卫它。”在会议上，森恪要向国际联盟及“非战公约”、“九国条约”发起挑战。
　　
　　驻扎在满洲的关东军也响应“东方会议”的精神，发表了“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核心内容为:“建立统治满洲东三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热河地区的亲日政权，可以任命军阀首领张作霖为其首脑。如果他拒绝的话，不惜使用武力也要确立日本对满蒙的独占性支配权。”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炸死张作霖事件（1928年6月4日）。在事件发生的两个月以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曾给他在陆军大阪幼年学校时期的学弟矶谷廉介写过一封信，信上说:“即使死上一两个张作霖又有何妨。切勿失此良机，我务必动手。”这事件便成了“满洲事变”的先行示范。
　　
　　
　　
　　[※插图]张作霖被炸现场（奉天郊外）。
　　
　　
　　张作霖死后，其长子张学良声明加入国民政府，开始推行排日政策。而由日本侨民组成的满洲青年同盟对张学良的这一挑战反应强烈，提出了“满蒙独立论”。以后日本侨民的举动成了促使日本在各种局面下采取武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作为东方会议的副产品，有一篇被称为“田中奏折”的文件。当时，在中国的报纸上登载后，掀起了一波反日浪潮。此文件被指为田中义一首相上奏天皇对满蒙实施积极政策的奏文，战后，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曾被作为证明日本侵略的证据而提出。然而，这是个纯属伪造的文件。
　　
　　
　　■　以“满洲事变”为出发点
　　
　　是陆军一手制造了“满洲事变”。挑头的是一批陆军大学毕业的少壮派“优秀”军官，当时担任“参谋”。而高级干部们则默许了他们的“下克上”和“干预政治”。让我们来追溯一下在各种决策场合发挥作用的这些 “军事官僚” 骨干的所作所为。
　　1928年（昭和3年）3月1日，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军官组织的研究会“木曜会”举行了第五次聚会。该会以铃木贞一为中心，成员包括永田铁山、冈村宁次、东条英机、石原莞尔和根本博等人。
　　聚会中，在根本博作完报告并进行了讨论之后，当时为陆军省中佐的东条总结道:“为了帝国自己的生存，需要在满蒙确立完整的政治性权力”。当有人问“所谓完整的政治性权力是指‘攫取’吗？”东条回答“是”。
　　
　　“为了日本民族的生存，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必须确保满蒙。而这与苏联的南下政策相抵触，可能会引发日苏之间的战争。届时，要把中国变成兵站，还要为与美国的战争作好准备。”
　　
　　“木曜会”的战争方针就这样定了下来。下面来看一看军阀集团的发展情况。
　　在“木曜会”之前有一个叫做“双叶会”的团体。其核心人物是陆军士官学校时同年级的永田、冈村和小畑敏四郎三人。1921年（大正10年）他们在欧洲时，对“长州派阀人事的刷新”和“面向国家总动员体制的军政改革”等问题达成了共识。这就是著名的“巴登巴登盟约”。后来，东条也加入了这个集团，中国通河本大作也是其中活跃的一员。
　　1929年5月，“双叶会”与“木曜会”合并，组成了新集团“一夕会”。武藤章、田中新一、富永恭次等新的成员加入进来。“一夕会”在第一次聚会上支持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林铣十郎三位将军，同时呼吁解决满蒙问题。那么，“一夕会”又是考虑到什么程度呢？
　　
　　虽然对柳条湖事件那样的计谋还没有一致，但是很多研究家认为，对迟早要动用武力是有一种默契的。根本博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到了昭和4年（1929年）年底，终于作出了决定,‘除了使用武力驱逐张学良外，别无他策’……都在为酝酿军内的氛围而努力”。
　　
　　
　　
　　[※插图]“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装甲车行进在沈阳城最繁华的大街上。（新华社稿）
　　
　　
　　“满洲事变”的主谋石原在1928年1月的“木曜会”聚会上，阐述了“世界最终战争论”。同年10月，石原留下“我在任期间，一定让诸位看到我将满洲全部拿下”的豪言壮语后，前往满洲担任关东军作战参谋。
　　
　　陆军中枢又如何呢？1931年6月制订的“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是一个重要说明。
