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为“饥饿”之岛的瓜达尔卡纳尔
　　
　　位于澳大利亚大陆东北的所罗门群岛东端有一座密林小岛瓜达尔卡纳尔（瓜岛），日本海军1942年（昭和17年）7月在岛上登陆，并开始建设飞机场。当时向岛上输送了大约2600人的修建队和240名守备队员。
　　海军为了攻占东部新几内亚的澳大利亚军队的据点莫尔兹比港基地而切断美国对澳大利亚的物资和兵员运输，想将瓜达尔卡纳尔岛作为前线基地。
　　对此，美国方面制订了攻打位于新不列颠岛的日本海军最大的航空基地腊包尔的作战方案，首先考虑的就是攻击瓜达尔卡纳尔。美方得到了岛上合作者的情报，早就对日军的行动了如指掌。
　　8月7日，美军海军陆战队一口气投入了大大超过1万人的兵力，转眼间便占领了瓜岛，并夺下了飞机场。所谓海军陆战队是从海上登陆岛屿，专门进行“水陆两栖作战”攻击的部队。
　　接到犹如“晴天霹雳”的美军登陆的通报，腊包尔基地的航空部队进行了反击。但是基地距瓜达尔卡纳尔岛1000公里之遥，考虑到零式战机返程的燃料问题，在瓜岛上空只能续航15分钟左右，因此没能击退美军。围绕着夺回瓜岛展开的大约6个月的攻防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当时的陆军在接到海军有关“美军登陆”的联络之前，既不知道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名字，也不知道海军在该岛上建了飞机场。大本营预测美军开始反攻最早也要到1943年中期以后，完全没有想到美军会这么快开始大反攻。
　　海军提出派兵要求后，陆军没有进行充分研究就应允了。这一方面是出于对海军不能见死不救的“情”，另一方面是基于对美军的战力是“侦察登陆”的判断。
　　参谋总长杉山元向一木清直大佐率领的一木支队发出了夺回瓜达尔卡纳尔的命令。这支部队以步兵第二十八联队为骨干，是一支仅有大约2400人的精锐部队。
　　
　　1942年8月18日，一木支队900人的先遣队以步枪和手榴弹的武器装备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但是，敌不过美军自动步枪、机关枪和坦克的攻击，几乎全军覆没。
　　
　　
　　
　　[※插图]1942年8月，美国陆军海战队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此刻，参谋本部为了让画家绘制题为“大东亚战争前夜”的画，正在参谋总长室留影纪念，没有丝毫紧张的气氛。
　　
　　一木支队败北之后，川口清健少将的川口支队登陆，于9月12日、13日向飞机场发动了夜袭，但以失败告终。一场激烈的战斗在俯瞰着飞机跑道的穆卡德高地展开，使这个高地留下了“血染的山冈”的别称。美军在密林中到处布下扩音器，搜集日军说话的声音，掌握了日军的动向。在陆地战的情报战方面，日军也同样遭到了失败。
　　
　　10月24日，丸山政男中将率领的第二师团的总攻击也和川口支队一样没有成功。帝国陆军常胜不败的神话彻底崩溃，“兵力的逐次投入”带来的却是惨败的结果。
　　在所罗门海域，反复地进行了日本海军与美澳联合舰队的激烈海战。
　　美军刚刚在瓜岛登陆后，三川军一中将率领的第八舰队就立即开始反击，经过夜袭，击沉了4艘巡洋舰等舰只（第一次所罗门海战），但是没有对停泊地的运输船队进行攻击就收兵了。有分析认为，如果这时候把运输船队也一起击沉，“以后那番恶战的情况大概会完全不同”。（佐藤贤了，《大东亚战争回顾录》，德间书店）
　　
　　在此后的海战中，美军首次使用了雷达来对抗擅长夜战的日军。日美两军的航空母舰、战列舰、驱逐舰等都有巨大的损伤，这一带海域后来被称为“铁底海峡”。
　　美军凭借设在瓜岛上的飞机场掌握了制空权，对前往瓜岛的日本运输船队发起空袭，击沉了很多船舶。11月中旬以后，武器和粮食已经无法在瓜岛上卸货。密林中的日军不仅要面对疟疾等疾病，还要与饥饿展开搏斗。瓜岛真的成了“饥饿”之岛。
　　大本营的首脑阵营并不充分了解这种惨状。当时成为焦点的，是安排运送援兵和粮食的船舶的问题。参谋本部向陆军省提出希望加征船舶，但是陆军省认为“加征作战用船舶就意味着削减民用船舶”，而给予了严厉拒绝。其理由是，如果按照其要求加征船舶，那么，将占领南方获得的资源运向日本的船舶必然就会不足。
