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北分离工作
　　
　　1933年（昭和8年）5月，日中两国签署了《塘沽停战协定》，“满洲事变”遂告结束。借此，日本不但控制了满洲，而且将广大的万里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作为中立地带掌握在手中，对华关系进入了相对的稳定期。但是，陆军此时却开始了在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建立自治政权，将其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中分离的所谓“华北分离工作”，为日中战争开拓了道路。
　　这项工作的核心人物，是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支那驻屯军（天津军）参谋长酒井隆、武官辅佐官高桥坦。
　　1935年（昭和10年）5月，在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外出期间，酒井与高桥一起向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北平（北京）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了取缔抗日事件等要求。6月，签署了规定有蒋介石嫡系部队从河北省撤退等内容的“梅津-何应钦协定”。
　　另外，土肥原与高桥共同策划，迫使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将宋哲元的军队撤到省外，秦德纯接受了其要求，签订了“土肥原-秦德纯协定”。
　　日军为什么固执于华北分离呢？
　　当时的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桥本群大佐后来曾这样说明:“如果不把北部支那单独分离出来，无论怎么治理满洲，（中国人）仍会从相邻地区涌来，不会有效。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安全地带。”另外，关东军司令部的文书中写道: 华北的铁、煤炭、棉花等，“要通过开发这些资源，使日满和北部支那的自给自足进一步改善”。
　　
　　同年9月，刚刚被任命为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的多田骏暗示了可以动用武力来镇压妨碍华北工作的行动之可能性。10月，正在中国视察的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冈村宁次、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多田等人出席的在大连举行的会议上，一致认为“不可使支那统一”，确立了分离政策。
　　酒井在其著的书中写道:“支那是一个社会，而不是国家。或许不如说支那是个土匪的社会更为恰当。”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所提倡的正是板垣的“分治合作论”，即由日本与分立的各个地区直接合作的政治策略。
　　1935年11月，经土肥原策划，亲日政权“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政府）”在河北省东部诞生。在日本的种种压力下，国民政府于12月成立了宋哲元任负责人的“冀察（冀为河北省的简称，察为察哈尔省的简称）政务委员会”。
　　
　　
　　■　因西安事变而一致抗日
　　
　　1933年塘沽停战协定签署后，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下“卧薪尝胆”四个字，以示要尽可能不与日本发生事端，竭尽全力包围歼灭共产党。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是这样说的:
　　
　　“当初蒋介石认为，在占领一定时期后，通过交涉日本会从东北撤兵。而且因为中国的军事力量不够强大，所以希望通过国际社会的干涉使问题得到解决。”
　　
　　然而，日本陆军反而开始了华北工作。日方看来是犯了一个错误: 把蒋介石“与其他军阀头子同样看待”。（中国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历史研究室主任贺新城）日本强硬的政治、军事工作使蒋介石走向了抗日。
　　蒋介石最后是什么时候下决心与日本一决雌雄的呢？
