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停战的和平，白费周折
1937年（昭和12年）的“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以参谋本部为中心开始了和平工作想阻止战争扩大。人们越来越担忧由于战争的长期化而疏忽了对苏战争的准备。这些和平工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为调停人的“陶德曼调停工作”。
反英情绪根深蒂固的参谋本部考虑到利用德国，1937年10月下旬，通过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向陶德曼大使转达了陆军的意向。德国为了中国市场的稳定和钳制苏联，也希望日中之间尽快实现和平，所以对德国来说这也是见台阶就下。
11月2日，广田外相根据先前决定的“支那事变处理要纲”，向驻日大使狄克逊转达了和谈条件。陶德曼大使了解和谈条件后，访问了蒋介石，向其转达了日方的意向。
和谈条件以承认“满洲国”为前提，要求内蒙古自治和建立华北的非武装地带。蒋介石期待九国条约会议对日本的军事行动采取措施的讨论能取得成果，而拒绝了和谈条件，和平工作一度中断。但是，在日本军进攻南京的强大攻势面前，中国也不得不积极响应和平工作。
任同盟通信上海支局长、曾是近卫首相顾问的松本重治回忆说:
在12月初的会谈中，陶德曼大使劝说道:“中国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战争将会继续下去，将来提出的条件恐怕就不止这些了吧。”对此，蒋介石回答:“日本不可信。但是，我相信这次是德国好意希望调停，所以愿意根据所提的条件进行谈判。”但是蒋介石表示停战的话可以谈，边打边谈的话就免谈，坚持要求停战。
[※插图]作为情报宣传活动的一个环节，日本内阁情报部编辑出版了用来传达日中战争以后国内外动向的画报《写真周报》。
1937年年底占领南京后，日本陶醉在战争胜利的热烈气氛中，和谈的门槛一下子被抬高了。
占领南京的次日，即12月14日，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广田外相发表了一个和平方案，其内容与转达给狄克逊的方案相同。但此方案刚一发表，便立刻遭到了陆军大臣杉山元、内务大臣末次信正等人的强烈反对。近卫首相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会议的结果是，确定了要求正式承认“满洲国”，在支那北部设立特殊政治机构等中国不可能接受的苛刻条件。这样一来，日中两国便失去了和平的机会。
蒋介石拒绝和平谈判，选择了彻底抗战。他在1938年1月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日方提出的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之为愈。”
日方规定的答复期限是1938年（昭和13年）1月15日。当天召开的联络会议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据当时在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的堀场一雄所写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原书房）记载，主张继续谈判的只有参谋次长多田骏一个人，针对其意见，陆军大臣杉山发言说:“期限已到却不回电，足以证明没有和平的诚意”，广田外相也逼问多田:“根据我多年外交官生活的经验，支那方面的回应态度显然是没有和平解决的诚意。参谋次长难道不相信我外务大臣吗？”
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也出面牵制说:“统帅部门不相信外务大臣就是不信任政府。政府只有辞职。”多田含泪抵抗道:“在国家存亡的重大时期，怎么能说政府辞职这种话呢？”但是他的主张被压了下去。第二天（16日），即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帝国政府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广田外相还正式通告德国停止陶德曼调停工作。早在这项工作暂时中断的1937年11月上旬，广田就曾说:“即使德国和意大利居中调停也无济于事。”
在第一次近卫声明发表后，仍尝试进行了很多和平工作，如根据宇垣一成外相的指示从1938年6月开始进行的“宇垣-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长）工作”等，其中最应引起人们注目的，是“汪兆铭工作”。
陆军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主动去接近汪兆铭，而汪兆铭则呼应倡导东亚新秩序的第二次近卫声明，脱离了重庆。1940年3月，汪兆铭在被日本军队占领下的南京建立了新政权。
