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章  日美开战

　　
　　
　　■　为实现三国同盟，陆军开始行动
　　
　　第二届近卫文麿内阁成立大约两个月后，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于1940年（昭和15年）9月27日结成了三国同盟。
　　缔结同盟是有来历的。1933年（昭和8年）日本和德国相继退出了国际联盟，为了防范苏联的军事压力和共产国际的“赤化”工作，日德两国于1936年11月签订了防共协定（一年后意大利也加入此协定）。在此防共协定的基础上建立军事同盟的构想从1938年（昭和13年）开始具体化。
　　德国在想些什么呢？当时，德国一直企图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为了阻止英国和苏联的干涉，打算利用日本在亚洲牵制英、苏两国。
　　对德国的提案，陆军的态度非常积极。把对苏战争放在首要位置的陆军对于日中战争迟迟无法结束，浪费了很多弹药和兵力，开始感到焦躁。特别是苏联在远东迅速增强了军备。
　　在这样的形势下，陆军希望德国在苏联的欧洲部分牵制苏联和英国，以便补充对苏军备的薄弱，同时也期待此举能迫使英、苏两国停止对蒋介石政权的军事援助。但是，海军却对此加以阻拦。因为海军担心发展为军事同盟会使与英、美的关系恶化。
　　进入1939年后，陆军省军事课课长岩畔豪雄和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臼井茂树等人连日来聚集在陆军大臣官邸，主张促成与德、意的同盟。然而，无论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怎样强硬地主张缔结同盟，海军大臣米内光政都强烈反对。
　　支持米内的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表现出冷静的判断:“凭日本的国力，不可能在以美国为对手的战争和造舰竞争中取胜。”
　　
　　军务局局长井上成美也警告说:“希特勒把日本人视为缺乏想象力的劣等民族，认为如果作为德国的爪牙来利用的话，倒还聪明伶俐，是有用的国民。”
　　
　　在陆军和海军的这种对立没有得到丝毫消解的情况下，三国同盟问题被近卫内阁移交给了平沼骐一郎内阁（1939年1月成立）。
　　在1939年（昭和14年）8月8日的五大臣会议上，陆军大臣板垣主张，立即缔结三国同盟是“陆军全体的意见”，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听了他的发言后，质问海军大臣米内:“必须设想日、德、意三国有可能以英、法、美、苏四国为对手进行一场战争。我们有把握取胜吗？”米内则干脆地回答:“没有获胜的希望。”
　　
　　然而，板垣和米内的对峙在两个星期后的8月23日轻而易举地收了场。这一天，德国同其与日本共同的假想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在瓜分波兰的问题上与苏联的斯大林握手言和。
　　
　　
　　
　　[※插图]日军士兵正在展示在中国缴获的美国空军未使用的炸弹。此时，日军为暂时的胜利所陶醉。（1942年前后拍摄）
　　
　　
　　日本军队这时候在中蒙边境发生的诺门坎事件中败给了苏联军队。7月下旬，美国通告日本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8月28日，平沼首相发表“欧洲的情势复杂离奇”的声明，然后内阁总辞职。
　　三国同盟因此而暂成悬案。
　　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英、法两国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阿部信行内阁声明不介入欧洲战争，使得企图通过日德合作为日中战争打开局面的陆军也不得不转换方针。
　　原大本营陆军参谋种村佐孝在1940年3月底的日志中写道:“作为参谋本部……主要是全力以赴处理事变”，“陆军省方面气势汹汹恨不得立即开始撤兵”（《大本营机密日志》，钻石出版社），如果年内不能解决日中战争，1941年起开始自发地从中国撤退的方针已经确定下来。
　　然而实际上，这不仅遭到当地派遣军队的强烈反对，而且也遭到陆军次官阿南惟几等人的反对。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无疑都是日中战争的一个巨大转换点。
　　