　　徐教授认为，是“1935年前后”。1935年（昭和10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届党代会上说:“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华北对中华文明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不能容忍他人侵占。蒋介石用“最后关头（生死关头）”一词表达了这种含义。
　　
　　
　　
　　[※插图]在中国湖北境内打败国民党军队后，侵华日军继续前进。（1943年3月前后拍摄）
　　
　　
　　1935年12月9日，学生们在北平（北京）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日运动随后从一个城市扩展到另一个城市，共产党也于1935年8月1日在巴黎的《救国报》上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另外，还发生了一件促使蒋介石下决心与日本进行全面军事对抗的事件，这就是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
　　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扣押了来到西安的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因为张学良对不积极抗日反而竭力攻打共产党的蒋介石已经越来越不信任。1936年中期，共产党的方针也大大转变，从以前的“反蒋抗日”转换成了“逼蒋抗日”（迫使蒋介石抗日）。
　　蒋介石与张学良和共产党的周恩来举行会谈，接受了张学良“举国抗日”的要求，大约在两周后，平安返回南京。国民政府得以避免分裂，对蒋介石的向心力有所提高，中国的民族主义因此事件而迎来了一个高潮。
　　对此事件，日方的反应非常迟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指出:“日本把共产党视为不过是各种五花八门的势力中的一个。日本几乎对所有的军阀都派了（军事）顾问，而对共产党却没有派。”副所长王建朗也指出:“经过国民革命，在民众中国家主权独立的明确概念已逐渐深入。”
　　
　　日本陆军中枢和驻屯中国当地的日军领导人被军阀时代的思维方式所束缚，对中国这股民族主义浪潮，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理解。
　　
　　
　　■　广田脱离亲英美路线
　　
　　在日中战争爆发以前的动荡期内，广田弘毅作为外相、首相，长期执掌着外交的轮舵。广田外交是否没有错误呢？
　　塘沽停战协定签署后，1933年（昭和8年）9月，广田作为内田康哉的后任就任外相职务。当时，外务次官是重光葵，欧美局局长是东乡茂德。广田提倡国际协调，促进了日中关系的改善。但是1934年4月，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的“天羽声明”又重新引起了事端。
　　
　　“为了维护东亚的和平和秩序，日本当然会单独行动。中国如果使出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的有违东亚和平的手段，日本必须给予打击。”
　　
　　这可以说是“亚洲版门罗主义”，世界各国将其看成是主张国际协调和亲英美主义的币原外交的方向转换。
　　1935年（昭和10年）1月，广田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阐述了日中亲善论，声明“我在任期间，战争绝不会发生”。5月，他把驻华公使升级为大使。
　　同年9月，来日的英国特使就日中配合进行中国通货制度改革一事探询广田的意向，但广田面呈难色，结果丧失了日英中合作的可能性。这一年，大力开展华北工作的日本军部对英国主导的通货改革也表示了反对。
　　10月，日方向中国国民政府提出了“取缔排日活动”“事实上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等内容的“广田三原则”，然而这并没有带来日中关系的改善。
　　广田外交同提倡与英美协调的币原外交是否存在着共同之处呢？据研究日本政治外交史的北冈伸一介绍，广田的所谓“和谐外交”“缺少实质性内容”，广田大多采取“拒绝欧美参与的态度”，说起与币原外交的相似性，币原本人则说是“似是而非”。（《从政党到军部》，中央公论新社）
　　
　　
　　■　恢复现役武官制等三大失策
　　
　　“二二六事件”（1936年）后，元老西园寺公望上奏天皇推荐近卫文麿为冈田首相的继任人，但近卫拜辞了。代之而被推荐的就是广田。负责游说广田的，是近卫和西园寺的秘书原田熊雄以及吉田茂。
　　
　　然而，广田的组阁由于陆军省军事课课员武藤章等人的干涉而遇到困难。广田希望的“外相吉田茂”也因为他是自由主义者牧野伸显的女婿而被阻止。战后当上首相的吉田后来深有感触地说，这是“命运的岔路口”。