然而，没有蒋介石的和平工作效果是很有限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刘杰指出:“如果是在中国国内的权力斗争时代，可能会有蒋介石政权与汪兆铭政权的政权更替，但是在日中全面战争开始后，是不可能让已成为对日抗战核心的蒋介石下野的。”
对日本这一时期的“谋略”，中国用“诱降”二字来描述，意思是说发动和平攻势诱导对方降伏。在中方看来，这“是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目的不是真正的和平，不过是占领中国的谋略而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
■ 近卫虽是众望所归，但却缺乏领导能力
1937年（昭和12年）6月4日，日中战争爆发的一个月之前，深孚众望的近卫文麿首次坐上了政权的宝座。“五摄家”指近卫、九条、二条、一条、鹰司五家，是扈从天皇的最高门第的贵族。从中世纪起至1947年华族制度废除止，在日本的政治上和文化上发挥了领导作用。——中文编者注之首的名门出身和45岁年富力强的年龄，带给人们一种希望，似乎他能为“满洲事变”以后由于军部势力抬头而长期混乱的政治打开困局。
然而，结果并非如此，这位众望所归的领袖曾三次领导内阁工作，但均以令人失望的结果而告终。
研究近卫其人，首先必须提到他的论文《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日本及日本人》杂志，1918年12月）近卫在论文中将世界划分成英美的“维持现状”势力和德国等后起的“打破现状”势力，认为“英美的和平主义是利用维持现状之便利者提倡的得过且过的消极主义，与正义人道没有任何关系”，对战败国德国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他还指出，英国正在兴起对他国关闭殖民地门户的议论，如果这样的话，我国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不得不作出打破现状之举”。
近卫首相在日中战争不断升级过程中作出的声明和见解反映了其论文中的“非拥有（havenot）国家”的理论和构想。
[※插图]1937年6月,日本第一届近卫文麿内阁的大臣们在就任仪式后拍摄的集体照片。前排右起第一人是近卫，第二人是外相广田弘毅。一个月后，“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爆发。这届近卫内阁在后来发展为全面战争的日中冲突中，起了重大作用。
“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发生后，近卫内阁在内阁会议上决定派兵。近卫后来回忆说:“不仅是内阁，陆军也标榜不扩大方针，但事与愿违，战事一味地扩大。”近卫相信由“不扩大”发展成为“扩大”，陆军中的“统制派”负有责任，而其契机就是事件后对“皇道派”的清洗。（矢部贞治，《近卫文麿》，光人社ＮＦ文库）
另一方面，在外务省内，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等人反对派兵。但广田外相不接受石射的意见，表示“为了预防万一，这种程度总可以吧”同意派兵。近卫和广田都是被持积极论的陆军省牵着鼻子走。
但是近卫并没有完全与强硬论者唱一个调，因为他在考虑与蒋介石的首脑谈判。他采纳了为不扩大战争而煞费苦心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的意见，准备亲自访问南京，直接与蒋介石谈判。近卫决心“赌上性命立即前往”，但是最终因为担心无法镇住日本的当地军队而作罢。
近卫内阁改变了“不扩大”方针，于1937年8月15日发表了政府声明，它可以说是事实上的战争宣言。声明说:“为了膺惩支那军队之暴戾，以促使南京政府（国民政府）反省，现在要断然采取措施”，语气极为强烈。在此期间，战火也蔓延到了上海。
是陆军大臣杉山向决定发表声明的内阁会议提出了声明的草案。当政党出身的铁道大臣中岛知久平提出“应该彻底打击”的强硬意见后，邮电大臣永井柳太郎也表示赞同。
据书记官长风见章回忆，近卫“这时候也和往常一样，只是默不作声地耐心听着他们发言”。（《近卫内阁》）此声明发表以后，“膺惩暴支”（惩罚罪恶的中国之意）成了一个口号固定下来。
1938年（昭和13年）1月，发表了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近卫自己关闭了对华谈判的窗口。不久后他感到了这种做法的失败，“在必须纠正声明之谬误的思考下”，开始探索与国民政府谈判，于11月发表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
声明第一次明确表示，日中战争的目的是“建设确保东亚永久稳定的新秩序”。这个新秩序意味着对华盛顿体系的“旧秩序”挑战，但它呼吁日满中协力合作，以图对第一次近卫声明进行修正。这所谓东亚新秩序被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所继承。
另一方面，近卫早就对不向他通报军队作战行动的陆军大臣杉山越来越不满，对不积极与军队配合的广田外相也渐渐感到不满。