　　制订大纲的成员有: 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和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课长山胁正隆、欧美课课长渡久雄、支那课课长重藤千秋共计五课课长。大纲的主旨如下:
　　
　　“与外务省联手，缓和张学良政权的排日政策，同时，让关东军慎重从事。但是，如果经过这样的努力，仍看到排日行动在发展的话，最终可能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
　　
　　在大纲出笼之前所归纳的“形势判断”中还有这样的表述:“满洲不可不处理，政府若不遵从军方的意见，就要下决心坚决地进行处置。”
　　
　　插入这段话的是第二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他是“满洲事变”前发生的未遂武装政变“三月事件”等的主谋。
　　陆军大臣南次郎对这一事件采取容忍的态度，他于8月4日发表训话，暗示了在满洲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陆军对此所表示的见解，反映了陆军内部的振奋情绪。“军人既然担负着军事政务这种政治，本来就负有应该干预政治的责任”“不应该受政治家世俗言论的蛊惑而扭曲了自己的信念”。
　　此后不久，“满洲事变”就发生了。当时“一夕会”成员的名单如图表所示。其中永田、冈村、板垣、土肥原同为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的学员。没有指挥过日清、日俄战争实战的这一代军官承担起了指挥新战争的重任。
　　
　　
　　■　石原、板垣是主谋
　　
　　“世界终将归于一个统一的体系。而其中心将通过作为西洋代表的美国与作为东洋选手的日本之间的霸权争夺战决定。我国应该迅速地获得作为东洋选手的资格。”
　　
　　这就是研究拿破仑并信仰日莲宗的石原莞尔的大脑和思想体系所产生的《世界最终战争论》。正是这一带有预言性质的主张，成了驱使日本向中国大陆发动战争的论据之一。
　　
　　
　　
　　[※插图]在零下40摄氏度的“满洲国”，日本士兵举枪向遥远的东京皇宫敬礼遥拜。
　　
　　
　　怎样才能“获得选手权”呢？这取决于满蒙问题的解决。这种解决需要将满蒙“变成我国的领土”，石原认为，“从历史上看，满蒙应该属于日本民族，而不是汉民族”，这就使占领变成了正当合理的行为。
　　1929年（昭和4年）7月，关东军参谋石原在赴北满的参谋旅行中，向幕僚们发表了以上的战争史观。当时为高级参谋的板垣征四郎对其言论大为赞叹，连夜将讲话内容总结归纳到了笔记本上。石原还命令一名参谋对占领统治进行研究。1930年12月，石原看到了研究报告，据说他颇有深意地透露了一句:“这太好了，只要等两年”。
　　那么，由石原、板垣主导的“满洲事变”具体是如何计划和实行的呢?
　　根据关东军参谋花谷正战后的回忆，在石原的提议下，板垣、石原和花谷三人每周都搞一两次学习会。参加学习会的还有张学良的军事顾问辅佐官今田新太郎。制造中国人炸毁铁路的假象，并以保护满铁和侨民为借口出兵，这样的事变计划在1931年春天以前就完成了。
　　石原在《满蒙问题之我见》(1931年5月)中指出:“利用计谋制造机会，由军部主导逼迫国家，未必有困难”，坚定了迫使军队中枢和政府行使实力的决心。计划在参谋中间经过了周密的充实，并得到了驻朝鲜日军参谋神田正种的配合。
　　据花谷回忆，告知此计划的程度大致为:“桥本欣五郎中佐和根本博中佐是95％，建川美次少将和重藤千秋大佐是90％，永田铁山大佐是85％，小矶国昭少将和二宫治重中将是50％”。而对“三宅（光治）参谋长以下的大部分幕僚则没有披露”。
　　按照石原等人的预定计划，将在1931年9月28日行动。但是传闻参谋总部要派建川美次少将来阻止此计划。9月15日，板垣、石原、花谷和今田等人聚集在奉天特务机关商讨对策。据说板垣提议“立起一支铅笔，如果向右倒，就中止，如果向左倒，就行动”。结果铅笔倒向了右边。但是，今田竟表示“我一个人来干”，结果大家都同意断然行动。来到了奉天的建川在日本酒店受到花谷的款待，而他并没有作出任何“阻止”事变的举动。
　　18日晚，今田和独立守备队的河本末守中尉等人在奉天郊外的柳条湖，将满铁的线路炸毁，开始了占领整个满蒙的侵略行动。奉天的总领事林久治郎认定此事件是关东军“有计划的行动”。对此，板垣语气粗暴地责问森岛守人领事:“显然行使了统帅权，难道总领事想要置喙和干涉统帅权吗？”同时，花谷还拔出刀威吓领事。
　　
　　
　　■　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擅自越境
　　