　　1942年除夕，大本营作出了从瓜达尔卡纳尔撤退的决定。1943年（昭和18年）2月，陆海军部队互相配合，完成了撤退。大本营发表战报却说，在瓜岛作战中的部队“达到了作战目的，于2月上旬撤出该岛，已向其他地方转移。”夺回瓜岛的目的根本没有达到，这是用“转移”一词来掩盖“退却”的事实。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太平洋战争综合报告书》中这样写道:“日本军队使用分散兵力四面出击的拙策，将其精锐的航空母舰航空队的全部和优秀的陆军航空部队的一部分消耗殆尽。其严重影响累及到了以后的全部作战。战争的主导权已无可置疑地转移到了拥有极大生产力的美国手中。”
　　
　　根据《战史丛书》等记载，在瓜达尔卡纳尔的战役中，日本有2362名飞行员战死。登陆的3万多名日军中，大约有2万人丧命，其中占七成以上的1��5万人左右是死于饥饿和疟疾等疾病。
　　
　　
　　■　无援的孤岛，接连不断的“玉碎”，“战阵训”的咒语束缚
　　
　　
　　首次使用“玉碎”一词的悲剧就发生在阿图岛，它是美属阿留申群岛西端的在阿图岛登陆的日本军。
　　严寒地区，山岳地带夏季也是一片冰天雪地。
　　
　　作为中途岛作战的一个环节，日军于1942年（昭和17年）6月占领了该岛，并开始在岛上修建飞机场。日军是打算以此为其防卫据点，对美军从北方发起的攻击进行监视。
　　美军意欲夺回该岛，于1943年5月12日开始登陆作战，投入了大约1.1万人的步兵，而日本军队却只有大约2600人。
　　尽管接到了美军登陆的通报，但是日本没有能够派出增援部队。由于美军的舰炮射击和轰炸机的攻击封锁，海上运输已经极为困难，而且燃料储备也不足，结果只好放弃了救援。
　　5月23日，北方军司令官樋口季一郎发出电令，要求:“一定要想方设法力图歼灭敌人，到了最后关头，望作好准备勇敢地舍身‘玉碎’，以发挥帝国军人精神之精华。”率领着如同被抛弃的守备队的山崎保代大佐，最后在回电中说:“已下决心绝不受生擒为俘虏之辱。”
　　
　　突击作战前，“命令野战医院的伤病员，轻伤者自己自行处理，重伤者由军医处理”（《战史丛书》），留下了记载着这样内容的电报。日本兵大声喊叫着一往无前地猛冲，当他们意识到抵抗已没有任何意义时，选择了用手榴弹将自己炸死。
　　昭和天皇命令杉山参谋总长: 给山崎部队“打电报，他们英勇奋战到最后一刻，我感到非常欣慰”。当杉山告诉天皇通讯器材已经被破坏时，据说天皇说：“收不到也不要紧，一定要发出去。”
　　
　　日本兵为了不当俘虏，冒死猛冲敌阵，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插图]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左）。
　　
　　
　　1941年（昭和16年）1月8日，陆军大臣东条传达了宣扬军人应该遵守的道德和战场上的规诫的“战阵训”。其中“惜名”一项的内容是，“知耻者强。要常想乡党家门之颜面，愈加奋勉以不辜负其期待。勿受生擒为俘虏之辱，勿死而留下罪祸之污名”，禁止军人当俘虏。
　　
　　报道阿图岛“玉碎”消息的5月31日的《读卖报知》登载了制订“战阵训”的所谓有功之臣、总体战学会会长、预备役陆军少将中柴末纯的谈话。“活生生的战阵训历历在目。我们要把战阵训牢记在心中，不能让阿图岛二千几百个英魂白白死掉。”
　　
　　历史学家保阪正康指出，美国在进行士兵教育过程中，对当俘虏是认可的，认为可以分散敌人的精力，而“玉碎”则是与此完全迥异的行为。“在自我陶醉的气氛和赞赏某种审美观的风潮中，这种极不合理的军事行为被正当化了。（《文艺春秋》，2006年6月号）
　　
　　此后，战局进一步恶化，日军在中部太平洋的塞班岛、提尼安岛、关岛、硫磺岛等地接连“玉碎”。1944年6月15日，美军在曾由日本受权托管的塞班岛登陆。日军被迫退到了岛的北部，最后大本营决定放弃此岛。7月6日，总指挥官南云忠一海军中将和第四十三师团长斋藤义次陆军中将等人自杀，剩下的士兵们于第二天即7日，在进行了最后的总攻击后全体“玉碎”。
　　而且，不单单是军人，随着战线的向北推进，许多避难的侨民从岛上北端的悬崖（当地人称为“万岁崖”）等地投海自尽。根据推算，在大约2万名侨民中有8000到1万人死亡。
　　曾在盟军总司令部工作过的原美国驻那霸总领事奥利奇· 施特劳斯在其著书中这样写道:“‘战阵训’要求国民对国家的无止境的奉献和被美化的死”，“这种死不能单纯用命运来概括，而是日本政府所追求的大义的终结点。”（《战阵训的咒语束缚》，中央公论新社）
　　
　　美军有一定间隔地占领了一部分岛屿，采取的所谓“跳岛战术”，是以某个岛为基地，在战斗机的行动半径范围内再占领另一个岛，以便确保制空空域。而“日本竟在大大小小的25个岛屿上配置了守备队，其中美军登陆占领的仅有8个岛，对剩下的17个岛则置之不理。在这8个岛上‘玉碎’的人数达到11��6万人，被弃置在孤岛上的人数达16万人，其中近4万人不是因为与美军作战，而是因为饥饿和营养失调、热带疾病而丧命”。（堀荣三，《大本营参谋的情报战记》，文春文库）