　　广田首相的失策之一，是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1936年5月）限定军部大臣必须由现役军官担任，这一规定意味着，如果军部决定不推举出大臣，就随时都可以搞垮内阁。从实际情况来看，宇垣一成大将曾作为广田的继任人受命组阁，但是因为石原莞尔等幕僚们的反对，陆军方面没有推举出陆军大臣，最后不得不放弃组阁。“如果当时宇垣内阁成立，日中战争或许能够避免”，这种历史上的假设后来不断被人们重复提出。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1936年8月，由广田首相、有田八郎外相、寺内寿一陆军大臣、永野修身海军大臣、马场鍈一大藏大臣在五大臣会议上所决定的“国策基准”。会议指出“要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要向南方海洋进军”，进军南方首次被作为国策提了出来。
　　
　　另外，需要特别记述的是日本向德国的一边倒。1933年1月，德国的希特勒政权成立。苏联的斯大林把共产主义国际（共产国际）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这种形势下，广田内阁缔结了日德防共协定。（1936年11月）是驻德国大使馆武官大岛浩（陆军少将）单独行动，与纳粹德国的外交负责人里宾特洛甫进行交涉，一手促成了此协定。显然军部已经开始插手外交事务了。
　　
　　
　　
　　[※插图]日军士兵正在检查轰炸机装载的炸弹。炸弹上写着“送给蒋介石”、“每一弹必中”等字样。（1944年7月前后拍摄）
　　
　　
　　战后，在吉田要求外务省研究“日本外交的过失”的文书中，对缔结防共协定曾作了这样的分析:“除满足了日本希望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的感情外，没有带来任何利益。”（小仓和夫，《吉田茂自问》，藤原书店）
　　
　　宇垣内阁流产后，林铣十郎内阁诞生（1937年2月），石原莞尔如愿以偿。至此，日本外交迎来了一个转机。西安事变后，日本国内也开始出现了调整对华政策的机会。亲英美派的佐藤尚武就任外相，他试图纠正以前那种挑衅性、谋略性的华北分离工作。然而，林铣十郎内阁解散众议院的强硬做法引起了各政党的反抗，结果短短四个月就倒台了。
　　时间到了1937年的日中战争前夜。那么，有没有办法不走上那条道路呢？——研究日本近代史的臼井胜美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我认为‘有’。办法就是，继承佐藤外相的革新对华外交的路线。”（《新版日中战争》，中公新书）
　　
　　但是，在下一届的近卫内阁中，广田再次就任外相，“广田外交”复活。在广田外相领导下，担任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的石射猪太郎这样评价广田:“他是真心实意的和平主义者，是国际协调主义者，我对此毫不怀疑，但他却是一个无力抵抗军部和右翼势力的人。”（《外交官生涯》，中公文库）
　　
　　
　　■　因日清战争而骄傲自满，低估了中国的力量
　　
　　“支那人果然能建设近代国家吗？对此颇有怀疑，我深信，在我国维持治安之下，谋求汉民族之自然发展，方可为彼等带来幸福。”（石原莞尔，《满蒙问题之我见》）
　　
　　“满洲事变”的主谋、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当时就是持这样的中国人观。他认为对满蒙人来说，被日本占领反而会更幸福。
　　
　　然而，本来对日本而言中国是文明国家，是自己的榜样。这样的中国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败给了西洋，日本因此而受到极大冲击，从此将学习的榜样改换成西洋。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就是最好的例证。
　　日清战争（1894年─1895年）的胜利更使日本认定中国是没落的大国。政治家尾崎行雄曾认为：“（日本人）摒弃了过去的自卑心理，陡然间傲慢起来，以前引以为师的中国、朝鲜，现在均已不放在眼中，还对其国民用起蔑称来。”
　　
　　那么，中国问题观察家表现如何呢？
　　例如，对孙文等人的辛亥革命持赞同观点的陆军“支那通”的代表人物佐佐木到一。据防卫大学教授户部良一介绍，佐佐木等人“期待着通过革命中国如果统一，与日本之间可以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而这只是日方“一相情愿”，最后则把反日当成“背叛”看待。
　　那么，外务省又是如何呢？“从事与支那有关的工作是偏僻小道，阳关大道历来就是到伦敦、巴黎、柏林或者华盛顿、纽约赴任”（吉田茂，《回顾十年》，中公文库），到中国赴任则意味着走“偏僻小道”。
　　