　　
　　■　利用德军闪电攻击的机会
　　
　　1940年（昭和15年），曾一度破灭的日德意同盟死灰复燃，而其最大的原因就是德国的闪电攻击。
　　1940年6月14日德军攻陷巴黎，进而伺机登陆英国本土。法国诞生了亲德的维希政权，荷兰政府流亡伦敦，把东南亚作为殖民地的欧洲列强纷纷向德国投降。
　　欧洲形势的这种剧烈变化使日本产生了新的念头。荷属东印度（简称荷印，现在的印度尼西亚）是一大产油地带，如果能将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搞到手，日本就可以不再依靠英美供应能源等资源。日本的想法是，既不能将这个列强的殖民地置于德国的统治之下，也不能让它落入对日本施加强大经济压力的美、英的势力范围。
　　南部印度支那方面军副参谋长佐藤贤了当时曾这样说:“希特勒提倡的建立世界新秩序将急速发展……日本若是总陷在支那事变（日中战争）中，德国马上就会进军东亚，将英国、法国、荷兰的属地控制在手中，到时候就轮不到日本出头了。所以，在此之际，日本必须尽快进军南方。”（鸟巢建之助，《日本海军失败研究》，文春文库）
　　
　　受进军南方即南进论蛊惑的还不仅仅是陆军。德国占领荷兰的1940年5月10日，海军军令部作战课课长中泽佑在业务日志中写道:“第四舰队针对在荷印发生的侵犯中立，为紧急派兵作好出动准备。”次日，即11日，军令部开始进行“日本军占领荷印的油田地带，英、美两国参战”这种假想作战的图上演习。
　　当时是米内内阁（1940年1月成立）执政。米内对三国同盟持慎重态度。正因为这样，他受到了天皇周围不喜欢与德国合作的人的拥戴。
　　而陆军则开始了对米内内阁的倒阁行动。7月，陆军迫使陆军大臣畑俊六单独提出了辞呈。畑俊六的日记（7月4日）中有这样的记述: 泽田茂参谋次长来此，出示了“总长宫殿下（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的盖章”，逼我决定去留。米内内阁瓦解后，近卫再次登场。
　　7月18日，军务局局长武藤章造访近卫原首相的私邸，出示了一份文件，内容是“重新研究关于不介入欧洲战争的方针，同时与赞成我国国是的国家合作”。他承诺以“新内阁”理解此内容为前提，给予其“完全协助”。
　　这一时期，陆军以军事课课长岩畔、同课高级课员西浦进等人为核心，正在着手起草“适应世界情势演变的时局处理要纲”。这份将由第二届近卫内阁正式决定（7月27日）的文件在文件开头提出“促进支那事变的解决，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并列举了武力南进的具体情况，在外交方面，还提出“加强与德、意的政治上的联合，谋求对苏邦交的飞跃性调整”。另外，要纲的说明中还写道:“也许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对美开战的情况，需要充分地准备对美战争。”
　　
　　然而，当时的泽田参谋次长在回忆录中写道: 虽然这个要纲“对预期的与美交战有所论证，但是真的认真考虑对美战争的人，恐怕一个都没有”。并指出其真正意义是呼应德国的对英攻击而进攻新加坡，不给美国参战的机会。日本认为即使攻击英国属地美国也不会介入。
　　当时的政策决定过程是这样的，例如，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各课拟订出方案，经部长会议以及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局、部长联席会议审议后，作为陆军方案成立。然后召开海军和外务省之间的有关局、部长联席会议等，经调整达成协议后才提交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为使政府与军部协作而设置的协商体。出席人员包括首相、外相、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海军大臣、军令部总长。担任干事的内阁书记官长和陆海军的军务局局长也列席。重要情况下天皇出席，此时称为御前会议。自1937年11月起随时召开，陆续决定了很多“国策”。第二届近卫内阁以后，曾一度改称“联络恳谈会”，但出席人员相同，后来重新改回“联络会议”的名称。东条内阁重新研究日美开战的方针之际，大藏大臣、参谋次长、军令部次长也曾出席。。（波多野澄雄，《幕僚们的珍珠湾》，朝日选书）
　　
　　在以军队官僚为主导的政策决定体系中，最初拟订方案的精英，即骨干幕僚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时局处理要纲也不例外，经过这样的程序，由军队官僚“打造”的“利用有利时机对南方行使武力”方案在陆军和海军各自任意理解，匆匆被实施。