　　
　　
　　■　陆海军对立，以致不能统制
　　
　　在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的作战失败，战局进一步恶化后，东条内阁的战争指导体制开始大大地动摇了。在瓜达尔卡纳尔作战败势已明的1942年（昭和17年）12月下旬，陆海两军作战课的幕僚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没有弹药和粮食，战争怎么可能取胜？海军麻痹大意给了敌人可乘之机，连累了陆军，这才是败局的起因。”“陆军第二师团把兵力投入到那样的密林中，这难道不是导致失败的原因吗？”
　　
　　不能及时作出撤退的判断，要导致更多的人被饿死，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陆海军双方在瓜达尔卡纳尔的战败问题上，却企图把责任推给对方。
　　本来，海军的战略是以对美战争为主轴，而陆军则将主力布置在中国大陆，重视对重庆的蒋介石政权进行攻击，两军在基本战略上的分歧是不能否认的。
　　阿图岛“玉碎”后，昭和天皇曾向侍从武官长表示忧虑说:“陆海军之间果真能够推心置腹地进行磋商吗？”
　　
　　美军的陆海军之间并不是不存在对立，但是，在陆海两军参谋机构的上层有参谋长联席会议，最后是由陆海军最高司令官即总统作出判断。
　　
　　日本是由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分别制订各自的作战计划进行指导。大本营虽然对陆海两军进行协调，但在很多情况下仍无法消除对立。结果，“当两军无法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时，只有天皇才能够作出最后裁断。然而，天皇对各个具体问题并不主动积极地行使指挥、调整权……实际上，陆海军在作战上的配合以及开展统一作战都是极为困难的。”（户部良一等，《失败的本质》，中公文库）
　　
　　而且，根据明治宪法，有关作战、用兵的“统帅”是与政府组织独立的。作为“统帅”机关的参谋本部和军令部，没有让首相以及政府方面参与用兵和作战。
　　军令部甚至对东条首相也隐瞒了中途岛海战的实际情况。直到一个多月以后，东条才得到中途岛海战失败的消息。
　　统帅权的独立也使参谋们越来越嚣张。1942年12月6日深夜，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在首相官邸直接向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要求加征夺回瓜达尔卡纳尔所需要的船舶。当东条不同意此要求时，田中竟冲着首相大声怒骂“浑账！”
　　
　　由于美军采取“跳岛战术”，使日军始终处于守势，东条对这样的战局深感焦虑。1943年9月推出的“绝对国防圈”1943年9月在御前会议上决定的作战指导方针，在进行战争中必须绝对确保的区域。规定此区域“包括千岛、小笠原、内南洋（中、西部）、西部新几内亚、巽他、缅甸”。内南洋指赤道以北的南洋群岛。构想，就有将被扩大的战线缩小，为进行反击而充实战力的目的。但在对此的解释上，陆海军之间也出现了分歧。
　　1944年（昭和19年）2月，东条作出了撤销杉山参谋总长之职务而自己兼任之举。东条已经对“统帅”战而无胜又不传达情报，积累了严重的不信任。杉山拉出德国的希特勒作为例子进行反对，指责东条将政务和统帅混为一谈，妨碍统帅。但是，东条厉言反驳道:“不要把我和希特勒相提并论，他是士兵出身，我可是大将，知道该怎么做。”
　　
　　陆军大臣兼任执掌统帅责任的参谋总长，这是违反建军以来的规则的。对此，天皇也询问木户幸一内大臣“这不违反统帅权独立的宪法章程吗？”要求重新予以考虑。东条甚至还想让海军大臣嶋田繁一郎也兼任军令部总长。
　　最后，东条的尝试没有成功。曾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的服部卓四郎战后总结道:“比起其有利之处，过大的权力和事务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造成的弊害（多疑和不满、嫉妒和压抑感、措施的无序和不完备）要多得多。”（《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
　　