　　支那通之一、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在日中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8月1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日本在其藐视的支那遇到了不易击败的对手……因为一直视为狗的支那突然变成了狼。”（《石射猪太郎日记》）日本就是这样错误地看待“满洲事变”后的中国的国力变化。
　　
　　
　　■　“二二六事件”后未能违抗军方
　　
　　广田内阁在1936年（昭和11年）的“二二六事件”之后不久成立。这一事件不仅对“广田外交”，而且对日本的发展方向都有重大的影响。
　　
　　据历史社会学者筒井清忠介绍，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陆军中，有一批九州派阀的将官，代表人物是与组成中枢部门的宇垣（一成）派对抗的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人，另外还有拥护他们的“一夕会”的幕僚集团以及集团下的青年将校团体。在这些人中形成了“皇道派”，陆军大臣荒木（犬养、斋藤内阁）是在与他们的合作下实现的。
　　荒木任命真崎担任参谋次长，并起用山下奉文、小畑敏四郎、铃木率道等人负责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中枢的工作，实行了党派性的人事安排。由于强行的人事安排遭遇反抗，而且由于政治能力不足等原因，荒木最终不得不辞去其职务，而由林铣十郎就任陆军大臣。林铣十郎起用永田铁山任军务局局长，永田与东条英机、武藤章、富永恭次等人形成了“统制派”，他们与“皇道派”的对立越来越尖锐。
　　
　　
　　
　　[※插图]1936年2月，在“二二六事件”中，在东京赤坂山王饭店前边驻守的叛乱军士兵。叛乱军把该饭店作基地，向首相官邸以及其他住宅进行攻击。三天以后，叛乱军被镇压。
　　
　　
　　“皇道派”的青年军官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等人因谋反嫌疑被逮捕（1934年11月），紧接着教育总监真崎被罢免，“皇道派”被逼得走投无路，终于将军务局局长永田暗杀（1935年8月），为了起死回生发动了“二二六事件”。
　　事件以村中和矶部为主导，在他们的领导下，大约1400人的部队攻进了首相官邸等处，杀死了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人。幸免于难的首相冈田启介后来回忆说:“‘二二六事件’正是对陆军干预政治进行打击的最大机会……是个极好的时机。然而，如果违抗军方将会导致更多的流血，这样的恐怖心理却非常强烈起来，只好任由他们变本加厉为所欲为。”（《冈田启介回忆录》，中公文库）
　　
　　面对惨无人道的恐怖主义行为，政治领袖们胆战心惊，彻底丧失了抵抗的能力。
　　事件后，在陆军大臣寺内寿一领导下，由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重点负责，同时，石原莞尔派和武藤章派两个集团也发挥了各自的力量。不久，石原和武藤开始对立，当时有一件事，预示了二人的对立。
　　1936年秋，关东军参谋武藤企图将内蒙古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而发动了绥远事件。时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的石原莞尔赶到满洲，直接指示将事件停下来，而武藤这样反驳道:“我们是把您石原先生在“满洲事变”时的所作所为当做楷模的，没想到竟会受到您的训斥。”带头“下克上”的人受到了“下克上”的报复。
　　
　　趁“卢沟桥事变”之机，扩大派进行阴谋活动
　　
　　1937年（昭和12年）7月7日，中国北京郊外的卢沟桥，一阵清脆的枪声打破了暑热未消的夜空的寂静。正在军事演习的日本军队发射的空弹引来了数发实弹。部队集合之际，又是十数发。8日拂晓，又传来三声枪响。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作出了向中国军队反击的指示。
　　当初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这件事竟会导致日中两国的全面战争。然而，一个个的判断和行动复杂交错，使事态不断扩大。
　　8日拂晓，在天津的支那驻屯军司令部举行了幕僚会议。但据记载，这次会议只“讨论停留在如何处理当前面临的问题上，并不是紧张的会议”。（《战史丛书》）
　　
　　
　　
　　[※插图]日军占领卢沟桥。（新华社稿）
　　
　　
　　那么，陆军中枢有何反应呢？