　　
　　
　　■　陆、海军中的亲德派成为主流
　　
　　使日本不惜一切地走上日德意三国同盟之路的原因之一，是从明治时期起陆军中就存在的亲德感情。德国在普法战争（1870年－1871年）中获胜，受此影响，日本的军事系统从法国式改成了德国式，亲德感情那时候即开始萌发。未来的陆军高级军官，即陆军大学的毕业生中，出类拔萃者大多去德国留学，昭和时期陆军的骨干中很多都是德国留学的。东条英机也曾经留学德国。但有美国、英国生活经历的陆军官僚并不多。
　　德国的军事领导人鲁登道夫是一个对陆军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他提倡国家总体战的重要性，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战争是国民生存意志的最高表现。因此，政治是应该为指导战争服务的”这样一种主张。
　　另一方面，海军则是日本自明治时期以来，以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海军为榜样，在英国的帮助下创建的。亲英美派长期占据海军主流，在一定时期之前与陆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是，由于在华盛顿裁军会议（1921年－1922年）和伦敦裁军会议（1930年）上，围绕着限制海军的主力舰吨位问题，日本受到英美的竭力打压，军令部内石川信吾参谋等人对英、美的不信任感日益加重。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坚层以下军官中亲德派开始抬头。
　　亲德派的核心仍然是留学德国的人。海军有个传统，海军军校的“班级尖子”送到华盛顿学习，而优秀的造舰士官送到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大学去留学。但日英同盟废除后，去格林尼治留学之路被堵死。
　　而且目睹德国U型潜水艇威胁英、美海上交通路线的高超的技术力量，海军亲德派的德国一边倒已成定局。回顾1940年（昭和15年）9月时的情况，军令部第一（作战）部第一课课员神重德、军务局第一课课员柴胜男等从事具体工作的人都是亲德派。
　　伏见宫博恭王也曾经留学德国，在日本向德国一边倒时期，他担任海军军令部总长（1933年10月－1941年4月），后来首脑人选要经过伏见宫的同意成了潜规则，可见他是颇有影响力的。
　　
　　
　　■　只有构想无力实行的松冈外交
　　
　　
　　[※插图]从日中战争到三国同盟的经过

　　推动“三国同盟”的日本外交的主角是松冈洋右。现在来研究一下松冈外交。
　　松冈作为全权代表退出国际联盟（1933年）的时候作了一番精彩的表演后，于1935年（昭和10年）就任南满洲铁道总裁。
　　
　　强烈希望松冈担任外相的，是1940年7月22日第二次组阁的近卫文麿。对此人事任命，“木户及近卫周围的其他人大多反对，天皇也反复劝近卫多加考虑”。（冈义武，《近卫文麿》，岩波新书）
　　
　　有分析认为，近卫之所以坚持任命松冈，是因为在《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的论文中自己所阐述的“国际秩序构想”与松冈的外交政策在国际感觉上存在着共同点。
　　敕令下达后的7月19日，近卫在私邸“荻外庄”召见松冈以及拟分别就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的东条英机和吉田善吾，协商加强日德意轴心关系。松冈在8月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并明确表示共荣圈包括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同一日，松冈向德国驻日大使奥特探询加强日德合作问题。
　　松冈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松冈的构想不仅是凭借日德意三国的同盟“对抗美国在东亚的压力”，而且对在东西两端“建立新秩序日德之间相互给予承认”。为了使这一构想实际发挥作用，需要对安全构成威胁的苏联给予理解，他认为能够从中斡旋的就是德国。（三轮公忠，《松冈洋右》，中公新书）
　　
　　松冈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开展外交的。