　　战后，东条曾向原外相重光葵谈起对日本战败的感想，他认为“根本原因是没有统一管理。应该掌握一国之命运的总理大臣却无权参与军队的统制这样的国体，不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　大东亚会议召开，远不能建立“共荣圈”
　　
　　战局的主导权已逐渐转移到美国手中，1943年（昭和18年）4月18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战死。在日本的劣势已经有目共睹的形势下，东条首相所采取的措施是将造反的萌芽从占领地区连根拔除。
　　山本死去两天后的4月20日，东条起用重光葵担任新外相，将他作为对军部进行后方支援的战时外交的核心人物。
　　围绕着占领地区的行政问题，东乡茂德与东条发生了对立，早在1942年9月就辞去了外相职务。东条打算设置“大东亚省”，统一管理与南方占领地区以及满洲和中国等有关的所有问题，而东乡则强烈反对，认为“外政应交外务省统一管理”、“不要伤害东亚诸国的自尊心，被人怀疑是‘殖民省’”。但他的反对没起到任何作用。
　　重光就任外相职务之前担任驻华大使，对于参加了对美英战争的南京政府，他采取了修改不平等的日华基本条约，容忍一定主权的等所谓“对支那新政策”。
　　
　　
　　[※插图]1943年11月，日本领导人和来自印度（地方政府）、泰国、缅甸、菲律宾（第二共和国）等亚洲国家的代表，参加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东条政府企图通过这次会议取得邻近国家对新政策的支持。
　　
　　重光外相的主张重点是“民族自决”和“非殖民地化”，难免带有否定军政的因素。那么，为什么东条会看好重光呢？
　　重光认为“坚持平等均衡的原则，即便事实上帝国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指导者，在表面上也不表现出来，这才是上策”。他是想通过对亚洲各国淡化日本的优越地位，在形式上给予各国对等的待遇，诱使各国对大东亚共荣圈和战争给予配合。在这一点上，东条与重光是一致的。
　　1943年5月31日，《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通过。根据这个大纲的精神，日本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如承认了缅甸和菲律宾的独立，承认了以钱德拉·鲍斯为首领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与汪兆铭政权缔结了《日华同盟条约》等。
　　为了宣传这一新政策，1943年11月5日，在东京召开了“大东亚会议”。“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兆铭、泰国的代理总理旺·外塔亚孔亲王、“满洲国”总理张景惠、菲律宾总统何塞·劳雷尔、缅甸总理乌·巴莫，以及印度首领钱德拉·鲍斯都出席了会议。东条亲临接待各国首脑的第一线进行指挥。
　　会议通过了《大东亚共同宣言》，该宣言的前言说:“美、英对大东亚进行了贪婪的侵略和剥削，最终企图从根本上颠覆大东亚的稳定……大东亚各国应相互合作，完成大东亚战争”，号召各国对战争积极配合。宣言的正文提出了“基于道义的共存共荣”、“尊重自主独立”等五项原则。
　　然而这一时期，日本已经接连发生“玉碎”，1943年9月内阁会议已决定开始让“学生上阵”。对这个夕阳西下的帝国主持召开的大东亚会议，各国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缅甸总理巴莫在发言中说:“我第一次在现实中而不是梦中听到了亚洲的召唤”，流露了反英美的态度。菲律宾总统劳雷尔则带牵制性地说:“建立共荣圈不是仅仅为了日本帝国的利益。”泰国总理銮披汶认为会给人留下“屈服于日本”的印象，因而拒绝参加会议，出席会议的是代理总理。
　　在1942年4月的翼赞选举中非推荐当选的斋藤隆夫对大东亚会议进行了批判，他说:“宣传什么本国的战争目的是正义的，他国的战争目的是非正义的，所以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自己，没有任何人会真的相信……”
　　
　　关于大东亚宣言，英国的外交史研究家伊恩·尼什指出：“对大多数亚洲人而言，宣言是一篇非现实的宣传，所以只有空洞的回响。他们根本不相信日本会把他们当做对等的合作者来对待。”（《两战之间的日本外交》，密涅瓦书房）