　　7月8日清晨接到了第一次报告。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对作战课课长武藤章说:“如果现在对支那动手，会出大事，要按照现地解决、不扩大事
　　
　　态的方针执行。”当天傍晚，他向当地部队作出了同样的指示。
　　
　　但是，武藤和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却一起着手准备将内地的三个师团派往当地，这两个陆军士官学校的同期生对事件的扩大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属不扩大派一员的河边虎四郎的回忆广为人知。
　　
　　“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打来电话说:‘出麻烦啦’，可是武藤课长却说:‘愉快的事情发生啦’。一方面想设法平息事件，另一方面又觉得有意思，想火上浇油，当时有这样两种不同的态度。”
　　
　　
　　
　　[※插图]侵华日军攻打南京城。（1937年12月）
　　
　　
　　在提倡不扩大的石原身边，扩大派开始活动了。参谋总长是皇族的闲院宫载仁亲王，今井清次长重病在身。杉山元陆军大臣持积极论，向9日的内阁会议提出了派遣内地师团的提议，但意见很难统一。
　　尽管如此，当地仍在继续努力争取和平解决，7月11日晚8时，在北京签署了现地停战协定。本来事件作为局部纠纷应该就此结束。但是，就在仅仅几个小时之前，东京却把事态大大提升了一步。
　　
　　11日下午，近卫文麿内阁作出了派遣内地三个师团的决定，并发表了政府声明。声明说:“事件是支那方面有计划的武力抗日，这一点毫无疑问。本日的内阁会议作出了重大决议，关于向北部支那派兵，政府一定要作出应有的必要处理。”
　　
　　为什么在这个阶段作出了派兵的决定呢？强硬派的一员、参谋本部支那课课长永津佐比重说:“只要载有军队的日本船只浮在塘沽的海面上，事件就会平静下来。”日本认为日方态度强硬，中国方面就会屈服。
　　石原最后也同意派兵。那么，石原为什么没能压住武藤等人呢？
　　
　　石原本来认为应该优先准备对苏作战，但是，得到中国中央军正在北上的消息，作为作战部长，对薄弱的当地日军的危机，他是不能视而不见的。当河边对主张不扩大战事的石原积极进行动员准备表示“不解其真意”时，石原斥责说:“难道你认为我应该眼睁睁地看着你哥哥（支那驻屯步兵旅旅长河边正三）的部队全军覆灭吗？”
　　武藤等骨干幕僚们的“下克上”风潮的确是因为石原在“满洲事变”时自己埋下了祸根。对于石原的暧昧态度，参谋本部第四部部长下村定在证言中说:“反对是反对，但没有用，只好作出服从的样子。”
　　
　　支那驻屯军7月中占领了北京和天津，8月以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指挥的兵团进攻察哈尔省，将战火扩大到了华北。在上海日中两国军队也发生了冲突。
　　陆军派出了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但遭遇了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于是又派柳川平助中将率领的第十军增援。10月底，
　　
　　中国军队撤退，但当地日军为了抢下攻占首都的头功，却越过军部中央设定的军事分界线，转入追击战。以松井为总指挥官的部队包围南京，中方司令官唐生智脱逃，中国军队全军溃败，12月13日南京失守。
　　
　　在攻占南京的战斗和肃清混乱残兵的扫荡战过程中，杀害俘虏以及对黎民百姓进行掠夺与暴行的情况大量发生。关于被称为“南京大屠杀”的这一事件的牺牲者人数，有的说是20万以上，有的说是十数万，众说纷纭。历史学家秦郁彦经过实际考证，推测为4万左右。
　　
　　军队在攻占南京中的暴行也传到了日本，大本营给松井拍发了要求整肃军纪的电报。有分析指出，因轻视军队补给而向敌人要粮食和为争抢战功而进行的强行军，以及因上海一战而形成的同仇敌忾心理是造成掠夺和暴行的主要原因。
　　秦郁彦在《南京事件》（中公新书）中指出:“军纪崩溃是全军规模的，所以师团长、军司令官一级都负有责任。尤其是最高指挥官松井大将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日中战争中，每当攻下一个主要城市，军部都强调“这是最后的机会”，而要求庞大的预算和兵员，不断使战争陷入泥沼之中。
　　参谋本部认为如果占领下来汉口、广东，就能支配整个中国，然而，实际上却希望渺茫。虽然已经实际占领了北京、上海、南京、徐州、汉口、广州等主要城市，但是仍没有办法使战争结束。派遣到中国的兵力已经扩大到85万人，1941年的军事预算竟然突破了100亿日元。
　　中国的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后，经过武汉，最后迁都重庆，在此坚持抗战，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