　　他曾对秘书官加濑俊一充满自信地说:“除了凭借三国同盟打开局面外别无方策。但是最终目的是调整日美关系。你就等着看吧。”
　　
　　另外，松冈还对其心腹、外务省顾问斋藤良卫说:“眼前的真正对手并非德国，而是苏联。与德国握手不过是为了便于与苏联握手……如果把德国、苏联都变成朋友，什么美国、英国都不会再考虑与日本开战。”
　　
　　松冈打算通过实现日、德、意、苏四国协商，与英美取得力量平衡并与其对峙，扭转日美关系。对松冈来说，三国同盟是实现日美绥靖的手段。
　　松冈加紧进行缔结同盟的谈判，并于1940年（昭和15年）9月27日正式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其内容是，日本与德、意彼此承认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和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并规定三国中任何一国受到现在未参战国的攻击时，相互给予援助。事实上这是一个针对美国的军事同盟。
　　海军反应如何呢？在缔结同盟之前的海军首脑会议上，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以“无法承担导致内阁垮台的责任”为由而赞成，军令部总长伏见宫也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是没有办法的。”（半藤一利，《实录：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PHP文库）可见海军已经不再反对。
　　昭和天皇曾问前来晋谒的近卫首相:“可能会陷入极大的困境和黑暗之中。你有这种准备吗？”表示了对前途的忧虑。（《冈田启介回忆录》，中公文库）
　　
　　在9月19日的御前会议上，当枢密院议长原嘉道对美国的态度表示担心时，松冈一个劲地反驳，还说:“它（美国）或许越来越强硬，那样局势会更加险恶；它或许冷静反省，可能性各占一半。”松冈的外交就是建筑在这样危险赌博的基础上。果然，9月26日，美国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日本为制造武器而大量采购的废钢铁。
　　事到如今，松冈构想能否实现就看与苏联的邦交调整结果了。1941年（昭和16年）春，松冈踏上了历访欧洲之旅。顺访莫斯科后，他在柏林和罗马分别会见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松冈预感德苏战争已经迫近，但他又重访莫斯科，与斯大林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4月13日）。

　　两个月后的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松冈战略的前提——日德苏协作遂成泡影，松冈构想轻易地破灭了。由此奠定了英、美、苏与日、德、意的对决构图。结果，中立条约“无论是从迫使日本与英、美作战的苏联的大战略来看，还是从与德国的关系处于紧迫状态来看，都是苏联的巨大成功”。（冈崎久彦，《重光、东乡及其时代》，PHP文库）松冈还深入参与了此后的日美谈判以及“南进、北进”的议论。
　　
　　
　　■　“盲信”德国的大岛电报
　　
　　关于三国同盟，近卫文麿后来写道，平沼内阁时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如果是德国的第一次背叛，那么“缔结了三国同盟却无视我国的劝告而与苏联开战，可以说是第二次背叛行为”。（《丧失的政治》，朝日新闻社）日本为什么会这样接二连三地遭到背叛呢？
　　在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的8天之前，即1940年（昭和15年）7月14日，陆军的参谋次长泽田茂这样向天皇上奏了对欧战的预想:
　　
　　“德国的对英攻击最晚在7月底8月初，即一个月或两个半月后将开始。其结果，估计会使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巨大的改变。”
　　
　　受德国的闪电作战蛊惑，坚信英国也肯定被打败，因而作出了致命的错误判断。
　　希特勒7月2日发出命令，先用航空兵力攻击英国后进行登陆作战，但是遭到了英国空军的殊死抵抗，屡次延期英国本土登陆作战。德国决定登陆作战无限期延期是在缔结同盟的10天前。
　　
　　