为了改变局面，1938年5月，近卫果断地对内阁进行了改造。陆军大臣由曾和石原共同发起了“满洲事变”的板垣征四郎就任，外相以不固执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一声明为条件的原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就任。文部大臣起用了“皇道派”的实力人物、原陆军大臣荒木贞夫。
但是，陆军省次官则由日中战争爆发初期就主张强硬论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担任。石原派的板垣与反石原的东条的组合不可能圆满。而且，在对华政策上，希望通过与国民政府对话为事态打开局面的宇垣与企图建立华北分离政权的板垣立场也截然不同。宇垣于9月底辞职。可以说他是“近卫没有见地的轻率的人事安排的牺牲品”。（臼井胜美，《新版日中战争》，中公新书）
近卫渐渐感到力不从心，开始表露出辞意。1939年1月，他终于放弃了政权。
■ 战费骤增，议会默许
面对日中战争的扩大，国会做了些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从政党内阁的退潮进行说明。
“满洲事变”的第二年（1932年），陆、海军革新派的青年军官发动了“五一五事件”，当时的首相犬养毅被击毙。事件发生后，陆军强烈反对继续保持政党内阁，退役的海军大将斋藤实担任了首相。这种由军部和官僚、政党、贵族院组成的举国一致内阁也被下届的冈田启介内阁所继承。但是，天皇机关说问题和“二二六事件”却直接打击了冈田内阁。
天皇机关说以往赋予了国会中心的政治以正当性。但是政友会跟侵犯统帅权问题时候一样，以倒阁为目的而对其进行了抨击。是国会议员自己推动了国会的无能化。
“二二六事件”（1936年）将政党政治再生的萌芽彻底摧毁。斋藤隆夫和滨田国松等政党议员对军部的批判虽然广为人知，但这并不能避免国会的变质。“预算审议更加流于形式化，第七十届国会（1936年12月召开）以后的政府原案几乎都是全会一致通过的”。（粟屋宪太郎，《昭和的政党》，小学馆）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的1937年（昭和12年）7月，第七十一届特别国会召开。作为此事件的经费，政府提出了追加大约1亿日元的预算方案。在众院预算
委员会上，当熊谷直太委员长以“面临重大时机”为由，建议“省略质疑”程序时，全体议员竟然均“没有异议”，民政党、政友会、第一议员俱乐部、社会大众党、第二等候室、东方会各党派团体全会一致通过。会议上午10点21分开始，10点52分结束，仅仅举行了31分钟。
而且，支那驻屯军开始对华北进行总攻击后所提出的追加4亿余日元的预算方案，也只经过一日的审议后便通过了。国会非但没有抑制政府，反而鼓舞了政府。
9月初，第七十二届临时国会召开。由于设了临时军事费特别预算，军事费以加速度膨胀。虽然提出了高达20余亿日元的巨额临时军事预算，但国会却听不到强烈反对的声音。
当时的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国会本日结束。20亿的追加预算也不详细调查就通过了，这样的国会以后恐怕无颜面对国民吧，能预料到这一点的又有几个人呢？结果是宪政在军刀面前屈从了。”
其后的第七十三届国会也应该在议会史上被人们记住。因为在这届国会上，不仅48亿余日元的临时军事预算被通过，而且国家总动员法也获得通过成立。这部法律为了使日本的经济、社会转换为战时体制，把国民生活和全部企业活动的统制权限以空白委任状的形式交予了政府，国会因此而被剥夺了其职能。
积极推进这个法案的是近卫内阁的执政党──无产政党的社会大众党。民政党和政友会起初称法案“违反宪法”而强烈反对，但最后也改变了方针转为赞成。有分析认为是因为慑于因审议迟迟没有进展而发脾气近卫首相解散众议院，创建所谓“革新新党”进行总选举。（古川隆久，《战时议会》，吉川弘文馆）
在这个重要法案的审议过程中，有两个插曲。其一是“住口事件”（1938年3月）。主角是陆军省军务局局员佐藤贤了中佐。佐藤在委员会上喋喋不休地进行说明时，有人奚落喊道:“还是停下来为妥”，佐藤怒喝道:“住口！”
对于象征着军部的横行霸道和国会的软弱无力的这个事件，东京《朝日新闻》的短评是这样评述的:“委员会的质询围绕同一个话题转来转去，委员会开得松松垮垮，机灵的委员都溜出去了不见踪影，在傍晚的这样一个片刻，因为委员的奚落而动怒的佐藤中佐竟然大喝了一声。政府方面严厉斥责委员，实在是国会这个神圣殿堂里前所未闻的。”
还有一个是社会大众党西尾末广（战后任民主社会党委员长）的演说。3月16日西尾在演说中激励近卫首相：“要像墨索里尼那样，像希特勒那样，或者像斯大林那样，大胆地走日本应该走的道路。”结果西尾被提交惩罚委员会，并被除名。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政党中出现了为取得政权而不择手段的倾向。与军部妥协，欲取其欢心的亲军议员也为数不少。结果，国会没有作出诸如否决临时军事费等阻止或抑制战争扩大的决议，轻易地接受了政府是为了“尽快结束事变”的说明，尽管战费仍在急速膨胀，却一味地给予了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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