　　石原等人的目的是，事发后即向吉林出兵，造成兵力不足的奉天方面，则请驻朝鲜日军出兵增援，从而使事态扩大。在这种局势下，关东军司令官和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所作出的判断，受到了后世的追究。这里提到的两个司令官，一个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另一个是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
　　20日，本庄拒绝了幕僚们以吉林的局势不稳定为理由而提出的单独派兵要求。关东军的任务被规定为对以旅顺和大连为中心的关东州以及满铁沿线附属地区进行警戒，吉林不属于关东军的管辖范围。然而，本庄最后还是被板垣说服了。
　　在第二师团主力向吉林进发后，21日，林铣十郎接受了神田正种参谋增援关东军的主张，擅自将军队越境派往满洲。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在《“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中写道:“如果驻朝鲜日军不来增援，结局不过是重蹈昭和三年事变（爆炸张作霖事件）的覆辙而已，不设法将其牵扯进来，一片苦心很可能化为泡影。”
　　
　　林铣十郎被人们赞为“越境将军”，然而，对其擅自行事的称赞就是对统帅混乱的容忍。事变当中，访问奉天的外务省亚细亚局一课的守岛伍郎课长曾说:“本庄完全像被关在禁闭室里，三宅（参谋长）又没有统制部下的能力，致使板垣、石原、花谷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事变的善后处理方面，主导权也掌握在板垣、石原等幕僚的手中。9月22日，他们向军队中枢呈报了拥立清朝废帝溥仪的建议。暗地里为拥立积极活动的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曾这样告诉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满洲问题的处理能有今天的结果，全是当地驻军起了作用，今后在收拾局面上如需要拥立宣统废帝（溥仪），政府出面阻挠才是咄咄怪事……事到如今，政府的方针是不成问题的。”
　　
　　“满洲事变”给军部带来了什么呢?
　　那就是“把无视统制的独断专行推崇为忧国之士壮举的思潮”。（伊藤正德《军阀兴亡史》，光人社ＮＦ文库）这种思潮直到战争结束在各个方面对国家都有影响。
　　历史学家秦郁彦曾说:“直至日中战争为止的一系列谋略都是效法板垣和石原所为。参谋们虽然实际上负有更大的责任，但在法律上完全没有责任。”他还说:“石原、板垣、本庄、林铣十郎违反陆军刑法，理应判处死刑。”然而，等待着他们的并不是军事法庭，而是飞黄腾达和勋章。
　　
　　
　　■　软弱首相若木无力坚持不扩大政策
　　
　　对关东军发动的“满洲事变”，政府采取了什么态度呢？若槻礼次郎内阁虽然决定“不扩大事件”，但对军队的所作所为却给予了追认。原因何在？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即9月19日早晨，若槻首相从陆军大臣南次郎打来的电话得知发生了“奉天郊外的铁路爆炸事件”。于是召开了紧急内阁会议。
　　在会议上，陆军大臣南次郎指出:“为了确保悬而未决的满蒙特殊权益，政府已经到了应该下决心的时候了。”对此，币原外相反对说:“国际关系也要考虑，希望一定采取不扩大的方针，将事件控制在小范围内。”
　　
　　币原外交的基本方针是，坚持华盛顿体系，协调同英美的关系，遵守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内战的原则，同时确保日本在满蒙的权益。这一天的内阁会议决定采取不扩大的方针。若槻将此上奏天皇，天皇十分高兴，并表示“努力不使事件扩大的政府方针非常值得肯定，希望充分努力”。
　　若槻内阁是否没有辜负天皇的期待呢？
　　当日晚，若槻在首相官邸召见了元老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若槻十分为难地说:“凭我个人的力量不可能阻止军部（驻朝鲜日军出兵的行动等）。倘若天皇陛下的军队不经御准(天皇批准叫“御准”)竟擅自出兵就太不成体统了，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到底应该如何是好呢？”（《西园寺公与政局》，岩波书店）
　　
　　
　　
　　[※插图]在中国湖南常德，侵华日军正在准备攻击中国军队。（1943年12月前后拍摄）
　　
　　
　　第二届若内阁
　　
　　首相若礼次郎
　　外务币原喜重郎
　　陆军南次郎
　　海军安保清种
　　内务安达千藏
　　大藏井上准之助
　　司法渡边千冬
　　文部田中隆三
　　农林 町田忠治
　　商工樱内幸雄