　　[※插图]骑着“白雪”战马、身穿大元帅军服的昭和天皇，在皇纪2600年特别阅兵式上阅兵。（1940年于代代木练兵场）
　　
　　
　　其实早在7月底的阶段，希特勒就已不再固执地坚持英国本土登陆，而开始考虑对苏开战。据熟悉纳粹外交史的成城大学教授田嶋信雄介绍，希特勒认为英国之所以不屈服，是因为英国在等待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背弃该条约。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应该先搞垮苏联。日本在早期也没有掌握这一点。
　　柏林是当时日本在欧洲的情报集聚地，在那里有一个极端的亲德人物，他就是陆军出身的大岛浩。大岛自幼年时期就接受德语英才教育，1934年作为驻德武官前往柏林赴任，1938年靠着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支持晋升为大使之后，他无视外务省的训令，积极地推进三国同盟的谈判。
　　虽然受《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影响他曾一度离开大使职位，但是松冈就任外相后，他立刻官复原职重任驻德大使。参谋本部的情报部参谋堀荣三曾写道:“大岛大使打来电报说‘（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如此向本职进行了说明’，其内容已无可置疑是有绝对可靠性的了。”（《大本营参谋的情报战记》，文春文库）
　　
　　然而，在陆军中也有对形势作出了冷静分析的人。9月中旬，辰巳荣一少将、仲野好雄中佐等人从伦敦拍来电报:“德军攻占英国本土不说不可能，但也极为困难。”可是情报部却在给辰巳的回电中写道:“请勿给东京发怯弱的电报。”
　　
　　德国断然与苏联开战时，大岛在给东京的电报中写道:“此次作战大概四周即会结束，这并非什么战争，而应视为一项警察措施。”
　　
　　下面是1941年11月11日的大岛电文:“可以说莫斯科早就气数已尽，这样，德国可能按计划在严冬到来之前给苏军以歼灭性的打击，使苏联陷于无法恢复的状态……”然而，莫斯科落入德军之手的日子始终没有到来。
　　日本的军事、外交战略就常常根据这样的大岛电文来决定。参谋本部欧美课课员杉田一次这样写道:“松冈外务大臣以及陆、海、外务各省的亲德派盲目相信德国的胜利，将日本的命运托付给了希特勒。”（《没有情报的战争指导》，原书房）
　　
　　
　　■　模仿纳粹的大政翼赞会
　　
　　早在昭和初期就出现了要求“革新”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和外交政策的动向，进入1940年后这种倾向日趋激烈。近卫的亲信有马赖宁、风见章等人致力于建立“近卫新党”，近卫于6月24日发表了“拜辞枢密院议长，愿为建立新体制奉献绵薄之力”的声明。
　　陆军也对近卫的新体制运动满怀期望，认为德国飞跃发展的根源在于纳粹的一党独裁体制，日本也需要实行纳粹那样的一国一党制，在全国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

　　
　　[※插图]1940年10月,近卫文麿首相带头祝贺大政翼赞会成立。大政翼赞会是由政府控制的加强战争体制的组织。

　　社会大众党首先解散加入新体制运动，之后，政友会、民政党等老牌政党也相继解散。1940年（昭和15年）10月，以近卫首相为总裁的大政翼赞会成立。
　　
　　外务官僚也提倡推进“皇道外交”。革新派的领导人、担任驻意大利大使的白鸟敏夫在德国闪电攻击开始前的1939年（昭和14年）岁末宣传说:“不满凡尔赛体制的日、德、意、苏四大国立即团结起来，与维持现状国家保持对等的地位。”（《欧洲的新形势和日本的立场》，《中央公论》，1939年12月号）
　　
　　“满洲事变”后进入外务省的年轻外务官僚们尤其热烈支持白鸟，牛场信彦（战后任驻美大使）等年轻人的集团还写了呼吁白鸟就任外相的联名信等。
　　国民也狂热地欢迎近卫再任首相。各家报纸唯恐“错过这班公共汽车”，纷纷表示支持新体制运动，促进缔结三国同盟。《读卖新闻》向近卫内阁提出要求“以往半自由主义的不彻底的想法和方法是不行的”。三国同盟缔结当天的《朝日新闻》上写道:“‘划时代的誓约’今天终于达成，万众举杯，山呼万岁。”
　　
　　被迫宣布内阁总辞职的米内当时在给熟人的信中写道:“魔鬼般的历史在人们的脑海里显现出几千个幻景……使时代的政客跳起疯狂的舞蹈。”所谓“时代的政客”指的就是近卫和松冈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