　　通信小泉又次郎
　　铁道江木翼
　　原修次郎
　　拓务原修次郎
　　若槻（兼任）
　　书记官长川崎卓吉
　　法制局长官武内作平
　　斋藤隆夫
　　
　　从天皇的政治顾问的立场出发，西园寺命令原田这样向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和内大臣牧野伸显来传达:“关于未经御准而调动军队，或许陆军大臣或者参谋总长上奏时，陛下绝对不可以御准。”（同上）
　　
　　派遣驻朝鲜日军涉及经费的支出，所以需要得到内阁会议的同意。在21日的内阁会议上，“认为需要（派驻朝鲜日军增援）者除（南次郎）陆军大臣外，只有首相一个人，而其他人都认为无此必要。于是问题没有解决就散会了”。但是，当南次郎22日说出了朝鲜军自作主张越过国境的情况后，若槻竟轻描淡写地认可说:“已经派兵了，岂不是没有办法了”。
　　
　　若槻上奏的时候，天皇指示“要彻底贯彻不扩大方针”。当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奏请批准对驻朝鲜日军出兵的追认时，天皇极不高兴地斥责道:“以后要慎重行事”。
　　
　　战后，若槻辩解说:“既然已经出兵了，如果不拨给其经费，不仅南次郎（陆军大臣）和金谷（参谋总长）会很为难，而且日本侨民们也会遭殃。”（《明治·大正·昭和政界秘史──古风庵回顾录》，讲谈社学术文库）
　　
　　那么，军队将校们为什么会如此狂妄自大呢？我们不得不从对河本大作等人策划的爆炸张作霖事件（1928年）的处理中去寻找原因。
　　当时田中义一首相打算以温和的方式处理此事件，天皇对其严加训斥，而后田中内阁倒台。但是，关东军并未将事件公布于众，受到停职处分调离军职的河本，以后当上了满铁的理事。实际上对他并没有给予严厉的处分。
　　1931年3月，以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和中佐桥本欣五郎为主，国家主义者大川周明等人策划了一场企图拥立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担任首相的武装政变，后来计划败露（三月事件）。同年10月，与“满洲事变”遥相呼应，桥本和长勇少佐等“樱会”的激进派策划了一个将内阁阁僚统统杀害，建立军部独裁政权的计划，这一计划也最终败露（十月事件）。
　　上述两个计划都是很粗糙的。十月事件中的桥本和长勇等参谋本部的将校们仅仅被关了20天以内的重度禁闭，然后就派往地方了。这种处理方法使得不负责任的风气蔓延开来，也助长了军队军官们的失控行为。
　　在满洲，张学良的军队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因为提倡“攘外必先安内”（先平定“内部”的共产党军队，然后再抵御“外部”的日本军队）的蒋介石认为不可给日本行使武力制造借口。
　　1931年9月21日，中国指出日本的军事行动属于非法侵略，因此向国际联盟提出控告。可见，中国的战略是希望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
　　
　　
　　■　觊觎满洲，退出“国联”
　　
　　“满洲事变”后，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开始走上在国际社会中孤立的道路。同时，日中关系由于“停战”而进入稳定状态，但是随着军部向华北地区的扩张，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在此期间，日本外交方面是否就无策可施呢？政府和军队的领导班子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究竟有多大程度的理解呢？
　　在“满洲事变”发生仅仅半年后，溥仪任执政的“满洲国”成立了。“满洲国”由关东军驻守，日本官吏掌握了行政实权。这个傀儡国家号称是“五族（汉、满、朝鲜、蒙古、日本）协和”的理想国家，对此世界各国是如何看待的呢？
　　
　　欧美各国当初对“满洲事变”没有太大的反应。伴随着“世界大萧条”，各国都在努力恢复本国经济，也注目英国停止金本位制上。英国当初的态度是，只要本国的权益不受侵犯，就不打算积极抑制日本在满洲的行动。
　　但是，上海事变（1932年1月）后，英国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因为当时英国对华投资的将近八成都集中在上海。
　　上海事变实际上是日本公使馆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的阴谋。他在战后作证时说，他接受了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在上海起事，以此来转移各国注意力”的嘱托，自己制造了袭击日本僧侣的事件。以这一事件为契机，日本海军陆战队与中国军队发生了冲突，陆军也派出兵力，战斗规模不断扩大。
　　对“满洲事变”反应最为激烈的是美国。在满洲几乎没有任何特权的美国为什么采取了这样积极的态度呢？据评论家清泽洌分析，美国是希望自己制定的“非战公约”，换句话说是“特殊的美国式和平理想”在“满洲这一特殊地区”发挥其效力（《现代日本文明史·外交史》，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部）。
　　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目睹1931年10月到11月这段时间里关东军轰炸锦州、占领齐齐哈尔（当时黑龙江省的省会）等一次又一次的侵略行径，他断言“事实上日本政府现在是掌握在一条疯狗的手里，文官政府不可能镇住失控的陆军”。
　　1932年1月，史汀生向日中两国通告了“不承认主义”（史汀生主义）。其内容为: 不承认任何违背“非战公约”（1928年）的状态、条约、协定。国际联盟理事会对此给予支持，并要求日本履行九国条约所规定的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义务。史汀生主义此后曾被重复表明，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插图]1933年2月,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全体会议上，松冈洋右宣布日本拒绝国际劝告，不拒绝从中国东北撤兵，并宣布退出国际联盟。由于这一举动，他回日本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另一方面，国际联盟的实地调查委员会（李顿调查团）撰写了一份报告书，不承认日军的行为是自卫行为，认定“满洲国”也不是通过纯粹自发的独立运动而建立的。此报告书于1932年10月1日送达日本政府。在此之前，为了造成既成事实，日本于9月15日下决心承认“满洲国”。
　　此报告书并没有片面地对日本进行指责，也提出了在满洲建立一个广泛的自治政权的建议。也有人认为，如果犬养毅首相没有在同年的“五一五事件”中被暗杀，他的政策得以实行的话，“在报告书的基础上制订妥协方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冈崎久彦，《重光、东乡及其时代》，PHP文库）
　　
　　然而，在斋藤实内阁中，陆军大臣荒木贞夫首先指责“报告书不过是一篇旅行日志”，随后各阁僚纷纷对此报告书进行了非议。
　　6月，众议院全会一致通过了承认“满洲国”的决议。在8月的众院全体会议上，内田康哉外相针对政友会议员森恪的提问，作出了以下的回答:“举国一致，即便国土化为焦土，在贯彻此主张（承认“满洲国”）上也不能退让一步”。这就是所谓的“焦土演说”。
　　1933年2月，国际联盟大会通过了基于李顿报告书作出的劝告决议。赞成的国家有42个，而反对的国家只有日本一个。另外，暹罗（泰国）投了弃权票。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宣布退出国联，离席而去。
　　
　　出语极为荒唐的内田、上演了一幕退出国联的轻薄活剧的松冈、人云亦云随大流承认“退出最终难以避免”的西园寺公望们，这些人都没有看准国际形势的潮流，缺乏作为政治家应有的信念和“洞察力”。
　　那么，国际联盟以及各国为什么没有要求日本军队撤退呢？
　　战后，ＧＨＱ（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劳动局咨询委员会成员、日本问题专家海伦·米尔斯在其著作《新版 美国的镜子·日本》（角川学艺出版）中，对此作了大致如下的分析:
　　
　　“（大国）认为，从各自的权益出发，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对日本进行适当的压制。另一方面，可把日本当做满洲的警察，当做中国和俄国的缓冲材料使用，如果中国发生了共产主义革命，可借助日本的力量，等等。然而，他们最终没能够阻止日本的行动。”
　　
　　在国际联盟大会召开期间，关东军就开始了对毗连万里长城北侧的热河省的进攻，并越过长城一线，攻入关内（长城的内侧）。昭和天皇对热河作战持反对态度，曾向侍从武官长奈良武次等人询问“不能制止他们吗？”奈良说:“制定国策是内阁的事，不容许内阁以外的任何人指手画脚。”当时，作战曾一度被中止，但不久关东军再次翻越长城，进一步深入地攻入了河北省内。
　　山本七平在其著作中写道:“ 热河作战是（昭和史上的）一个歧路，它成为日华事变的种子，最后发展成了太平洋战争。”（《昭和天皇研究》，祥传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